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有人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陆学艺认为，“农民真苦”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国农村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在部分地区的农民收入却减缓了、停滞了，同时农民负担逐渐加重，有的地方农民的实际负担占纯收入的15%~20%。而且越是贫困地区，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民负担也越重；“农村真穷”是指乡村两级的政府穷、集体穷。由于农民苦、农村穷，结果就是农业真危险。①
钟甫宁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务农收入得到保障，农民才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动机，农产品的供应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如果不打算或没有能力大量补贴农业生产，那么，农业劳动力的份额就必须下降到大体上与GDP相应的水平，才能保证务农可以得到与从事其他行业大体相当的收入，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不断增加农产品供应的积极性。②
林毅夫对此有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在人们的一般论述中，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并提，但是农业的问题其实不是很大。过去25年中，农业生产每年增长速度达到6%，就是在大家认为“三农”问题非常严重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1997~2002年），中国农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5.7%。一般来说，农业生产的增长比人口增长高一个百分点就是不错的成绩，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国内外的农业发展史上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农村问题指的是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民负担的问题。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农民负担的加重，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引起的。所以，大家关心的“三农”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核心其实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长期、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①
石平认为，从广大农村来看，影响其发展的有五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农民收入近些年来增长缓慢甚至呈下降趋势其原因不在于农民使劲少了，而在于农民开支大了。原因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各种税费仍在增加、大宗农副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灾害多、打工难。在目前情况下，受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广大农民购买力的制约，农产品的国内需求不会增加很多，加上出口阻力大，供大于求的矛盾一时还难以有根本性改变。加入WTO以后，我国质次价高无特色的弱质农业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和比价因素制约，依靠增加产量和提高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已经缺乏弹性空间。第二是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但问题是农村经济结构靠谁来调？如何调？谁来承担农业结构调整的市场风险？谁来支付农业结构调整后农民可能得不偿失的代价？同时，在目前这种农业生产体制下，分散经营难以和大市场对接，还存在能不能调的问题。第三是农村的土地问题，这是农村经济制度的根本。土地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分散；二是存在土地抛荒；三是不能流动；四是所有者缺位；五是承包经营存在不稳定性。第四是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问题。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县及县以下财政十分困难甚至发生空转；二是这种二元结构大大延缓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三是造成人的发展机遇的不平等。第五是农村的管理体制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村政府及政权机构重叠、职责不清，包揽过多，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而一些应当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又没有认真管理，农村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又无法供给，有些机构还利用职权与民争利甚至强取豪夺。①
陈惠雄认为，“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难题，也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面临困难最大的环节。脱贫、就业、启动内需，样样涉及“三农”却又无奈“三农”。农业滞后，农民增收困难，部分农村的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突出难题。在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我国，“三农”问题本不该如此难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对经济发展的终极意义缺乏科学认识，毁坏环境，伤及根本，导致解决“三农”问题的大量行为的效用相互抵消，农民的福利水平改善缓慢。②
冀纯堂认为，目前“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是“两个倒挂”，即：城乡人口比例倒挂和工农产品价格倒挂，主要表现形式是三个不协调：一是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协调（农业占GDP的比重小而从业人员多，占全国50%的农村劳动力创造的GDP只占全部GDP的15%）；二是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三是城乡之间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不协调（三农获取生产要素份额小）。③
张玉林等人认为，随着中国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和污染向乡村的转移，弱小的农民已经成为最大的受害群体：不仅数亿人的发展受到限制，而且千百万人的生存遭到威胁。大量的宏观资料和典型个案说明：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是比“农民负担”更为沉重的负担。这种黑色的暴力正在逐步地、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对一个个中国的乡村进行着系统的破坏和颠覆，使本已无序的中国农村更加混乱。而在短期内局势并不会好转的大趋势下，环境污染这一越来越沉重的“变量”将使“三农”问题变成一个越来越难解的“中国结”。④
农业部产业政策法规司课题组认为，“三农”问题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并且折射出诸多的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其原因既有机制性问题，也有体制性弊端，从根本上则是没有解决好城乡二元发展模式的改革问题。由于农村财政资金的多收少支，农村金融的多存少贷，农村土地的多征少补，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这些剥夺农业和农民、保护工业，限制农民、保护市民的不平等、不公正的二元经济制度结构，不仅使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为落后地区的格局得以强化，而且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影响社会稳定，对经济效率也带来负面影响。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必将破坏城乡协调发展机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制约先进生产力向农村的渗透，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加大社会稳定成本，最终影响全面小康建设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①
武力认为，“三农”问题是贯穿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的体现。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即实现农业产业化、大量农民涌向非农产业以及人口城市化；同样，教育的普及，民主化、法制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农村和农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三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且正是因为这一问题的成功解决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它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且是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需要完全解决的最大问题。因此，“三农”问题并不单纯是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