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事业蒸蒸日上，需要经常去东边，尤其是纽约。纽约在美国就像伦敦在英国一样重要—美国那些重要的大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好像公司不在纽约设立办事处，大公司就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汤姆和菲利普斯已经完全掌管了匹兹堡的业务。对我来说，剩下的似乎只是指导公司的整体策略，并参与重要合同的谈判。
汤姆非常幸运，他与露西·克鲁曼小姐结了婚，克鲁曼小姐的父亲无疑是我们在生意场上很难求的合作伙伴。1867年，我离开了匹兹堡，到纽约安家。这意味着我又要放弃我现有的生活圈子，步入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每一次变化过程都充满了痛苦，母亲则更加难以接受。但在母亲眼里，无论天涯海角，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她就会很知足。我们对纽约完全陌生，一开始，我们把住处安在圣尼古拉斯旅馆，那是当时极有盛誉的酒店，而后，我在百老汇街开了一间办公室。
我依旧和匹兹堡保持着联系，老朋友们时常会来纽约探望我们，匹兹堡的报纸亦是络绎不绝。但时间一长，纽约也变得日渐亲切，在这里，我们也开始有了家的感觉。当圣尼古拉斯旅馆的老板在城外开了一家温莎旅馆后，我们就搬到了那里，一直住到1887年我们在纽约有了新家。旅馆老板霍克先生一家同样成为我们的朋友。
在纽约，我印象最深并影响我最深的便是帕尔默夫妇组织的“19世纪俱乐部”。这一个藏龙卧虎的场所，真可谓“车水马龙，高朋满座”。很感谢伯塔夫人的推荐，我才有幸加入。伯塔夫人的家则更像一个交友天地。有一天，我有幸应邀参加夫人家的聚会，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像当时康奈尔大学的校长，后来被派往俄国和德国做大使的安德鲁·迪克森·怀特，他还是海牙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也是我终生的顾问和好友。
“19世纪俱乐部”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里，会员们非常正式地讨论当天的主要议题，并且依次向听众们做演说。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士逐渐增多，于是，每月一次的会议便改在美国艺术馆举行。我记得我第一次会议发言的主题是“豪门望族”，托马斯·文特沃森·希金森上校第一个发言，就这样，我第一次被介绍给纽约的观众。后来，在会议中演说便成了家常便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每一次出场演讲，都需要精心准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匹兹堡凭借制造业起家，与投机生意比起来，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实业，一种精神。在匹兹堡当电报员的经历使我学到了各种知识，认识了当时在匹兹堡有限的几个通过纽约股票交易所从事股票交易的人士和公司，我对他们很感兴趣，他们的运作就像是一场赌博。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人和公司的信誉已经被严重摧毁，因为人们都认为他们热衷于投机。不过，当时这类公司的数量很少，屈指可数。石油和股票的交易还没有出现，通过电报与东部的股票交易所联系的经纪人办公室也还没有产生的必要。匹兹堡就是一个制造业重镇。
而纽约则完全不一样，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华尔街涉险。人们都向我打听与我打过交道的铁路公司的情况，搞得我应接不暇。有人提出愿意筹集资金来投资，但要我来负责管理、运作—他们认为我能很轻易得到内部消息，所以相对比较容易成功。还有人邀请我加入，同他们合作，他们正悄悄地打算买下某家公司的控股权。事实上，尽管酬劳十分诱人，但投机领域我从未涉足。
刚搬到纽约不久，有一天上午，在温莎，我收到了一个诱惑十足的提议。迪杰·古尔德找到了我，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想买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控股权。如果我参与其中的话，他可以付给我一半的报酬。我谢绝了他，尽管我和司各特先生早已分道扬镳，但是我永远都不会与他作对。但司各特先生稍后便知道了一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因为我从没提起过。我向他保证我只关心自己的生意，他这才放心。
然而，时间能改变一切。30年之后，我将这一提议告诉了古尔德先生的儿子，说：
“你的父亲曾提议让我来经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现在作为回报，我提议让你来经营一条跨越大洋的国际线路。”
第一步—把他的瓦伯计划引入匹兹堡，而我则将我名下钢铁公司1/3的运输权给这条铁路，有了这个协议，这一步很快便取得了成功。我们准备把东部的扩展由匹兹堡开始一直延伸到大西洋，这时候（1901年3月）摩根先生通过斯科维博先生找到了我，问我是不是真打算退出生意场。我很坚定地回答，在我给我们的铁路业务做一个了结之后，我会毫不犹豫这样做的。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买卖过任何一只投机股票，但有一次除外。那是早年时，我买了一小股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股票投资，花的还是银行借给我的抵息贷款。我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绝不买我无法偿还的东西，也不卖我不拥有的东西。然而，在那些岁月里，我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也获得过一些股份，其中包括一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当时，每天早晨打开报纸的时候，我首先看的便是股票市场的行情表。当我决定售出所有非本公司的股票，并且把精力集中到匹兹堡的钢铁公司上来后，我就再没有涉足过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交易。除了少量通过各种途径流转到我手中的股票外，我一直都严格遵循着这条原则。
无论是制造业工作人员，还是自由职业者，都应该喜欢这一条原则。对制造业者来说，这一条无疑是最重要的。如果他要明智地决策，他就必须保持镇定和理智。没有什么比好的判断更加可靠，如果一个人的脑子中满是股票交易的商业投机，那他也就不可能拥有好的判断力。股票投机使他置于醉酒一般的兴奋与浑浑噩噩之中，无法根据事实作出合理判断。他会把高山看成小丘，又将小丘看成高山。他会迫不及待地下结论而不作缜密的推理分析，因为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股票的涨跌上面。投机是噬食价值的寄生虫，而不能创造价值。
在纽约定居下来之后，我所承接的第一项重要的工程是在基奥卡克建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汤姆逊先生和我签订了合同，这里面包括整个桥梁的架构、石工和上层建筑。合同还规定，我们拥有大桥的部分债券和工程款。除了财务之外，在任何方面，这项工程都可谓是一个杰作。但是一场危机导致了相关铁路公司的破产，他们无法支付规定的款项。竞争对手则抓住时机在柏林顿修建了一座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并且在河西岸修建了一条通向基奥卡克的铁路。虽然即将到手的丰厚利润无法兑现，但好在我和托马斯先生没受什么大的损失。
桥的上层建筑是由我们在匹兹堡的凯斯通公司修建的。工程需要我不时去基奥卡克进行巡视，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聪明可爱的人，比如里德先生、莱顿夫妇等。后来我带着几个英国的朋友去参观了基奥卡克，对西部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似乎已经站在了文明的边缘，真是妙不可言。一天晚上我们收到了里德将军的邀请函，他们组织了一个有英国人参加的聚会，希望我们也能参加。参加宴会的客人中，不止一人曾在战争中建功立业，并随之进入联邦议会成为声名显赫的重要人物。
在建造基奥卡克大桥的过程中我们赢得了声誉，这使得那些负责在圣路易斯修建密西西比河大桥的人开始与我接洽商谈，我的第一笔巨额资金便随之而来。1869年的一天，负责此项工程的麦克弗恩先生（一个典型的苏格兰人），来到了我在纽约的新办公室，说他们正在为修桥筹集资金，想请我说服几家东部的铁路公司也加入其中。仔细审阅了工程计划书之后，我代表凯斯通桥梁公司与他就桥梁的建筑签订了合同，并获得了大桥所属公司4百万美元的选择买卖权。1869年3月，为了联系债券的发售，我起程去了伦敦。
途中，我准备了一份工程说明书，抵达伦敦后，便叫人将它印了出来。上次来伦敦我有幸结识了朱尼厄斯·S·摩根，一位大银行家，而此行主要目的便是为了赢得他在资金上的支持。我给他留了一份说明书，第二天再去时，我很高兴地发现他对这件事很感兴趣，认为这事有利可图。我卖给了他一部分债券，但他的律师们建议，债券中的措辞需要做一定的修改。摩根先生对我说，如果我打算去苏格兰，那么最好现在就走，因为我需要写信给圣路易斯的董事会确定他们是否同意上述的修改。如果现在走，那么三个礼拜后再回来，我还有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我怕中间有变，便婉拒了他的好意，用电报将谈判结果发回了董事会，以便明天一早便能收到回复。大西洋的电缆已开通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我那天发的那么长的一份私人电报可能还比较罕见。我将合同的每一行都编上号码，然后仔细地向他们讲解已经修改的内容和需要在每一行中加入的额外的冗长话语。发前，我给摩根先生看了这份电报，他说：
“好吧，年轻人，如果你成功了，你将会得到奖励。”
当我第二天一早再去他的办公室时候，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专给我使用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彩色的信封，里面是答复我的电报：“昨晚董事会作出决定，所有改变都予以批准。”“现在，摩根先生，”我说，“我们可以继续了，请确认这份合同是你的律师所需要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
就在这时，《泰晤士报》财经版的主编—桑普森先生来了。我曾和他有过一些接触，深知他的几句话便能提高债券交易的价格。当时，美国的有价证券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起因缘于菲斯克和古尔德公司与伊利铁路公司间的诉讼，他们控制了纽约的法官们，使得他们唯命是从，这严重影响了证券领域司法的公正性。我深知桑普森先生肯定会利用此事作为反对我发行债券的理由，因此我提醒桑普森先生：圣路易斯大桥公司是联邦政府特许成立的。如果有必要，对该公司的诉讼可以直接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一席话改变了桑普森先生的态度，他说他会很乐意将这一点作为重点报道，我还把大桥描述为大陆高速公路出口的收费站，这似乎也让他很满意。一切都很顺利，他一离开公司，摩根先生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谢谢你，年轻人，今早你把那些债券价格提高了5个百分点。”
“不客气，摩根先生，”我回答说，“那么现在，告诉我价格是怎样被提高5个百分点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