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1882年，我和赫伯特·斯宾塞①先生以及他的友人劳特结伴从利物浦出发前往纽约。之前莫里曾在来信中介绍过他，但是我早在伦敦时就已经认识这位哲学家了。作为一名旅行爱好者，我担负起了照顾他与劳特先生的重任。旅途中，我们一直坐在一起。
①赫伯特·斯宾塞，英国哲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提倡将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理念应用在社会学中，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中。
有一天，我们谈起了一个话题：见到伟人时的初次印象—他们是不是与我们想象中的一样？每个人都畅谈了自己初次与伟人见面的经历。而我呢？我则觉得那些所谓的伟人与我的想象差别较大。
“哦？”斯宾塞说道，“那么你见到我也是这样吗？”
“是的，”我答道，“你与我想象中的导师很不一样。之前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冷静沉着的哲学家，很宁静，对所有的事情都无动于衷。但是我做梦都想不到你会在柴郡奶酪还是切达奶酪等问题上如此的激动。”那天，他暴躁地推开柴郡奶酪，向乘务员大喊：“切达奶酪，切达奶酪，不是柴郡奶酪，我说的是切达奶酪。”这不是一个圣人能够发出的声音。他曾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
斯宾塞喜欢听故事，而且笑容常驻。他尤其喜欢听有关美国的故事，我给他讲了不少，经常能引起他的爆笑。他非常渴望了解美国西部，那里正成为欧洲人关注的焦点。记得我曾给他讲过一个关于得克萨斯的故事，他听后乐得前仰后合。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移民失望地从得克萨斯州回来，当被问到关于那块当时还很贫瘠的土地的情况时，他说：
“我对得克萨斯所有的感觉就是，如果我拥有了得克萨斯，我第一时间就……把它买了。”
在匹兹堡时，有一次，我和斯宾塞正在外面散步，当我们快走到家门口时，我突然又想起了另一个关于美国的故事。故事中，一位在美国旅行的游客正准备去花园散步，但他刚打开花园大门时，一只狗便向他扑来。他赶忙退后并将门关了起来，之后便听到了房主人的声音：
“它不会伤害你的，你知道爱叫的狗都不咬人。”
“是啊，”游客声音颤抖地喊道，“我知道，你也知道，可这狗知道吗？”
一天，我们正在房间里聊天，我的大侄子悄悄打开房门向里看，后来他妈妈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个11岁的男孩说：
“妈妈，我想看看那个在书上说学语法没用的人究竟长什么样？”
听到这个故事后，斯宾塞非常高兴，日后他常提到这件事。他相信我侄儿说的是真的。
一天，他说起一件事，他反对在法国加莱①与英国多佛尔②之间修建隧道，这使我非常惊讶。事实上，同其他人一样，斯宾塞也非常希望拥有这样一条隧道，他也对那些反对者持有疑虑。但是他之所以在抗议修建的声明上签字是因为他太了解他的同胞了—他的同胞们会在某个军国主义分子的游说下变得穷凶极恶，然后英国就开始扩军了。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一次莫须有的恐慌，导致了几百万美元的防御工事的修筑，但事实上自修完后，这工事一直就没派上任何用场。
①法国北部港市，位于加莱海峡省（PASDECALAIS），是法国最大的客运港，从伦敦到欧洲大陆的旅客，多在此登岸。
②英格兰肯特郡自治市与港口。位于白垩高地峡谷口，与法国加来隔多佛尔海峡相距35千米。罗马时期为通往欧洲大陆的交通要地。
一天，我们坐在酒店里。看着特拉法尔加广场上一群皇家禁卫骑兵团的士兵们正在大摇大摆地经过，但是我说：
“斯宾塞先生，19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以最文明的种族自居，但是鲜有人会因为穿得像个小丑一样却不感到羞耻。人们甚至还把这当成一项职业—一项高尚到只有绅士才能够从事的职业—学习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杀死别人。”
斯宾塞先生也深有同感，但是他却劝我要压制住自己的怒火，并告诉了我一个小窍门：那是一个关于爱默生的故事，那时，他曾在法纳尔大厅被听众以漫天的嘘声与嘲笑声轰了下来，因为他敢于公开反对奴隶制。回家的路上，爱默生感到异常懊恼，直到他打开他家花园的门，透过门前层层榆树的枝叶看到那闪闪发光的星星，那些星星仿佛在对他说：“怎么了？那么激动，我的孩子。”听到这里，我笑了。斯宾塞也笑了。我很感激他能给我讲这段故事，日后，激动之时，我也总是在心里反复默念：“怎么了？这么激动，我的孩子。”我就会很快平静下来。
斯宾塞的美国之行的高潮发生在德莫尼克家为他举办的宴会上。我驾车送他赴宴，当时他是那么紧张，以至于除了演讲之外什么也记不得了。我觉得他以前很少在公共场合讲话，巨大的恐惧使他讲不出任何让美国人中听的东西，而第一个对他的作品表示欣赏的恰恰是美国人。他可能参加过很多宴会，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高朋满座”的。这些名流们给予了斯宾塞独特而崇高的赞美，宴会在亨利·沃德·比彻的致辞中达到了高潮，当时比彻转向斯宾塞说道：
“我的父母给予了我鲜活的生命，而您，先生，则给予了我智慧。在关键时刻，您给我指明了方向，引导我穿越了充满泥泞的沼泽；您是我的精神导师。”
斯宾塞的话语常常缓慢而庄严，我的内心深处亦为之触动。显然，斯宾塞影响了太多的美国人。这些感动的话语也让他本人非常受用，大家纷纷就此给予了积极评价。此后不久，在一次布道过程中，比彻发表了自己对于进化论的一些看法，这些言论引起了哄动，因为其中涉及了他的导师斯宾塞在教堂中曾发表过的相关看法。在谈话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比彻虽然承认进化论是一个可靠的观点，但是当一个人达到人类进化的最高水平时，造物主就会赋予他灵性，从而带他进入神圣的世界，这就是他对批评者所作出的回应。
斯宾塞对机械设备非常感兴趣，在我带他参观工厂时，这些新设备令他大开眼界。今后的几年中，他常说，先前他对美国的创新与推广能力的预估，已完全变为现实。而他也对在美国所受到的种种礼遇与尊重欣喜若狂。
每当去英国时，我都会顺道去拜访他，即使他搬到布莱顿①码头之后也不例外。他在布莱顿的房子四周，景色优美，一出门，大海即在眼前。他很喜欢大海，因为大海能够舒缓他的情绪。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即使微不足道—也都要记挂在心上，经过良心的反复考量。他也总是十分尊重宗教。然而，对于神学，他就没有那么热心了。在他眼里，神学是一个不完善的体系，它阻碍着现实的发展，而赏罚的观念则只是对低级种类的讨好。当一些旧观念仍在大行其道时，他不会像坦尼森那般深究。诺勒斯②告诉我，他对他做诗人的儿子尤为失望，因为他没有真实地反映他父亲对于苛刻的神学的抗议。
斯宾塞是一位冷静的哲学家。我坚信从小到大，他都没有做过一件不道德的事或者不公正地对待过任何一个人。他生来便小心谨慎。很少有人像我一样那么迫切地去了解斯宾塞，因为他和达尔文两人对我的影响实在太深了。
①英格兰东南部东埃萨科斯郡布莱顿-霍夫的海滨小城，小城风格轻松活跃。
②詹姆斯·诺勒斯，《19世纪》的创始人。
一些幼时周围尽是些教徒的人们会对神学抱有排斥的心理。他们完全相信真理和信仰是未来的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而真正的真理与信仰只来自于最严厉的加尔文教派的信条。青年人总是充满了无穷的创造力，但是他们却总是受到这些教条的束缚。循着教条的轨迹，他只能就此思索着，自然而然地思索到某个时期—他思索的一切与周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思索的结果越来越像—找寻出一切可以证明他的思索所得出的结论的例证—最终，他开始相信教条束缚之下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然而，他仍旧忍不住要去怀疑，因为魔鬼会猎获并夺走他的信仰，而只有信仰才能将他解救出来。但不幸的是，信仰并没有对他发出相应的召唤。最终，他意识到了原罪，是原罪让他看到他想看的，让他相信他想相信的。似乎他好像比那些失去信仰的迷茫之人要好些。但是他肯定不会成为上帝的垂怜者，因为那些都只是牧师、长者以及非常正统的人的特权。
于是，这个年轻人渐渐产生了叛逆思想。虽然他仍旧像其他人那般虔诚，但是那只是表面上的对这些教义与信条的认可，在内心深处，他已完全不能接受这一切。如果他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那么他最终只会有一个结果—就像卡莱尔在经过几个星期的痛苦挣扎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它是不可信的，那么，以上帝的名义，就让它不可信吧。”于是在恐惧与怀疑的压力下，他逐渐沉沦。
但就在我对神学的信仰动摇，对神学中的神话成分以及通过赎罪拯救灵魂的说法产生怀疑时，我非常幸运地接触到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作品—《社会静态学》、《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及性起源》以及《综合哲学》。他们解释了人类怎样汲取精神食粮，怎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于是，我不仅摆脱了神学和所谓超自然力量的束缚，还发现了进化的真理。“所有的都是好的，因为所有的都会变好”成了我的座右铭，也成为激励我的真正源泉。人类发展的规律就是由低级到高级，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绝对完美。
作为有思想的高级生物。人天生就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人有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那么我们可以假定上帝会使宇宙与人类变得更加完美、自由，没有邪恶与痛苦，就像天使在天堂一样。尽管这并不可能实现，但人还是被赋予了进化功能。就像其他的宗教经典一样，《新约》和《旧约》作为对过去的记述，有其值得研究之处。然而《圣经》的作者们终究生在古代，作为现代人，我们应当立足当下。孔子曾说过：“尽己则，毋添他扰，乃大智。”对于未来，我们不必怀有过多的担忧，那是下一代人的事情。
作为尘世中的一粒不起眼的尘埃，相较于这个严肃、神秘而不可知的宇宙，我是多么渺小。但我坚信一个真理，就像富兰克林所说的—“对上帝最高的崇敬就是为人类服务。”然而这些都无法阻止我们对于永恒与不朽的憧憬。相较于生来为了今世，生来为了来生岂不是更大的奇迹。当一个人出生时他应该想一想，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期待永生，让我们满怀希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