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内战爆发，司各特先生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助理，主管交通部门。我便被他召回了华盛顿，担任助理工作。当时，我主要负责政府的军用铁路和电报，还要组织一支铁路武装。在战争开始后不久，交通部已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部门之一。
第一批通过巴尔的摩的联邦军队遭到了袭击，而巴尔的摩和安纳波利斯之间的铁路也被中断了，这导致联邦军队与华盛顿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于是，我的铁路兵团就派上了用场。在费城，有一条通向安纳波利斯的铁路在那里与通向华盛顿的主线相交。我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抢修这条铁路，使得重型列车可以由此通过，这花了我们好几天的时间。巴特勒将军和好几个团的部队在我们之后的几天里抵达，所有的军队都被成功地输送到了华盛顿。
我坐上第一列发往首都的机车，一路小心翼翼。在离华盛顿还有一段距离时，我发现有几条电报线被木桩子压在了地上。于是我停下机车，跑过去松开它们，但电报线是绷紧的，于是弹力之下，它们猛地抽到了我脸上，把我打得翻了一个跟斗，我的脸也被划了一道大口子，流了很多血。我就是这样随着第一批部队进入华盛顿的。可以说，除了一两个几天前在巴尔的摩大街上受伤的士兵，我成为第一批将热血洒在这片给予了我良多的热土上的爱国者中的一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让通向南方的交通顺畅，我夜以继日地工作。
很快我就把指挥部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当时那场不幸的布尔伦河战役正在激烈进行着。最初我们还不相信，但战败的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于是我们不得不将所有的机车和车厢开到前线，运回那些战败的士兵。离前线最近的是伯克车站。我赶到了那里，指挥把可怜的志愿兵伤员一车接一车地运走。有消息称叛军已经逼近我们了，最终我们不得不关闭了伯克车站，而我和电报报务员，则乘坐最后一列火车退往了亚历山大。那里此刻也是一片恐慌，一部分铁路工人逃离了岗位。不过，从第二天早晨在食堂就餐的人数来看，与其他部门比起来，我们已经有理由庆贺了。少数几个列车员和火车司机已经坐船渡过了波托马克河，虽然夜里仍有枪炮嘶鸣，但是大部分工人都没走。至于我们的电报员，则没有一个溜走的，全都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回到华盛顿后，我的指挥部和司各特上校一起被安顿在了陆军部大楼。当时我主管电报局和铁路，这使得我有机会见到林肯总统、苏厄德先生、卡梅伦部长以及其他大人物。偶尔，我们之间还能有些私人接触，这带给了我很多的快乐。林肯总统有时会到我的办公室来，坐在办公桌旁等待回复他的电报，或者，只是焦急地等待最新的消息。
总统的面部特征很清晰，画他的人从来没有画得走过样。当他平静时，他会相貌平平，变成普通大众中的一员。但当他兴奋或讲故事时，他的眼里会射出智慧的光芒，那光芒是那么耀眼，照亮了他的面庞。总统的举止得体而完美，他总是那般平易近人和细心周到，对所有人都是一样。不管对一个小信差，还是对苏厄德国务卿，他都一样彬彬有礼。他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平易近人。有些事情如果不用他的说话方式描述，可能并不见得能打动人心。后来，我经常后悔当时没有仔细把他的一些古怪的言行记录下来，因为即便是说一些普通的事，他的方式也很独特。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林肯总统这样彻底地与大家打成一片的伟人。海部长说过：“对林肯先生来说，真是难以想象还会有人成为他的仆人，因为所有人都是他的伙伴。”他是最为完美的民主党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彰显着人人平等。
1861年，当梅森和斯莱德尔从英国的轮船特伦特号被抓回的时候，那些知道英轮上庇护权具体含义的人无不对此报以强烈的焦虑，我也一样。若不立刻归还战俘，那么战争将不可避免，英国人的态度十分强硬。当内阁召集会议考虑这一问题时，卡梅伦部长没有参加，司各特先生作为战时的部长助理参加了这一会议。我努力让他明白，在这一问题上，英国将毫无疑问地开战。我力劝他赞成交换战俘，尤其在美国，因为轮船免于检查是一条基本原则，而他却对国际事务一无所知，倾向于扣押这两个俘虏。但当司各特先生从会议上回来时，他告诉我说，苏厄德在会上警告内阁—这意味着战争即将开始—正如我所说的。最初，林肯也倾向于扣留这些战俘，但他最后还是听从了苏厄德的意见。然而，内阁决定第二天再行决定是否扣留，那时，卡梅伦和其他缺席者都将一一到场。由于大家觉得卡梅伦可能不会主张交出战俘，因此苏厄德要求司各特先生在他回来后立即去接见他，以便在会前将立场协调一致。第二天，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无法形容那时华盛顿的混乱，当我第一次看见当时的总司令司各特将军时，他正在两个人的搀扶下从办公室穿过人行道，走进他的马车。司各特将军已经老了，不仅身体年迈不堪，思维也已瘫痪。但是，共和国的军事组织还在依靠这位曾经辉煌的垂垂老者。后勤总监泰勒将军在很大程度上是司各特将军的翻版，而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要开通电报通讯，要运送人员和物资，就必须跟这些人打交道。他们都已年迈，仿佛一群循规蹈矩的保守者，遇事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在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中，都看不到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官员—至少我一个也想不起来。长年的和平使军队变得陈腐不堪。
海军部的状况也是一片混乱，虽然我与海军部并没有什么接触。最初，陆军的地位始终高高在上，而海军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在各个军部的头儿被撤掉之前，除了战败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但这也不能一蹴而就。政府推迟了一种有效的武器的生产，这个国家开始对维护统一这一艰巨任务变得不耐烦起来，这并不奇怪。然而，之后不久，在军队各个部门中盛行的混乱情况就变得秩序井然，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
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卡梅伦部长授权司各特先生（他已经拥有了上校军衔）可以不用等陆军部官员那缓慢而滞后的决策和行动，直接做那些他认为是必要的事情。在卡梅伦部长的大力支持下，这一授权派上了大用场，政府的铁路和电报部门从战争伊始即发挥了重要作用。卡梅伦部长卓越的组织和领导能力远远胜过了他手下的那些将军们以及各个部门首脑。但迫于众人的压力，林肯总统最终还是将他撤换掉了。不过那些知晓幕后内情的人都清楚，如果其他部门都能像卡梅伦的陆军部一样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么许多灾难也许都能避免。
洛其尔—卡梅伦一直以来都喜欢这样称呼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他90岁时曾来苏格兰看望过我们，那时，他坐在四架马车的前座上，穿过我们的大峡谷，还非常虔敬地摘下了帽子，就那么光着头走过去，他被这峡谷的伟岸气派所征服了。
回到政府部门的候选人中来，洛其尔认为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凡事都需要亲力亲为，并具有卓越的组织与管理才能的人才能当选。接着，洛其尔讲了一个关于林肯总统第二任期的故事。
那天，宾夕法尼亚的哈利斯堡，卡梅伦在乡下的家中接到电报说林肯总统要见他。他赶回了华盛顿，林肯说：
“卡梅伦，我身边的人告诉我说，竞选连任总统是我作为一个爱国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说，我是唯一能够拯救祖国的人。我也开始有点迟疑，有一点相信了。你觉得呢？”
“哦，总统先生，28年前杰克逊总统也像你一样把我叫了过来，当时他面临和你一样的处境。我在奥尔良收到他的信，花了10天时间赶到华盛顿。当时我告诉杰克逊总统，最好的办法，是让一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这样一项决议，船员在有暴风雨时不得抛弃船只，等等。如果一个州这样做的话，其他各州都会照办的。杰克逊总统允诺了我的观点，然后我就回哈利斯堡准备了这样一份决议并且得以通过。如我所料，其他各州都相继照办了。于是，正如你所知，他赢得了第二任期的选举。”
“那好，”林肯说，“你现在可以做这项工作吗？”
“不，”他说，“我和你太亲近了，总统先生。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让我的一个朋友参与此项工作。”
“那好吧，”林肯总统说，“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了。”
“我找来了福斯特，”他说（福斯特是与他同坐一辆马车的同伴，也是我们的客人。）“并且希望他找到杰克逊的那些议案，并稍作修改，以适应新的情况，然后它们通过了，接下来的结果就和杰克逊总统的情形很相似了。第二次去华盛顿时，晚上我去参加了总统的公众招待会。当我挤进拥挤而宽敞的东厅时，林肯在一大群人中认出了我，他挥手冲我高喊道：‘今天又多了两个，卡梅伦，两个。’他是说，又有两个州通过了杰克逊—林肯议案。”
除去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不说，相隔28年，同一个人被两任美国总统召见，在几乎相同的背景下运用了同样的计谋，成功帮助两任总统竞选连任成功。这确实是不同凡响。正如那句话所说的：“一切都预料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