1939年9月上旬，战争爆发了。有人说伦敦会遭到重点轰炸，所以政府强烈要求父母将孩子转移到比较安全的乡村地带。马克尔比我大5岁，他一直在我们家附近的一所走读学校上学。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那个学校的助理教员决定在巴拉德菲尔德的小村子里重建他们的学校。让这么小的孩子离家到一所临时寄宿学校上学，我父母非常担心。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那时我才6岁。但是父母认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能够让他们聊以自慰的是，我还能和马克尔在一起。
撤离可能很有用--后来证明，对成百上千个家庭来说，撤离确实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临时学校和原来的学校没法相提并论。食物短缺，只能定额分配，而且我们从家里带来的食物被女舍监抢光了。我们得以果腹的就只剩下甘蓝和一种用来喂牛的甜菜，还有味道恶心的蒸布丁。时隔60年的今天，我再次回忆起它那令人作呕和窒息的气味，仍然感到反胃。学校生活悲惨而且孤苦，我们都感觉被自己的家庭抛弃了，被遗弃在这个破旧不堪的地方，真不知道我们曾做过什么坏事才有这种报应。
校长是个权力狂。马克尔说校长曾经有过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他在伦敦当老师的时候人还不错，并且长得也很帅气，但是在巴拉德菲尔德，自从接管了学校以后，他几乎变成了一个怪物。他很严厉也很变态，几乎每天都要把我们打个遍，这件事情在他看来非常有趣。“任性的表现”更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有时我就想，我是不是他惩罚的“宠儿”，因为我是所有同学中受罚最多的。有时候他打得特别重，导致我们几天后还不能坐凳子。有一次，他打我屁股的时候，居然打折了一根拐杖，那时候我才8岁。他还喊着说：“去死吧，萨克斯！看看你，简直把我气疯了！”并且他把买拐杖花的钱记在了我的学费上。他总是欺负弱小，还很残酷。这里的同学也都学会了残忍、欺凌弱小；高年级的男孩费尽心思寻找小男孩的弱点，并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他们，让他们不堪忍受。
虽然生活中充满了恐惧，但是偶尔也有好日子，不过与可怕的日子相比，这些好日子只是凤毛麟角。1939年，我在那所学校度过第一个冬天，那年冬天格外的冷，下着鹅毛大雪，积雪厚到足够把我埋起来，教堂的屋檐上挂着长长的冰柱。那些奇异的雪以及各式各样的冰，都使我想起了拉普兰和童话中的仙境。对我来说，逃出学校，来到附近的田地里，是一件欢乐无比的事情。那白茫茫的田野，雪后散发出来的清新空气，使我有一种摆脱学校压抑环境的快感。有一次，我假装掉队，离开了其他男同学和老师，让自己尽情陶醉于美丽的雪景中，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转变为害怕，因为我发现自己迷路了，恐惧涌上心头，再也无心游玩。幸好老师最后找到了我，回到学校，他激动地紧紧抱住了我，还给了我一杯热可可。
我记得很清楚，也是在那个冬天，堂区牧师寓所门的窗玻璃???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霜，针状和水晶状的白霜让我非常着迷。我呼了一口气，将这些霜冻融化了一点儿，然后就从这个小洞来观察外面的世界。一位名叫芭芭拉·林的老师看出了我的兴趣，就用一个手持放大镜让我看冰晶。老师告诉我，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冰晶，它们的形状千变万化，但又都是六角形，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启示。
田野里有一棵非常特殊的树，我很喜欢这棵树，它在天空映衬下的轮廓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感染着我。当思绪飘回到过去，那棵树宛如就在眼前，还有那条通向这棵树的在田野中迂回曲折的小径。至少，在学校之外，还有那么广阔而迷人的自然，这真让人感到欣慰。
牧师的住处有一个非常大的花园，学校的师生都住在这个大花园里；老教堂和学校挨着；小村本身也很美，甚至有点儿世外桃源的感觉。村民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伦敦、无依无靠的愁眉苦脸的孩子都很友好。就是在这个村庄，我学会了骑马。我骑马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子帮我牵着缰绳；当我感觉很害怕的时候，她就会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马克尔给我读过几章《格列佛游记》，有时候我会把她当成格列佛的保姆葛兰达克利。还有一位老夫人，我跟她学习演奏钢琴，她总是泡茶给我喝。我经常去村子里的小商店买棒棒糖，有时也能从那里买到一块牛肉。就算是在学校里，也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比如制作轻木的飞机模型，和朋友一起建造树屋。这个朋友与我年纪相仿，长着一头红发。但是，巴拉德菲尔德让我感到窒息，这种感觉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那里我永远都看不到希望，茫然无助。我想，大多数孩子在那里都很不快乐。
在巴拉德菲尔德生活的4年里，我的父母偶尔会到学校里来看我们几次，因为来的次数太少，所以对于他们的到来我几乎都没有什么印象了。1940年12月我和马克尔回家过圣诞节，那时我们差不多离家一年了。回到家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既轻松又害怕，既高兴又忧虑。家里也让我感觉很陌生，它和以前有所不同了：原来的女管家和厨师都不干了，家里来了很多的陌生人。我父母收留了一对从敦刻尔克逃来的难民夫妇。既然房子是空着的，就让他们住下，再慢慢找地方。只有格里塔--我们家养的一条狗，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对于我的归来，格里塔叫着表示欢迎，并且欢快地在地上打滚。
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所有的窗户都挂上了厚厚的黑窗帘。镶着有色玻璃的前门--我以前总喜欢透过这扇门来看外面的世界--几个星期前被炸弹炸坏了。花园已经面目全非了，种的全是洋姜，据说是做军粮储备的。以前的花园小屋现在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家庭防空洞。这个防空洞外表很难看，很矮但是很结实，洞上方有一个厚厚的混凝土顶。
尽管不列颠之战结束了，但是闪电战仍风起云涌。几乎每晚都有空袭，夜晚的战火和探照灯将夜空照得通亮。在当时的夜空中，我仰头望见飞过伦敦上空的德国巡回飞机，在探照灯的搜索下清晰可辨。对于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多么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相信和我同龄的大多数孩子都看见过这一场景。很庆幸我离开了学校，回到了家，我又一次生活在父母的保护之下。
一天晚上，一枚四五百公斤重的大炸弹落在了我们家附近的花园里，幸运的是，这枚炸弹并没有爆炸。那一夜好像我们全家（我们去了我表哥家），甚至整条街上的人都爬出被窝，大多数人那晚都是穿着睡衣出来的，大家都尽可能把脚步放轻，好像走路的声音会引起爆炸似的。因为灯火管制，街上漆黑一片，我们都拿着用皱纹纸遮住的手电筒，靠着这微弱的灯光照明。明早房子是否还残存，我们一无所知。
还有一次，两枚燃烧弹，其中包括一枚高热燃烧弹落在了我家后面，不一会儿，这两枚燃烧弹就冒出浓烟，熊熊燃烧起来。我父亲拿着灭火器，哥哥们拎着水桶，赶着去救火，但是对于这熊熊燃烧的大火，这些水好像无济于事--事实上，倒上水以后，火燃烧得更旺了。当水泼到炽热的金属上，可以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嘶”声；同时，炸弹壳也开始熔化，冒出了小圆点，已经熔化的金属四处飞溅。第二天早晨，草坪就像是火山爆发后的景观，到处伤痕累累，整个都被烧焦了。但让我高兴的是，地上居然还依稀可见闪闪发光的弹片。开学后，我可以拿着这些弹片去学校炫耀了。
闪电战期间，我做了一件现在想起来仍觉得羞耻的怪事。我非常喜欢我们的狗--格里塔（后来，1945年，它被一辆快速行驶的摩托车轧死，当时我伤心地哭了），但是那年冬天我竟然将格里塔关在了我们院子外的一个冰冷的煤箱里。我们听不见格里塔在煤箱里的凄惨叫声。不一会儿，家人开始想念格里塔，后来有人问起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看见格里塔是在什么地方。我想到了被我关起来的格里塔，想到它经受的饥饿和寒冷，可能它已经死在了外面的煤箱里，但是我什么也没说。直到快傍晚的时候，我才承认了自己干过的一切；后来大家在煤箱里找到了几乎被冻僵的格里塔。当时我父亲暴怒，责骂我说：“你可真会藏啊！”因为此事，那一天接下来的时间，父亲一直让我站在墙角。但是，没有任何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对待一只我非常喜欢的狗，也没有人问我对于这件事的想法。但是事实上我的行为发出了某种讯息，具有象征的意义，我只是想引起爸妈的注意：在巴拉德菲尔德的我也像在冰冷的煤箱中，没有人知道我的悲惨与无助。尽管伦敦每天都会有炸弹降落，但是，我还是害怕回到巴拉德菲尔德去（这种恐惧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非常希望能够在家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哪怕有一天我们都被炸死，我也希望和他们在一起，永不分离！
战争之前，我对宗教有着一种幼稚的感觉。当妈妈点燃安息日蜡烛的时候，我全身心地感觉到了安息日的来临，它就像一件轻柔的斗篷覆盖上正在期盼的大地。我还想象整个宇宙中都存在这一现象，安息日轻轻地降落在遥远的星球，降落在银河系，向它们传递上帝爱好和平的信息。
祷告是我那时生活的一部分。首先是舍玛祷文，“以色列啊，你要听……”每晚我都会作睡前的祷告。等到我刷完牙换上睡衣后，妈妈才会上楼，坐到我床边，听我用希伯来语背诵：“保佑你们，耶和华啊，您是宇宙之王，您让我安然入睡。”用英语念这段话很好听，可是用希伯来语念会更好听。（有人告诉我，尽管上帝能听懂每一种语言，甚至能感觉得到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受，但是希伯来语才是上帝真正的语言。）“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祖宗的神，你的旨意叫受苦的我安然躺下睡觉，然后让我再起身……”每到这个时候，有什么东西（不管是睡意还是什么）就会沉重地压下我的眼皮，让我不能继续说下去。我妈妈会弯下身子亲吻我，我一会儿就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