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境遇的一种隐喻 文\付秀莹
当网络视频、商业广告、畅销读物、娱乐海报等拼接成一幅幅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化景观的时候，真正的艺术仿佛只能沦为黯淡退场的尴尬角色，这构成了当今时代精神的一个侧面。所谓时代精神，意为一个时代特有的价值取向及历史发展趋势，涵盖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社会习俗。从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制片人》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了时代精神境遇的某种隐喻，书写了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可能遭罹的命运。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理想不惜倾家荡产，不惜身家性命；“我”是注重内心感受的人，热血真诚，满怀赤子之心；“我”是作家，柔软细腻，心地纯净情怀浪漫——所有这些精神品质，注定了“我”在坚硬的现实壁垒面前，头破血流的惨败。作为制片人兼编剧及导演，“我”身陷剧组的“江湖”，亲身经历了艺术诞生的阵痛，亲眼见证了艺术绽放的光芒，切肤感受到了艺术命运凋零的寂寥，以及在特定情境下，艺术被误读、扭曲甚至亵渎的悲苦无奈。与“我”相对应的是素琴。素琴是电影中的女一号，小说对素琴的刻画，虽然着墨不多，但笔力饱满，生动传神。素琴的独特性格固然是她童年经验的精神映射，但成年之后，所谓“圈子”对她的心灵磨砺以及与导演李堡的情感纠葛，何尝不是铸成其性格气质的深层动因。可以说，这个所谓的“圈子”，以及这个时代的某种痼疾，成为素琴最终自戕的直接推手。这把特立独行的“素琴”，注定只能在另一个虚拟世界被孤独弹奏。
与素琴的高贵、空灵、唯美和忧郁的精神气质形成强烈对比，二十岁的女演员艳艳则是另一类典型人物，她媚俗，功利，世故，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对名利有着赤裸裸的热爱，以及近乎决绝的攫取，并且，最重要的是，豁得出去——所谓的尊严、名誉、人格，都可以像蛛网一样轻轻抹去。年轻的艳艳在圈子里，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这无疑同她深度契合了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有关。然而，即便年轻短视如艳艳，也能够真切地看清自己的结局。“其实，素琴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这是小说结尾处，艳艳在素琴墓前的自我宣判。其实，这何尝不是对时代精神疑难的宣判？只不过，艳艳们身在其中，身不由己。相对于个体，时代的巨手何其强大，它把人们推入某种命运的轨道，对他们进行不由分说的精神强暴，任由他们挣扎辗转，奔突呼号，遍体鳞伤。
而制片主任吴一根们，导演李堡们，素琴后妈，剧组各色人等，都是淹没在时代列车滚滚征尘中的小人物。他们的精神底色与这个时代的病灶是同一谱系。精神找不到注脚，灵魂无安栖之所。他们只能在短暂的“悬空”中苟且偷安。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剧组中，“我”和素琴之外，唯一的亮色，是临时雇佣的司机铁仔。贫穷，但忠直无欺，固守着一个“人”应有的道德底线。
小说运用了“戏中戏”的叙事策略，叙事者“我”，是小说中的女主角，而素琴，是电影《幻影》中的女主角。从某种意义上，“我”即是素琴，素琴即是“我”。“我”与素琴是精神上的姊妹，惺惺相惜，血脉相通。“我”和素琴相类的精神气质，在现实和虚构中相互缠绕，互为表里，有着惊人的交错与重叠。于素琴这个人物中，“我”寄托了真挚的情感和对世界的全部美好期许与想象。素琴是“我”孜孜以求的理想的某种镜像。素琴的自毁，亦是“我”的自毁。所不同的是，素琴毁灭的是肉体，我毁灭的是精神，是价值的崩溃，是理想的幻灭。小说结尾处，故事发生了戏剧般的陡转——我的戏起死回生，大卖、大红。而这一切，却源自素琴之死。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只有完成精神的自戕，才能够死而后生——这是小说最有力量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