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两个人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一夜未眠终于将这些事情用一张纸概括了出来，交到了李黎风手里。胡耀邦同志：您好！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把持文艺阵地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分配我导演了“毒草”《反击》。当时由于我政治水平低，没有识别出是“毒草”，积极地执行了领导交给的任务，犯了错误。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猛醒。两年多来，我在全厂大中型会议上，作过七次检查，写过数十份材料。我认识到，这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堪称为反党的影片，是我导演的，这是我终生的耻辱，党和群众对我的审查批判是正确的，使我深受教育。在审查我的过程中，我也有想不通的地方：拍摄“毒草”《反击》是北影厂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摄制工作也是按领导指示进行的。我与“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和两校的亲信，除工作关系外，没有任何非组织的接触，更没有写效忠信、劝晋书和诬告信。当初叫我拍《反击》的有关领导，他们最了解内情，这次他们不但没有被审查，反而又负责审查批判我。
如果追究个人责任的话，我认为，领导和编剧的责任应比我重，但他们都早已没事了，唯独我这个导演至今仍没有解脱，更谈不上参加工作了。我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八年入党，今年五十岁。是党把我从一个穷苦的孩子培养成为有一定专长的电影工作者。三十二年来，我拍摄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越南的抗法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闻纪录片。组织上送我到电影学院跟外国专家学习后，摄影过《早春二月》《千万不要忘记》等十余部故事片。一九七○年后从事故事片导演工作，我编导过《侦察兵》，导演过《决裂》《反击》等。当前，举国上下同心同德搞“四化”，电影界的同志们，特别是和我犯有类似错误的一些同志，都在为实现四化日夜紧张地工作着，而我却不能为党工作。北影厂的群众对我说：“你过去导演了'毒草'，现在你应该为实现四化导演香花。”听说黄镇部长，刘复之副部长，都曾说过要我工作。领导的关怀，群众的鼓励使我很受感动。我多么想工作呀！我感受到，没有比不让我为党工作更痛苦的了。
我只有一个要求--请让我为实现四化出一份力吧！我愿为导演更多的好故事片奋斗不息。希望党组织考验我，允许我在新的长征中，带过立功。此致敬礼李文化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好，有这封信就行了，”李黎风看着信说道，“你们等我的消息，李文化的事情不是他的错，一定会昭雪的。”侯刚夫妇满怀感激地送李黎风离去。李黎风拿着材料找到胡耀邦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这天晚上电视上正值电视台播放京剧《霸王别姬》，胡耀邦正看得入神，一看李黎风来了，笑道：“小李，坐下来一起看嘛。”胡耀邦对于这个小朋友还是很看重的，也和他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李黎风坐了下来，看了一会儿，摇头叹息说道：“霸王别姬虽然感人，可是韩信死得也太冤枉了。
”胡耀邦是什么人，一听就听出来李黎风话中有话，皱皱眉头问道：“是什么人成了韩信了？”胡耀邦对于冤假错案还是很热心的，他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听到李黎风的话，胡耀邦立刻觉得一定是有什么人被冤枉了。李黎风二话没说，连忙将李文化的材料拿了出来，双手递到了胡耀邦手中，说道：“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确实是冤假错案，是无辜的，希望组织上认真调查，恢复他的名誉。”胡耀邦翻翻材料，皱起眉头说道：“这件事我会去调查的，我们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材料上说他是贫苦人家子弟，在共产党的培育下，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是在党的领导下而执行工作任务的。这个本来没有错，若是调查情况属实，责任在领导，李文化属于执行问题，自然要为他恢复名誉。”李黎风笑道：“当时是'四人帮'交给北京电影厂的任务，谁敢违抗？这个导演不过是执行了北影党委交给他的任务，他本身并没有错。”胡耀邦点点头。
果然，不久之后，胡耀邦的批文就到了文化部，过了几天就转达到了电影制片厂，李文化的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北影党委找李文化谈话：“你从今天起解脱了，可以工作了，你给胡耀邦同志的信批下来了，你是执行的问题。”全家人终于松了口气，反革命的帽子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家了。李文化的问题解决之后，很快就接到了另一个任务：拍摄电影《泪痕》。该片由孙谦、马烽根据他们二人的小说《新来的县委书记》改编，描写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朱克实针对县里存在的严峻现实和复杂的历史问题，顶住“四人帮”余党设置的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的艰难过程。影片以“疯女人”孔妮娜为主线，围绕着被迫害致死的前县委书记的历史疑案，以及现实中大干快上、劳民伤财的“土石岭工程”，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工作浓缩到了一个基层县，是当时拨乱反正题材影片的代表作品。这部影片通过老书记之死的悬案展开故事情节，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悬念，特别是终于又让中国观众听到了银幕上所表达的“大实话”般的道理，以及朴实的、生活化的语言，对比起“文革”以来延续的程式化、口号化、政治化的电影台词，观众感到无比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