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曾经两次跟随母亲回到山东东阿老家。虽说两次两隔长达十二年之久，但却同样让我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生死离别。若要非得从中找出某些不同的话，我想，除了自身的感知之外，恐怕再也不可能找出别的什么了。
记得第一次回山东东阿老家是在一九七六年夏，而在那一年，我才只有八岁（虚岁，北方人都习惯于以虚岁记年。），一切还都处于懵懂之中，甚至我还不明白什么是生与死，外祖父便因病于山东东阿老家病逝。得到噩耗，母亲当日便买了回山东东阿老家的车票，带着我赶了回去。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我第一次回山东东阿老家应该称之为奔丧。
对于那年奔丧的记忆我已经很淡了，淡的就像天边一抹淡淡的薄云，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融会进蓝天怀抱里。唯一记忆犹新的是，那年我山东东阿老家大病了一场。由于时间久远，我连具体得的什么病都忘记了，只记得大人都在忙外祖父的丧事，没有人再看顾我。甚至连吃饭也没有人照管我。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漠视，再也没有人再在乎我了。就连一向关爱我的母亲也不再关爱我了。我的情绪无处发泄，便顺着梯子爬到了房顶。
去过东阿一带农居的人都应该记得，那一带农居都是平顶房，有的人家甚至把秋季的囤粮仓直接设在房顶。一到了夏季傍晚时分，在没雨的日子，就会有人爬上房顶，躺在上面乘凉。
我爬上房顶，看着下葬的队伍在锁呐声中离开了村庄，无限委屈涌入心头，便一声不响地仰面躺了下去，（那天应该是个阴雨天。因为如果是晴天，房顶在烈日的暴晒下，人是根本不可能在上面久留的。况且，那年我才只有八岁。）一任时间静静地从我身边溜走。
在不知不觉中，已到了傍晚，劳碌一天的母亲终于在吃晚饭时想到了我，也直到这时才突然意识到，已经将近一天没看到我了。
母亲急坏了，和舅舅、妗子（即舅妈）到处找我，迷迷糊糊中，依稀听到三人焦虑大声呼唤着我的乳名，我却恶作剧般地仰面躺在房顶，不作回答，直到舅舅找到房顶，将浑身滚烫的我抱了下去。
我病了，病得还不轻。据母亲后来回忆说：那天我烧的已经失去了意识，搓酒、吃药都不见好转，急得舅舅连夜背着我走了十多公里的路，到乡诊所打了一针才退烧。似乎又过了没多久，母亲便带着我回了东北。
临走之前，母亲找本家的一位长辈掐算了一下。本家长辈说：回东北的车票能买到，但可能走的不顺利。母亲想：既然能买到车票，还有什么不顺利呢？
但任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既将登车之时，传来噩耗，北京时间凌晨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强度里氐7.8级，震源深度23公里，震惊全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地震造成通往东北的铁路运输线中断，留母亲的便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退票择日再走，二是换票转道北京，母亲几乎没有犹豫，便毅然选择了转道北京。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母亲甚至没敢带我离开北京站的候车室，以至我头脑中连一点儿北京的影子都没有，那也是我至今唯一一次步入祖国的心脏。
回到东北，我上了小学，依稀才上不久，就赶上学校组织学生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那天的场景我早已忘怀，只记得看的是***逝世的纪录片，影院哭声一片。我明知道我也该哭的，但就是挤不出眼泪。
回到家，母亲问我，哭了没有。我实话实说，却吓了母亲一大跳，不分皂白地打了我一巴掌，压低声音说：你个混球，不许胡说，外人要问你，就说哭了，记住没？
我不明所以，咧嘴就想哭，猛地看到母亲惊慌失措的样子，硬是把哭声咽了回去，含着眼泪，懵懂地点了点头。
十二年后，也就是一九八八的春节前夕，舅舅的一封加急电报，再次让我陪同母亲返回了山东东阿老家。而这次回老家，也同样是为了奔丧。我年迈的外祖母也同样因病不治于山东东阿老家病逝。
按古人的说法，那一年，我已是弱冠之年。冠，亦代指成年；弱冠，即行冠礼，喻示着该男已至成年。
诚如古人所示，那年，我中规中矩地参与了外祖母葬礼的全部过程，没有丝毫纰漏。虽说对葬礼的全过程记忆犹新，却总是感到没有什么可写的。
还是那一年，又一位对中华民族有重大影响的大人物去世了，他就是身在台湾的蒋经国先生。中共中央于1月14日国民党中央发去唁电，以吊唁在13日病逝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
我知道，这一切都缘自于巧合，但谁能否认，我的母系家族早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宽广博大的血脉中呢？我更深深地知道，对于一个家族抑或是一个民族来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沙。甚至对一个经经辉煌过的国家都是如此。唯一让我骄傲的是，我的根，包括我父系母系家族的根都已深深地根植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