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被遣离家 (2)
“信纸可不便宜，”他说，“由于要纳税——三个便士——在这个国家，我们就这样被抽税。除了给侍者，再没什么了，墨水就算了，让我来赔上好了。”
“我应该——我应该——我应当给多少?”我红着脸，吞吞吐吐地问。
“要是家人又没有染上天花，”那侍者说，“我绝对不会要六便士。而且还有年老的父母，一个可怜的妹妹，”说到这里那侍者更激动了，“如果我有一个好处所，又受到好的待遇，我就要恳请你收下我的一点儿什么，而不是向你要。可我是靠剩饭剩菜度日，睡呢只好在煤堆上——”说到这里，那侍者放声大哭。
我很怜悯他的遭遇，觉得无论如何给他的钱如果少了九便士都是太残忍了。我从那三个亮闪闪的先令里拿了一个给他，他恭敬地接了下来，并马上用拇指捻了捻，试试真伪。
我被人从车子后面举进车时，有一点儿难为情，因为我发现人们认为我一个人把中餐全吃掉了。我知道这点儿是因为我不经意地听到那女士在半圆窗后对看车的人说：“当心那孩子，乔治，可能他会胀爆了!”此外，我看到旁边的女佣人都出来看我笑我，仿佛我是个怪物。但我现在更倾向于认定：由于怀着一个孩子的单纯信任和一个幼者对长者的自然依赖(任何孩子早期用世俗的精明代替这种天性，都使我感到很惋惜)，直到那时，我都并不怎么怀疑那侍者，以后也没怀疑过。
我必须承认，因为无原因地成为车夫和看车人的笑料，我很难受。他们说因为我坐在车后边，所以那部分分外重；还说我坐货车旅行更为威风。我大饭量的事传到外面一些乘客中，他们听了也格外开心，问我在学校里是不是被当作两个或三个人付伙食费，还有我是否在一定条件下被人承包了，以及另外一些让他们逗乐的问题。不过最糟的是，当有机会吃东西时，我也不好意思吃，所以吃过那么一餐量多的午饭后，我就得一夜忍饥挨饿了——因为我匆忙中把我的糕饼忘在客栈里了。我的顾虑被证实了。我们停下来吃晚饭时，虽然我很想吃，我却不好意思吃半点儿，只好坐在火炉边说我什么也不想吃。就这样，也不能使我免除更多的讽刺，一个声音嘶哑、满脸横肉的男人一路上有时从三明治盒子里掏出东西吃，有时从瓶子里喝水，但他却说我像一条大蟒，吃一次就能撑好长时间，他说过这之后又真地津津有味地吃了一份煮牛肉。
我们下午三点从雅茅斯出发，预定次日上午十点左右抵达伦敦。那正是仲夏时分的天气，傍晚很舒服。我们经过一个小村庄时，我独自想象那些房子里面是什么样的，住在那里的人都在干什么。有些男孩追着我们并攀在车后晃了一段路，这时我便想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不是在世，不知他们是否快活。我的思路不断奔向我正前往的那种地方——想象中那的确是很害怕的场景。除此之外，我有时任思绪飞往家里和坡勾提；我还使劲想在咬摩德斯通先生时，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可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我咬他好像是很遥远的远古时代的事了。
晚上就不像傍晚那么舒服了，因为太凉；为了防止我从车上掉下去，我被安排坐在两个男人中间(在那满脸横肉的人和另一个人中间)，他们俩打起盹，就把我挤得差点闷死了。他们有时把我挤得那样紧，我忍不住叫道：“哦!请别这样!”可他们却因为这叫声把他们惊醒了而恼怒。我对面是一个穿皮大衣的女士，她被裹得严严实实的。这女士带了一只篮子，总也不知放在哪儿好，后来看到我的腿短，就把篮子一下子放在我腿下面。那篮子挤着我还扎着我，使我更加痛苦；可是如果我稍微动一下身子，篮子里的一个大玻璃杯就会碰到别的什么东西上咣啷作响(因为那是必然的)，她就很使劲地踹我一脚，并说：“别乱动。你的骨头还太嫩呢，我知道!”
终于太阳升起来了，车上的人们看上去也睡得舒服多了。晚上他们挣扎得那样痛苦(他们发出可怕的喘气声和打鼾声)，而现在一切都平静了。最终当他们一个个醒过来后，每个人都说自己根本没合过眼，如果听到有人说某人睡着过，那被说的人就会生气地反驳。我记得我当时为此特奇怪，至今我同样惊奇。因为我注意到，对人类所有的弱点来说，因为人的本能，使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却又共有的事实就是曾在马车上睡过觉(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当伦敦隐约出现时，我觉得伦敦是一个很令人惊奇的地方。我又十分肯定我喜欢的那些英雄的业绩将在那里不断重现，我还在心中模糊地觉得这是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具有神奇和罪恶的地方。这些我都不用着意去讲。我们渐渐接近它，并按时来到我们计划要去的那个座落在白教堂区的旅店。
看车的人下车时朝我看了一眼，在票房门口说：“有一个小家伙从萨弗克的布兰德斯通来，是姓摩德斯通的给他订的票，有什么人来接他吗?”
没有人回答。
“再试试用科波菲尔这个姓，先生。”我可怜地低下头说。
“有个小家伙从萨弗克的布兰斯通来，是姓摩德斯通的为他订的票，但他自称科波菲尔，现在有人来接他吗?”看车的人说，“快点!到底有没有人?”
还是没人回答。我忧虑地朝四周看，可是那问话没引起任何人的反应，除了那系着绑腿的独眼男人。他说最好给我套个铜圈并把我拴到马厩里去。
梯子拿来了。我跟在我对面的女士后面下了车，但在她的篮子被拿开之前，我丝毫也不敢动。那时，乘客走了，行李被搬光了，马被牵走了，剩下马车被旅店的几个马夫拽走了。可是仍然没人出面来接我。
我那时比鲁滨逊?克鲁索还要孤独。值班的售票员邀请我进了票房，走到柜台后面，坐在他们称行李的磅秤上。我坐在那里，看着大小不等的包裹，闻到马厩的气味(从那以后，那气味就永远和那个上午的回忆连在一起了)，我害怕极了。如果真的没人来接我，他们会让我在这里呆多长时间呢?他们要把我留在这里直到我那七个先令花光为止?晚上，我是不是要和那些行李一同到那些大木头箱子中的一个里面睡觉，早上又在抽水泵前洗脸?或许每天晚上我会被赶到外面去，等第二天售票处开门了再来等人接我?要不然，摩德斯通先生制订了这计划来除掉我，我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让我留下直到把那七个先令花光为止，那么当我开始挨饿时我就不能希望再呆在这里了，那不仅会有让那个蓝什么的怪物担付我丧葬费的风险，还显然会让顾客感到不便和不愉快呢。如果我马上出发，设法往回走，我又怎么找到回家的路呢，我又怎么能指望能走那么远呢?而且家里除了坡勾提，我还能信任谁呢?就算我在最近的地方找到有关当局，要求献身去当兵或做水手，可我太小了他们准不会收下我。我想来想去只觉得焦虑沮丧得发昏。就在这时，一个人进来并悄悄向售票员说了什么，售票员便马上把我从磅秤上拉下推到那人跟前。
拉着这新相识我们走出售票处，我偷看了他一眼，瘦瘦的，面色蜡黄，双颊深陷，他的下颌差不多和摩德斯通先生一样黑。但他把胡子刮掉了。他的头发没什么光泽而晦暗枯焦。他穿着一套黑衣颜色也晦暗枯焦，而且裤腿和衣袖都有些短了。他系一条脏了的白围巾。我当时和现在都不相信那是他身上惟一的亚麻布服饰，可他显示或暗示那是真的。
“你就是那个新生吧?”他说。
“是的，先生。”我说。
“我在萨伦学校任教。”他说。
我向他恭敬地鞠了一躬。
我觉得对萨伦学校的一位高深学者和教员提像我那箱子一类的平凡东西实在太愧得慌，于是走了一小段儿路后，我才厚着脸皮说到它。我谦卑委婉地说那箱子以后还有用，我们就折回去，他对售票员说中午让脚夫来取那箱子。
“对不起，先生，”我说道，当我们又走到先前往回折的地方时，“有多远?”
“在黑荒原那儿。”他说。
“很远吗，先生?”我胆怯地问。
“挺远的，”他说，“先坐驿车，再六英里的路呢。”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走六英里，我真是受不了。我费了很大劲告诉他说我头天夜里就没吃过什么东西，并说假如他允许我买点吃的我会对他十分感激。他听说后，十分吃惊——我看到他停了下来看着我——一小会儿后说他要去看住在不远处的一个老人，所以最好是我去买点儿面包或其它什么东西吃，然后到那老太太家里当早餐吃，在那儿我们还可以喝到些牛奶呢。
就这样，我们来到一家饼店向那橱窗里望，我建议买下那家店里每一种易消化的食品，而他则断然拒绝，我们只买了一小块黑面包，用了三便士。然后，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我们又买了一个鸡蛋和一片儿咸肉，用了第一个亮闪闪的先令，而得到的找头是那么多，由此我认为伦敦是一个物美价廉的地方。拿着这些东西，我们穿过一片喧嚣和嘈杂，这使我很难受。然后我们又走过伦敦桥(的确，我认为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我当时极度恍惚)。最后我们来到穷人住的房前，从其外表和大门前的石刻来看，就知道这是济贫院的一个部分。石刻上说这些房子里有二十五个贫穷女人。
萨伦学校的教员拔掉那些小黑门中一扇门的门闩，那些小黑门都很像，门旁是一个小小的菱形玻璃窗子，上面是一个小小的玻璃窗子。我们走进那些贫穷女人中的一位住的房子，那女人正在吹火，以便把小汤锅烧开。那女人看到他进去，便停止拉她膝盖上的那个风箱，说了句话。我觉得那话听起来像“我的查理”。看见我也进了屋，她便站起来行了个礼。
“给他热一下早餐吧!”萨伦学校的教员说。
“我可以吗?”那妇人说，“我可以，当然可以!”
“菲比茨恩太太今天怎么样?”教师看着火炉边一张大椅子上的另一个老妇人说，那妇人就像一堆衣服。
“啊，她不太好。”第一个妇人说，“这又是她最难受的一天。我想如果火炉的火过了气，她可能也会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