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很多有名的贤妻，谁都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那是一个人在无限度地忍耐和牺牲，另一个人甘之如饴。
丁玲《三八节有感》中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
早期的丁玲，她的女性意识，在民国女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她和沈从文是怎么分道扬镳的，从《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一二：沈从文喜欢仙女和贤妻，而丁玲，是一个有着自主意识的现代女性，把自己当有血有肉的人。
结婚这回事，如果不能互相宠爱，还结个屁，不如单过。
像吕碧城这样，算是明白了，你也迁就不了我，我也迁就不了你，所以不婚。再者让后人看起来，也是个遗世而独立的姿态。
林徽因是个例外，她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想要一个文化大沙龙，就有了“太太的客厅”。她想成为建筑学家，她就为此跋山涉水，不辞辛劳。她想要受人爱慕，所以有了徐志摩、金岳霖和一客厅的裙下之臣。她不开心不高兴的时候不想受委屈，所以梁思成宠着她。林徽因坚持要被丈夫宠爱，这让她在民国众多女作家中独树一帜。
张幼仪
御姐启示录
在梁凤仪的小说中，有一类故事，可名之曰：《前妻翻身记》。贤良而又没有存在感的妻子，过着温吞而无聊的生活。忽有一日就被夫家休弃了，原因不外没有个性、见识、魅力，等等。妻子下堂之后，痛定思痛，经过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的蚕蛹期，开始小宇宙爆发了，她不但变身事业女性，而且因为自信散发更迷人的气质，裙下之臣纷至沓来。瘦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前夫惊呆了，想再吃回头草，草牛逼地挥挥手：“后边排队去。”总之，故事都很励志很魔幻。
毕竟是小说。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私奔界先驱卓文君，面对司马相如的变心，既没有变成逢人诉苦抱怨哭哭啼啼的怨妇，也没有像个泼妇一样跑到司马相如单位里大吵大闹，更没有变成李莫愁，写了首词就走了。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结果司马相如生出悔意，放弃了纳新的念头。
毕竟是传说。
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被离婚的原配，曾经因为婚变而抑郁，动了自杀的念头，然而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也并没有像朱安那样，把自己比作蜗牛，沿着冰冷绝望的墙一步步慢慢地向上爬，而是辗转德国，边工作边学习，学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她严肃的人生理念契合德国这个国家的严谨，她找到了自信，找到了人生支撑点。归国后，张幼仪先是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后来在兄长张嘉的支持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她的弟弟张禹九在静安寺路开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又出任该公司的总经理。
变身后的张幼仪，比以前更时尚，比以前更能干，她的女强人气质，让徐志摩刮目相看，但徐志摩还是只当她是朋友，当她是自动取款机。张幼仪仍旧拘束、硬感，身上没有徐志摩喜欢的特质，变身后还是不爱，逆袭不存在，这比较像普通人生。
即便没有林徽因和陆小曼，徐志摩也不能再接受张幼仪。按照盛佩玉的描述，“跟小曼娇小玲珑相反，张幼仪体质粗壮，大头大脑，像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徐志摩的侄子徐炎说张幼仪“很有主见，也很有主张，且相当主动，既不会哭，也不会笑，是一个三主俱全的女强人”。这是什么形象，这是香港商战中穿梭的女强人，这是《大宅门》中斯琴高娃演的白二奶奶，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她会是诗人眼中的一片云。
张幼仪是个直接的人。她做什么都一板一眼，认认真真，认真到无趣的地步。
张幼仪和徐志摩去看电影，本来是去看福尔摩斯，结果影院因故没有上映，而是换了个影片，张幼仪就嘟囔表示不满，而随性的徐志摩倒是无所谓。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烟鹂和振保，即使结婚后，也很难从两个人之间读出爱情，但是烟鹂还是认为自己爱他，“她爱他，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她的”。
离婚前的张幼仪看到徐志摩交了新的女朋友，虽然难过，但是觉得自己替他生了儿子，又服侍过他父母，那么永远都是原配夫人，不至于被休，就是因为嫁给了徐志摩，张幼仪觉得自己应该是爱他的，是不会变的。至于徐志摩因为不爱她而离婚，这个理由，对张幼仪来说，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她总觉得，自己只要不断学习，是可以跟得上丈夫的步伐的。
张幼仪的思维，绝不曲径通幽、婉转低回，而是直接看穿，吐槽一击。
徐志摩曾经因为要离婚，要孕中的张幼仪直接打掉孩子，张幼仪没有照办，生下了小彼得。但是后来小彼得夭折了。徐志摩为这个没见过几面的儿子写下了《我的彼得》，文章洋溢着花蜜一样的父爱和对儿子逝去的悲伤。对此，晚年的张幼仪说：“他写这篇文章的口气，倒像是个非常关心家庭又有责任感的人。可是啊，从他的行为来判断，我不觉得他担心我们的钱够不够花，还是我们要怎么过活这些事情，你晓得，文人就是这德行。”这个吐槽隔了时空，徐志摩没有听到。如果是当面交锋，诗人不知道怎么想，你说他刚遇到这么个抒情的机会，洋洋洒洒一番，却被这X光一样的眼睛一射，诗兴还不立即消失了。
当今的人对徐志摩评价似乎不好，一提起他来，就是花心冷酷，不负责任的诗人。但是徐志摩有很多朋友，而且他的朋友都热爱他。徐志摩有缺点，他的女性朋友也都知道，但就是没有一个女人恨他。那么是不是现在的人比他身边的人更聪明看得更清楚呢？倒也不像。那些在朋友圈子里成为中心人物的人，必定都有一种迷人的特质，使得他的朋友完全可以因为他最好的一面而包容他坏的一面。
还是看看徐志摩的绯闻女友林徽因是怎么评价徐志摩的吧！毕竟林徽因的诗学美学启蒙得益于徐志摩。“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岱；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
你看，他可不是那种酸腐诗人。特别是每次朋友的聚会，都因为徐志摩的到来，而使得气氛发生微妙的变化，他总能做些有趣的事说些有趣的话，以孩子般的好奇和热情，带领周围的人在心灵世界里开疆拓土。
一个人生态度过于严谨的职场御姐，和一个内心住着热情的孩子性诗人，怎么也不搭界。
张幼仪是个商人，她具有一种少有的正能量的自卑，有一种文人没有的直面现实的力量。徐志摩认为她没学识、没见识，她就请私人教师教自己，并坚持终身教育；徐志摩嫌她不会穿衣服，她就任职“云裳”时装公司，服装设计里融合了中西服装样式；徐志摩说她是土包子，张幼仪就经常向那些“新式洋派”的人学习。她从政会是个勤勉的官吏，经商会是个精明的商人，做个家庭妇女也是那种井井有条的人。张幼仪是那种永远不会让生活长期陷入坍塌或者乱七八糟的人。
七十多岁的张幼仪来到美国，希望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不料遭到儿媳拒绝，她说：“你姓苏，我们姓徐，不能住在一个屋檐下。”于是，张幼仪便在儿子居所附近住下来。她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7：30起床，做完操吃早餐，一碗麦片粥，一个白煮蛋。平时看看报，走走亲戚，上上老年课程，德文班、有氧操、编织班之类的。每周还搓一次麻将，允许自己有200美金的输赢。老年的张幼仪，仍然保持这种自我克制的、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
也许是因为她的灾难来得早，离婚、丧子，绝望想自杀，而后浴火重生，获得了一种隐忍坚韧而内敛的力量。
另一个典型是撒切尔夫人，她的父亲对她的教育很严格，经常向她灌输这样的观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力争一流，永远做在别人前面，而不落后于人。她也是这么做的。但当她从首相之职卸任后，似乎所有生命中暗藏的隐患都浮了上来，丈夫去世、儿子入狱、亲情冷淡，她心力交瘁，重病缠身，一个人黯然地在空荡荡的大house里迅速老去。就像一个大象庞大的身体轰然倒地，再也站不起来。
倒不是比较两种生命态度的优劣，毕竟有的人想做烟火，有的人想看流水，不过也许是个借鉴——看似强悍的生命，也许埋伏着危机，像久经侵蚀的草垛轰然倒塌，像泰拳，攻势凌厉、凶猛，却要付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代价来损害健康。而像草一样顽强的生命，虽然随风伏低，但风声过后，又是一棵好草，像内家功夫一样，看似肃穆沉静，力量却能绵延不断。
一个人怎样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特别是在婚恋中。无原则地付出，这种“包子之道”已经被大众抛弃了。经济独立，善待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那可不一定，有什么天灾人祸，比如抑郁症失去自我治愈的能力，比如患了绝症的病人生命只剩下煎熬，人的战斗力就会变得杯水车薪微不足道。一层层套娃揭开来，你看到了底线——你可以拥有崩溃的权利、放弃的权利，甚至结束生命的权利，当然你也可以苦熬。武则天也曾近乎绝望地写下《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真正的强大，允许低潮、回旋，泉声咽危石，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会儿。皮肤溃烂，如果不化成脓液，是不能治愈的。
所以，张幼仪这样的御姐，有绝望、脆弱、挣扎、隐忍，甚至一度想认输，但最终破茧而出，变得沉静而从容。她没有铿锵玫瑰look，也不是每日正能量满满，但是却有一种不倒翁一样应对命运的能力。她们一直往前走，风花雪月，爱情的掣肘，亲情的破碎，事业的低潮，都不能使她们停下脚步，如同不能用手引导风的方向。
张兆和与沈从文
爱情的牙齿
电影《爱情的牙齿》里，女职工钱叶红结束了一场伤心伤身的不靠谱爱情之后，决定循规蹈矩地结婚，她选中了魏迎秋，就是图的魏迎秋在异地工作。这样，既有了个符合世俗意义的丈夫，又不用天天对着这张无爱的脸。
从钱叶红和魏迎秋的名字来看，他们仿佛是彼此生命中早就注定的那一半。但是实际上，更像是暗示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像秋天一样没有激情。
当魏迎秋要把工作调回来时，钱叶红有些抵触，她和儿子一起生活就够了，至于这个丈夫，简直是个鸡肋。她甚至对魏迎秋说，我的家里，好像从来都没有你。你走了，我都想不起你的样子。
魏迎秋怒了，别人都是这样柴米油盐不咸不淡地过着，为什么你就不能忍受？
为什么你就是不能，你就是不能？
钱叶红就是不能，对于这个热爱爱情的女人来说，怎么能忍受平淡琐碎的没有诗意的婚姻？非要拔掉牙齿的疼痛伴着凛冽的凉气，才能给婚姻找一点儿存在感。
年轻时的沈从文，也不能。
1937年8月，沈从文开始在战火中南行，张兆和留在北平，他们开始了夫妻两地分居的时光。
张兆和并没有跃入民国一线才女之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结婚之后，孩子、沈从文和家务成为她生活的重心。按说，妻性、母性和文学家的天职并不一定存在冲突，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那些站在巅峰的女作家，多数都是弃前者而取后者。
而张兆和，愿意为家庭牺牲，她由一个标配丫鬟奶妈的张家千金，变成了一个为着几块钱而烦恼的家庭主妇。
在夫妻的两地书中，张兆和絮絮叨叨的是，家里的米可以吃到几时，节衣缩食钱可不可以用到年底。城内的治安，忐忑的心情，周围的动静，还有那些人情往来。小孩子如何的可爱，以及对沈从文行路的叮咛。
而沈从文的回信中，对于生活琐事说得很少。仿佛一个说书人，不管对方说的是什么，自己书接上回说下去而气息不断，那悠悠的调子仿佛在说：三三啊，上次我说到山中的花事，这次，我跟你说说行船的美妙。
在南行路上，随时有炮火、逃难，而沈从文随时自设坚固结界，继续保持了他的文学世界不受侵扰。
夫妻通信自说自话，但是张兆和并没有不满，她有自己快乐的理由，觉得隔着山水迢迢，能收到沈从文的信，已经是全北京城最幸福的人了。本来嘛，夫妻就没有什么固定的交流模式，只要他们觉得妥帖就好。
但是后来，俩人渐渐地也有小小的摩擦。说到生活习惯，说到养家糊口，最后说到全家团聚的问题。
他们鸿雁传书的调子是这样的：沈从文说，你还是过来的好。张兆和回信说，路上到处都在轰炸，还是留下的好。沈从文回信说，你还是过来的好，全家还是在一处好。张兆和回信说，没钱上路，已经欠了债。沈从文回信说，我寄钱来，你还是过来的好……
张兆和说的全是如何欠债，如何生存艰辛；沈从文说的是，你爱不爱我，你来不来。
1937年到1938年，张兆和与沈从文陷入了这场小小的拉锯战中。婚前的张兆和与沈从文，就曾经有过他顽固地爱她和她顽固地不爱他的拉锯战，双方都看到了对方的顽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