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很多有名的贤妻,谁都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那是一个人在无限度地忍耐和牺牲,另一个人甘之如饴。
丁玲《三八节有感》中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
早期的丁玲,她的女性意识,在民国女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她和沈从文是怎么分道扬镳的,从《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一二:沈从文喜欢仙女和贤妻,而丁玲,是一个有着自主意识的现代女性,把自己当有血有肉的人。
结婚这回事,如果不能互相宠爱,还结个屁,不如单过。
像吕碧城这样,算是明白了,你也迁就不了我,我也迁就不了你,所以不婚。再者让后人看起来,也是个遗世而独立的姿态。
林徽因是个例外,她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想要一个文化大沙龙,就有了“太太的客厅”。她想成为建筑学家,她就为此跋山涉水,不辞辛劳。她想要受人爱慕,所以有了徐志摩、金岳霖和一客厅的裙下之臣。她不开心不高兴的时候不想受委屈,所以梁思成宠着她。林徽因坚持要被丈夫宠爱,这让她在民国众多女作家中独树一帜。
张幼仪
御姐启示录
在梁凤仪的小说中,有一类故事,可名之曰:《前妻翻身记》。贤良而又没有存在感的妻子,过着温吞而无聊的生活。忽有一日就被夫家休弃了,原因不外没有个性、见识、魅力,等等。妻子下堂之后,痛定思痛,经过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的蚕蛹期,开始小宇宙爆发了,她不但变身事业女性,而且因为自信散发更迷人的气质,裙下之臣纷至沓来。瘦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前夫惊呆了,想再吃回头草,草牛逼地挥挥手:“后边排队去。”总之,故事都很励志很魔幻。
毕竟是小说。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私奔界先驱卓文君,面对司马相如的变心,既没有变成逢人诉苦抱怨哭哭啼啼的怨妇,也没有像个泼妇一样跑到司马相如单位里大吵大闹,更没有变成李莫愁,写了首词就走了。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结果司马相如生出悔意,放弃了纳新的念头。
毕竟是传说。
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被离婚的原配,曾经因为婚变而抑郁,动了自杀的念头,然而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也并没有像朱安那样,把自己比作蜗牛,沿着冰冷绝望的墙一步步慢慢地向上爬,而是辗转德国,边工作边学习,学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她严肃的人生理念契合德国这个国家的严谨,她找到了自信,找到了人生支撑点。归国后,张幼仪先是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后来在兄长张嘉的支持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她的弟弟张禹九在静安寺路开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又出任该公司的总经理。
变身后的张幼仪,比以前更时尚,比以前更能干,她的女强人气质,让徐志摩刮目相看,但徐志摩还是只当她是朋友,当她是自动取款机。张幼仪仍旧拘束、硬感,身上没有徐志摩喜欢的特质,变身后还是不爱,逆袭不存在,这比较像普通人生。
即便没有林徽因和陆小曼,徐志摩也不能再接受张幼仪。按照盛佩玉的描述,“跟小曼娇小玲珑相反,张幼仪体质粗壮,大头大脑,像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徐志摩的侄子徐炎说张幼仪“很有主见,也很有主张,且相当主动,既不会哭,也不会笑,是一个三主俱全的女强人”。这是什么形象,这是香港商战中穿梭的女强人,这是《大宅门》中斯琴高娃演的白二奶奶,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她会是诗人眼中的一片云。
张幼仪是个直接的人。她做什么都一板一眼,认认真真,认真到无趣的地步。
张幼仪和徐志摩去看电影,本来是去看福尔摩斯,结果影院因故没有上映,而是换了个影片,张幼仪就嘟囔表示不满,而随性的徐志摩倒是无所谓。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烟鹂和振保,即使结婚后,也很难从两个人之间读出爱情,但是烟鹂还是认为自己爱他,“她爱他,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她的”。
离婚前的张幼仪看到徐志摩交了新的女朋友,虽然难过,但是觉得自己替他生了儿子,又服侍过他父母,那么永远都是原配夫人,不至于被休,就是因为嫁给了徐志摩,张幼仪觉得自己应该是爱他的,是不会变的。至于徐志摩因为不爱她而离婚,这个理由,对张幼仪来说,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她总觉得,自己只要不断学习,是可以跟得上丈夫的步伐的。
张幼仪的思维,绝不曲径通幽、婉转低回,而是直接看穿,吐槽一击。
徐志摩曾经因为要离婚,要孕中的张幼仪直接打掉孩子,张幼仪没有照办,生下了小彼得。但是后来小彼得夭折了。徐志摩为这个没见过几面的儿子写下了《我的彼得》,文章洋溢着花蜜一样的父爱和对儿子逝去的悲伤。对此,晚年的张幼仪说:“他写这篇文章的口气,倒像是个非常关心家庭又有责任感的人。可是啊,从他的行为来判断,我不觉得他担心我们的钱够不够花,还是我们要怎么过活这些事情,你晓得,文人就是这德行。”这个吐槽隔了时空,徐志摩没有听到。如果是当面交锋,诗人不知道怎么想,你说他刚遇到这么个抒情的机会,洋洋洒洒一番,却被这X光一样的眼睛一射,诗兴还不立即消失了。
当今的人对徐志摩评价似乎不好,一提起他来,就是花心冷酷,不负责任的诗人。但是徐志摩有很多朋友,而且他的朋友都热爱他。徐志摩有缺点,他的女性朋友也都知道,但就是没有一个女人恨他。那么是不是现在的人比他身边的人更聪明看得更清楚呢?倒也不像。那些在朋友圈子里成为中心人物的人,必定都有一种迷人的特质,使得他的朋友完全可以因为他最好的一面而包容他坏的一面。
还是看看徐志摩的绯闻女友林徽因是怎么评价徐志摩的吧!毕竟林徽因的诗学美学启蒙得益于徐志摩。“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岱;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
你看,他可不是那种酸腐诗人。特别是每次朋友的聚会,都因为徐志摩的到来,而使得气氛发生微妙的变化,他总能做些有趣的事说些有趣的话,以孩子般的好奇和热情,带领周围的人在心灵世界里开疆拓土。
一个人生态度过于严谨的职场御姐,和一个内心住着热情的孩子性诗人,怎么也不搭界。
张幼仪是个商人,她具有一种少有的正能量的自卑,有一种文人没有的直面现实的力量。徐志摩认为她没学识、没见识,她就请私人教师教自己,并坚持终身教育;徐志摩嫌她不会穿衣服,她就任职“云裳”时装公司,服装设计里融合了中西服装样式;徐志摩说她是土包子,张幼仪就经常向那些“新式洋派”的人学习。她从政会是个勤勉的官吏,经商会是个精明的商人,做个家庭妇女也是那种井井有条的人。张幼仪是那种永远不会让生活长期陷入坍塌或者乱七八糟的人。
七十多岁的张幼仪来到美国,希望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不料遭到儿媳拒绝,她说:“你姓苏,我们姓徐,不能住在一个屋檐下。”于是,张幼仪便在儿子居所附近住下来。她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7:30起床,做完操吃早餐,一碗麦片粥,一个白煮蛋。平时看看报,走走亲戚,上上老年课程,德文班、有氧操、编织班之类的。每周还搓一次麻将,允许自己有200美金的输赢。老年的张幼仪,仍然保持这种自我克制的、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
也许是因为她的灾难来得早,离婚、丧子,绝望想自杀,而后浴火重生,获得了一种隐忍坚韧而内敛的力量。
另一个典型是撒切尔夫人,她的父亲对她的教育很严格,经常向她灌输这样的观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力争一流,永远做在别人前面,而不落后于人。她也是这么做的。但当她从首相之职卸任后,似乎所有生命中暗藏的隐患都浮了上来,丈夫去世、儿子入狱、亲情冷淡,她心力交瘁,重病缠身,一个人黯然地在空荡荡的大house里迅速老去。就像一个大象庞大的身体轰然倒地,再也站不起来。
倒不是比较两种生命态度的优劣,毕竟有的人想做烟火,有的人想看流水,不过也许是个借鉴——看似强悍的生命,也许埋伏着危机,像久经侵蚀的草垛轰然倒塌,像泰拳,攻势凌厉、凶猛,却要付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代价来损害健康。而像草一样顽强的生命,虽然随风伏低,但风声过后,又是一棵好草,像内家功夫一样,看似肃穆沉静,力量却能绵延不断。
一个人怎样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特别是在婚恋中。无原则地付出,这种“包子之道”已经被大众抛弃了。经济独立,善待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那可不一定,有什么天灾人祸,比如抑郁症失去自我治愈的能力,比如患了绝症的病人生命只剩下煎熬,人的战斗力就会变得杯水车薪微不足道。一层层套娃揭开来,你看到了底线——你可以拥有崩溃的权利、放弃的权利,甚至结束生命的权利,当然你也可以苦熬。武则天也曾近乎绝望地写下《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真正的强大,允许低潮、回旋,泉声咽危石,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会儿。皮肤溃烂,如果不化成脓液,是不能治愈的。
所以,张幼仪这样的御姐,有绝望、脆弱、挣扎、隐忍,甚至一度想认输,但最终破茧而出,变得沉静而从容。她没有铿锵玫瑰look,也不是每日正能量满满,但是却有一种不倒翁一样应对命运的能力。她们一直往前走,风花雪月,爱情的掣肘,亲情的破碎,事业的低潮,都不能使她们停下脚步,如同不能用手引导风的方向。
张兆和与沈从文
爱情的牙齿
电影《爱情的牙齿》里,女职工钱叶红结束了一场伤心伤身的不靠谱爱情之后,决定循规蹈矩地结婚,她选中了魏迎秋,就是图的魏迎秋在异地工作。这样,既有了个符合世俗意义的丈夫,又不用天天对着这张无爱的脸。
从钱叶红和魏迎秋的名字来看,他们仿佛是彼此生命中早就注定的那一半。但是实际上,更像是暗示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像秋天一样没有激情。
当魏迎秋要把工作调回来时,钱叶红有些抵触,她和儿子一起生活就够了,至于这个丈夫,简直是个鸡肋。她甚至对魏迎秋说,我的家里,好像从来都没有你。你走了,我都想不起你的样子。
魏迎秋怒了,别人都是这样柴米油盐不咸不淡地过着,为什么你就不能忍受?
为什么你就是不能,你就是不能?
钱叶红就是不能,对于这个热爱爱情的女人来说,怎么能忍受平淡琐碎的没有诗意的婚姻?非要拔掉牙齿的疼痛伴着凛冽的凉气,才能给婚姻找一点儿存在感。
年轻时的沈从文,也不能。
1937年8月,沈从文开始在战火中南行,张兆和留在北平,他们开始了夫妻两地分居的时光。
张兆和并没有跃入民国一线才女之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结婚之后,孩子、沈从文和家务成为她生活的重心。按说,妻性、母性和文学家的天职并不一定存在冲突,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那些站在巅峰的女作家,多数都是弃前者而取后者。
而张兆和,愿意为家庭牺牲,她由一个标配丫鬟奶妈的张家千金,变成了一个为着几块钱而烦恼的家庭主妇。
在夫妻的两地书中,张兆和絮絮叨叨的是,家里的米可以吃到几时,节衣缩食钱可不可以用到年底。城内的治安,忐忑的心情,周围的动静,还有那些人情往来。小孩子如何的可爱,以及对沈从文行路的叮咛。
而沈从文的回信中,对于生活琐事说得很少。仿佛一个说书人,不管对方说的是什么,自己书接上回说下去而气息不断,那悠悠的调子仿佛在说:三三啊,上次我说到山中的花事,这次,我跟你说说行船的美妙。
在南行路上,随时有炮火、逃难,而沈从文随时自设坚固结界,继续保持了他的文学世界不受侵扰。
夫妻通信自说自话,但是张兆和并没有不满,她有自己快乐的理由,觉得隔着山水迢迢,能收到沈从文的信,已经是全北京城最幸福的人了。本来嘛,夫妻就没有什么固定的交流模式,只要他们觉得妥帖就好。
但是后来,俩人渐渐地也有小小的摩擦。说到生活习惯,说到养家糊口,最后说到全家团聚的问题。
他们鸿雁传书的调子是这样的:沈从文说,你还是过来的好。张兆和回信说,路上到处都在轰炸,还是留下的好。沈从文回信说,你还是过来的好,全家还是在一处好。张兆和回信说,没钱上路,已经欠了债。沈从文回信说,我寄钱来,你还是过来的好……
张兆和说的全是如何欠债,如何生存艰辛;沈从文说的是,你爱不爱我,你来不来。
1937年到1938年,张兆和与沈从文陷入了这场小小的拉锯战中。婚前的张兆和与沈从文,就曾经有过他顽固地爱她和她顽固地不爱他的拉锯战,双方都看到了对方的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