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莫莱与我都认为马修·阿诺德是我们熟识的人当中最风趣幽默的一个。他绝对是一个“活宝”—这或许是唯一能用来形容他的出场效果的词汇。即使是他不苟言笑的样子也足以让人忍俊不禁。
那是在1880年，我们一同从南英格兰开始马车旅行，一路同行的还有威廉·布莱克①和埃德温·A·艾比②。当我们途经一个美丽的小村庄时，莫莱问我能否让车暂停几分钟，因为这里是他的教父基布勒主教的长眠之地。他想去拜祭一下他教父的墓。当时他继续说道：“哦，亲爱的基布勒！我在神学上的见解令他伤心不已，对此我也倍感无奈。但他仍旧是我亲爱的朋友，他千里迢迢来到牛津，选我作为英文诗歌教授。”
①威廉·布莱克，19世纪苏格兰小说家。
②埃德温·A·艾比，19世纪美国艺术家、插图画家、画家。
我们一同去了那一块静悄悄的墓地。马修·阿诺德在墓前沉思的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我们一度谈到了他在神学上的见解，这些似乎伤害到了他的教父。
“格莱斯顿先生曾向我表达了他的极度失望。他说我本应成为主教，但是我的作品妨碍了我的晋升。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不得不表达我的观点。”
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说最后一句话时那悲伤而缓慢的语调，它们都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感受。他有他独到的见解，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已经能够慢慢地接受他的观点了。而今，他的教义已不再会遭到谴责。马修·阿诺德是一个特别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从来不会说任何不敬的话语。在这一点上，他与格莱斯顿都是无可挑剔的。但他也曾有一句反对超自然力量的话语—“反对奇迹存在的人们虽然非常少，但是奇迹确实不可能发生。”
1883年，他和他的女儿（威特瑞奇夫人）在纽约时，是我们家的常客。他们还经常到阿尔勒格尼山区去拜访我们，但我总觉得我们相见次数还不够。母亲和我曾经驾车去出席他在纽约第一次公开讲演。那次讲演并不怎么成功，因为他缺乏在公众面前很好的表达能力。事后，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呃，你们怎么评价？告诉我！我能当演讲家吗？”
我则以实际情况告之，除非他已经找到了感觉，否则就不要再继续这种演讲了。他必须找一个演说家来进行相关的指导，在我强烈的建议下，他同意了。之后他转向我的母亲说道：“现在，亲爱的卡耐基夫人，他们都已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还是希望听一下您对我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说有何看法？”
“太死板了，阿诺德先生，太死板了。”母亲以缓慢而温柔的语气说道。这句话仿佛当头一棒，阿诺德事后都不愿再提及。然而，待到他结束了西部之旅返回纽约后，他的嗓音已经完全能够赶上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水平了。但是他会遵照我的建议，在波士顿跟随一位演说艺术教授学习演讲，这以后，一切便发展得很顺利了。
阿诺德很想去听著名传教士比彻先生的演讲，于是一个周日的早晨，我们便动身前往布鲁克。我们提前告知了比彻先生我们的来访，以便他能够在结束布道后与我们见面。当我将阿诺德先生介绍给他时，比彻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并表示很高兴能见到精神领域的知名学者阿诺德。他紧紧握住阿诺德先生的手，说道：“阿诺德先生，您的作品我都仔细研读过，有些甚至读了不止一遍，但每次阅读都会有收获，让我受益匪浅。”
“啊，呃，比彻先生，我觉得作品中那些描述您的地方，能提早删掉就好了。”阿诺德答道。
“哦，不，不，那些全都是赞美我的。”比彻微笑着说，之后他们两个全都大笑起来。
比彻先生从不错失任何一个机会，在我将阿诺德先生介绍给他之后，我又荣幸地将他介绍给了英格索尔上校的女儿，我说：
“比彻先生，这是英格索尔小姐第一次来到基督教堂。”
他赶忙伸手相握，直视着她，慢慢说道：
“哇！哇！你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的不信教的姑娘。”当然，这只是夸张的说法。接着他又说道：
“你父亲怎么样？英格索尔小姐，祝愿他身体健康，多少次我与他同台相站，只可惜未能站在同一侧。”
比彻确实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发现事物美好的一面。斯宾塞的哲学、阿诺德合理的洞见力以及英格索尔坚定的政治立场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有益的。比彻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肯定与赞美。
1887年，阿诺德到我们在苏格兰的家中做客。一次，我们聊到运动，他说他从不射杀鸟类，不猎杀任何在天空中飞翔的动物，但是他却酷爱钓鱼。恰巧正好有一个公爵与他有相同的爱好，于是他俩每年都要花两三天的时间一起去钓鱼，说到这里，他显得异常兴奋。我忘了这个公爵是谁，但显然，他的名声并不太好。我很好奇他怎么会与这种人有交往。
“呃，”他说，“公爵至少是个人物，一个名流，这与他的品行以及学问并不相干。我们都是势利小人，几百年的光阴把我们都变成了势利小人。这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改变。”
他微笑着说完了这一席话。但我却对这种观点持有保留态度：他本身就是个极好的人，若一个人天生就认为血统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么“血统论”就毋庸置疑了。
阿诺德还对别人的财富与身份很感兴趣。记得还在纽约时，他特别希望能见到范德比尔特先生，实际上，范德比尔特除了兜里多几个钱之外，他俩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他毕竟是这世上最富有的人，”他答道，“与这个依靠自己的能力致富的人相比，那些靠继承别人财产发家的人会黯然失色。”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没写过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学批判。他说他早有此意，只是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去写有关莎士比亚作品的任何东西，更别提评论和批判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用任何文学评论去批判；或许，他这么做还因为他很欣赏莎士比亚天才般的写作技巧以致他总是在回避评论任何有关莎翁的文字。听闻此言，我给他读了一段他曾写过的十四行诗，这唤起了他的回忆：
莎士比亚
别人容忍我们的问题，你的作品是自由的
我们总是不停地追问—你依旧笑而不答，浅浅的笑容下是渊博的智慧
像崇高的山岭
那个被废黜的君王
在海里踏着坚定的脚步
让他的停留之处称为天堂
他的所到之处被乌云笼罩
觅得死亡
而你，你是我们的星辰，我们的阳光
……
不朽的灵魂需要忍受所有的痛苦
不再软弱，不再悲悯
去寻找胜利的唯一呼声
我希望把邵先生（乔什·比林斯①）引荐给阿诺德，恰巧一天早上，乔什来温莎酒店看我时，阿诺德恰好也在，于是二人得以相见。
“你今晚要同他一起吃饭。女士们都出去了，只剩下我和阿诺德。”
①乔什·比林斯，即亨利·惠勒·邵，19世纪美国著名幽默文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