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埃德加·汤姆逊的敬意，我们决定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钢厂。但当我们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却不置可否。因为就目前美国的钢轨生产水平来看，他并不希望将他的名字与之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的可靠度还远远不够。当然，确切地说，当时美国还尚处于试验的阶段。但是当我向他保证，美国现在完全可以造出和国外一样好的钢轨，我们要让我们生产的钢轨享有凯斯通公司的桥梁和克鲁曼的车轴一样的声誉时，他才同意了。
①威廉·皮特，第一代查塔姆伯爵，英国首相，因“七年战争”而声名大振。
在我们选址建厂的时候，汤姆逊先生迫切地希望我们在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购买土地，这样，宾夕法尼亚铁路将垄断我们所需要的运输。几个月后，他来到了匹兹堡，继我之后出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主管的罗伯特·皮特凯恩告诉他，钢厂的地点是布拉道克斯，那里不仅有他们的铁路线，还有其竞争对手—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铁路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两者更强大的竞争对手—俄亥俄河。罗伯特告诉我，当他告诉汤姆逊这些的时候，汤姆逊先生直盯着他看。
“安迪本应该选一个离东边更远些的地方。”但是，汤姆逊先生完全知道这样选址的原因和好处。
1873年9月，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的钢厂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段时间是我商业生涯中最焦虑不安的日子。开始时，一切都还是顺利进行的。可是，一天上午，在阿尔勒格尼夏日别墅里，我们收到一封电报：宣布杰·库克银行倒闭了。此后，几乎每一个小时都会有坏消息传来，银行一家接着一家倒闭，每天早晨我们都会想，下一个该轮到谁。随着银行的倒闭，其他企业的资金来源被切断了，于是也纷纷破产，最终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大瘫痪。这次危机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许多本应该很有实力的银行的倒闭，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我国缺乏一个健全适宜的金融体系。
对我们的欠债，我们还无须为之焦虑，偿还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倒是收账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需要操心的不是我们要支付的账目，而是别人需要向我们支付的账目。不久，我们就需要与双方同时进行接触，开始将二者对冲抵消。甚至我们自己的银行也不得不请求不要动用其中的结余。甚至有一次，发薪的日子就要来了，当时需要10万美元的小面额纸币。为了得到这笔钱，我们在纽约多花了2.4万美元的佣金，然后将它们快运回匹兹堡。借钱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通过最好的中介。但是通过出售我当时持有的一些债券，我很快就弄到了一大笔钱（但是公司许诺日后将之赎回）。
当时，匹兹堡周围的铁路公司因为购买我们的材料，还欠着一大笔款项。当时我去找福特·韦恩的副总裁—邵先生讨要欠款。他回答说：“你应该还你的钱，可是这段日子里，我们能不付的就不付。”
“很好，”我说，“那我们也不会付给你一个子儿运费。”
“好，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他说，“我们将停止给你们运货。”
我们愿意冒这个险，因为铁路公司不可能这么极端。事实上，好几次我们都没有付给他们运费。很简单，当铁路公司停止付账的时候，匹兹堡的制造商们自然也不能支付银行的贷款，因此，银行不得不将到期的债务做续借处理。所幸银行对我们不错，这使得我们顺利渡过了危机。但是在那段紧张的时期里，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取资金，控制在企业内部，这样，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免受煎熬。
大危机开始的时候，我是几个合伙人中最紧张不安的，当时我几乎每日坐立不安。终于，等到我们的金融地位得到了巩固，我的心里才开始平静下来。如果有必要，我已经做好了去各个银行董事会的准备，将公司的状况毫无保留地透露给与我们有业务联系的银行。这样做并不会给我们丢脸。在公司中，没有人会过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与此相反，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当节俭。没有人将钱从公司中撤出用以购买豪宅，没有人参与股票的投机交易，或者投资于与主业无关的领域，也没有人与别人互签备忘书。我们展现给他人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每年都在盈利。
微笑可以化解恐惧，没有人比我更加乐于谈起公司的财务状况。克鲁曼先生，我真诚的朋友，他总是那么精明强干，那么真诚可靠，总是在我们需要时给予我们可贵的支持。我们并肩站立，共同直面挑战。我也总是时刻牵挂着他，他的爱国心永无止境。独立日①的时候，他们总是停产庆祝。有一年的7月4日我去他的工厂参观，工厂停止生产了，但他发现有些人正在修理锅炉。于是他把经理叫过来询问原因：“在独立日工作吗！”他大叫道，“我们不是有很多星期天可以去维修？”他显然很生气。
①美国独立日，为纪念1776年7月4日北美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宣布美国独立的纪念日。
当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袭来时，我们立刻开始在所有的商业领域收缩。虽然极不情愿，我们还是决定暂停新钢厂的建设。而有几位已经入股的投资者，也拿不出购买股票的钱了。我只好将他们的股份买过来。就这样，钢厂的控股权到了我的手里。
这场世界经济危机首先影响到的是金融界和股票市场，没过太久，又波及到了商业和制造业。随着经济形势的日趋紧张，最终引发了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的倒闭。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和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有着密切关系，人们很难相信我没有卷入他们的债务危机。
斯考特先生和汤姆逊先生资金受困的消息传到匹兹堡汇兑银行总裁斯考恩伯格先生那里时，他正在纽约。他急忙赶回匹兹堡，并在第二天召开董事会，指出这不可能不牵涉到我。他建议银行拒付我们的汇票，因为我们在折扣之下的合同数目是如此庞大。为了避免严重的麻烦，我立即采取了行动，坐上去匹兹堡的第一班火车，在那里公开宣布，虽然我是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但我已经付清了购买股份的所有款项，与他们的债务没有丝毫的瓜葛，我只对自己的业务担有责任。我已经做好准备用我所有的每一美元来偿还贷款，对公司的任何债务我都不会赖账。
一直到这时，商界都认为我是一个鲁莽大胆，甚至是一个不为自己留后路的年轻人。我的业务范围广泛，公司发展很快，虽然还很年轻，我已经运作数百万美元的资本。匹兹堡的老一辈认为，我的事业前途将会比现在更加辉煌灿烂。有一位资深人士也曾说：“即便卡耐基的大脑不能帮助他铺平一切，他的运气也会帮助他。”但是没有什么比事实更能说明问题。我肯定，任何评价都会为这样的事实感到惊讶：我极少为自己和伙伴冒险。当我有什么大的动作时，总有一些大公司在后面支持我，比如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我身上有苏格兰人特有的审慎，但是很显然，我也敢于冒险。因此我才能成为匹兹堡钢铁制造业之父。他们老了，而我还很年轻，这就是我的优势。
匹兹堡的金融机构对于我们的担心很快就转变为有点莫名其妙地充满信心。我们的信誉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主动要求借钱给我们的银行还在不断地增加，就好比那家历史悠久的匹兹堡银行，当其他银行的存款日益下降时，它的存款却比任何时候都多。它是全美唯一一家用黄金作为流通手段的银行，它鄙视用美钞作为还债手段的办法，也没有太多的海报与传单，但我想它的这一决定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广告。
除了司各特先生和汤姆逊先生陷入困窘外，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严重的挑战：我的合伙人之一安德鲁·克鲁曼先生被劝说入股卡那巴制铁公司。他们向他保证，他们要将这家公司改造成股份制企业。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背负起了巨额债务—大概是70万美元。克鲁曼先生除了破产之外，别无他法。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们震惊的了，因为，克鲁曼先生作为合伙人之一，在不通知其他合伙人的情况下，是无权投资另一家公司或者被卷入个人债务的。在商界摸爬滚打的人都要遵守一条规则—合伙人之间没有秘密。忽视了这条纪律，克鲁曼先生不光把自己，而且把公司卷入了危机。加上不久前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陷入了困境，一时间，我心存疑惑，是否真有可以值得依赖的东西存在？哪里有我们可以依靠的根基？
如果克鲁曼先生是一个商人，那么此事之后，他再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伙人了。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出色的机械师，只不过略有商业才能。出事以前，克鲁曼先生的志向不是在工厂与机器为伍（尽管在那里没有人可以与他一争高下），而是在办公室里。他在那里弄得一团乱麻，我们想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很困难，也许这使得他想去其他地方另寻出路。也许他受到了社会中一些知名人士的奉承。于是，那些懂得如何接近他的人—除了大声宣扬他在机械上的天赋以外，也大加赞美他的商业才能—便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牵着他的鼻子走。商业才干本是属于他的合伙人，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克鲁曼先生通过法庭的审查，重获自由之后，我们提出以原始成本价转让10%的股份给他，而这笔钱可以用它的红利来进行支付。当然也有条件，就是他不能再参与任何商业活动，必须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机器上。如果他当时能听从劝告，接受这些，他早就有数百万美元的身价了。但是，他的自尊、他的傲气，使他回绝了这一切。他想要靠自己在商海中闯出一片天地来。尽管我和朋友一再恳请，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开办一个新公司来与我们竞争。结果他未能获得成功，并且过早地逝世了。
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干什么——不仅能得心应手，而且还充满了乐趣。这是多么愚蠢啊！我所认识的这样的能干的人不止一个，尽管自己有机械方面的极高天赋，他们却将自己困在办公室里，不断地经受痛苦，最终还是失败。与克鲁曼先生分手是我莫大的憾事，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擅长机械的头脑，倘若不是那样地意气用事，我相信他会很高兴同我们再次合作。但是一时的冲动让这个伟大的机械师很快就成了一个可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