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
西方传统消费者行为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经济转轨期居民消费行为，因为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明显地受到体制转轨的影响。对此，有学者作了深入探讨，说明了中国体制转轨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相关性，提出了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假说”，并证明了居民消费行为变异“假说”的真实性，得出制度变迁是导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根本性原因的结论。②
有人认为，改革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受到明显的流动性约束和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反作用。绝大多数情况下，利率对消费都是微弱的负影响，说明相对而言，实际利率的替代效应起主要作用，但是并不显著，这意味着消费对利率变化并不敏感。从各个模型的长期均衡趋势看，居民消费的长期收入弹性系数近似等于1，据此判断，对中国居民来讲，当长期的实际收入增长1%时，长期的实际消费增长幅度也在1%左右。③
经济转轨时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如收入不确定性、失业风险、医疗支出不确定性等，这些不确定性会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效应的大小也因这些因素的可预期性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增强政策的可预见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对化解居民收支风险将具有重要作用。④
有的研究依据中国实际对Davidson等人提出的误差修正机制（ECM）做了重要修正：即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不断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并利用1978~2002年的有关数据和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1990年之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比例相对稳定，而1990年之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和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为持续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派生控制机制和比例控制机制对短期消费的影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2）受长期均衡比例下降影响，1990年后消费和收入的走势开始分叉，但这并不说明消费与收入之间没有协整关系，而是存在一种变协整关系。①
（二）市场结构研究
通常认为市场结构影响市场绩效。在中国是否是这样？有人利用我国44个行业中的367家企业共计103 616位消费者的满意度数据，以及这44个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我国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市场，主要是市场绩效决定市场结构，而不是市场结构决定市场效率。其原因可能是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产业从国家垄断向自由竞争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学者提出的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产业管理方式，通过控制产业内竞争者个数，进而提高市场绩效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人为增加产业内竞争者数量，中国产业的市场效率将比更加自由的竞争低，同样，增加企业进入壁垒以维持较高产业集中度的举措，对提高市场绩效的作用也不大。因此，应采取的措施是，积极促进产业内现有企业的有效竞争，以提高市场绩效，促使产业内资源向具有市场活力的企业集中优化配置，从而通过市场规律淘汰那些不具有竞争力的企业。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兴起的电力行业重组和市场化改革浪潮，其核心就是在电力行业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中国电力市场如何改革，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是我国改革中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有的研究表明，由于电力行业的独特性，在电力行业建立完全竞争市场是不现实的，所谓的竞争性市场只能是一种可竞争性市场结构。他们沿用最新的规制经济学和电力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框架，对电力市场设计中的核心基础理论———节点价格体系、双边契约机制和电力市场中的风险规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采取节点边际价格体系以及相应的支撑体系，即两种清算机制和传输权市场等可以最优化短期经济调度，可以保证和促进行业发电、输电的长期投资，保证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①
有人在Berger模型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与绩效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共谋假说与有效结构假说在我国银行业并不存在；相反，高度垄断型市场结构与国有银行绩效低下并存是我国商业银行业独有的现象。为构建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绩效优化和竞争力提高的有效市场结构，应扶持发展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扩大其规模，进行业务联合和重组；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正常市场淘汰机制。②
在对市场结构的研究中，我国民航业的市场结构也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认为，目前我国民航业已形成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但其具有与经典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不同的双重性特征：一方面，寡头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明显提高了民航业市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由于寡头航空公司对市场控制力弱、干线与国际航线竞争过度而支线竞争不足，加之各寡头航空公司缺乏规模经济、产品差别化程度低、政府政策壁垒较高等原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民航业市场结构有效性的充分发挥。③
（三）反垄断与政府管制研究
1.垄断行业的改革与反垄断
有人认为，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重组的基本目标是形成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的基本格局，以此来提高自然垄断产业的经济效率。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和我国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重组的政策实践看，对于特定自然垄断产业（如电信或电力产业），不同国家有各自的市场结构重组政策实践；而对于特定国家，对不同自然垄断产业也采取差异性的市场结构重组政策。研究者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应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而且应根据特定自然垄断产业的特点制定与实施市场结构重组政策。①
对于如何推进垄断性行业的改革问题，有人提出“三线推进”战略：一是以引入竞争机制、构筑规模型竞争格局为核心的市场结构改革；二是以引入非公有资本，实现公私资本相机参与为特征的产权制度改革；三是以放松管制与重建规制并重为内容的政府监管改革。只有实行上述战略，方能使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②
在软件产品经营中存在着市场控制、标准锁定和捆绑销售等方面的垄断，对此如何进行反垄断规制是一个新课题，有人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政府对软件市场的规制应把重点放在创造竞争的环境上，让市场竞争去解决政府规制中难以解决的规制信息不对称、信息有意隐瞒与定价规制激励的难题，政府对标准垄断规制应防止企业利用合理的标准垄断去施行有意的市场控制，对捆绑垄断应采取严格惩处企业单纯利用捆绑垄断来获得市场力量等规制措施。③
2.政府管制研究
放松管制是一个世界性趋势，其根源何在？有人从产业组织和企业行为的视角，探讨了二元（价格与进入）管制下边缘性进入发生的技术、需求和结构性条件，从而对管制放松的初始诱因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即管制放松是技术进步（在本书特指新产品的出现）、需求结构变化和原有管制下的产品特制、产业组织结构及权力结构安排的内生现象。由边缘性进入引发的放松管制是一个渐进性的“多赢”结局，不会导致由强制性管制放松所引起的管制无序甚至缺失现象。④
有的研究表明，在自然垄断领域中是否应当保持进入管制政策，不能简单地按照传统的理论假设进行推论，而是要对有关产业管制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实证分析。他们提出了应当在自然垄断领域内引入竞争的理论假说，并用电信产业的统计数据对这个假说的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0多年间由于中国电信本地网络的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以及所转移的消费者剩余已经超过了重建本地电话网所需的投入成本。因此，他们认为在电信产业中的本地电话网中引入竞争是必要的。他们主张对于自然垄断领域要放松管制，引入竞争，但并不是要取消政府管制，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改善管制。对于像电力这样的产业，安全运营的要求十分重要；而对于电信产业，技术标准的统一、互联互通以及普遍服务的问题都需要政府从社会的角度来进行必要的管制。①
有人认为，在我国基础产业部门放松政府管制，不仅仅是开放市场、引入竞争，还必须选择一个合理的所有制结构，进行所有制改革。应该把自然垄断行业的放松管制改革纳入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充分重视一个产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与企业制度改革对于市场结构变化的特殊作用。②
政府管制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关系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有人通过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措施、法治和银行业的发展程度对世界各国中小企业发展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以案例审理司法程序的正式性衡量的法治水平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稳定的作用，而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准入管制、劳动用工管制、征信管制以及退出管制在内的政府管制措施以及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不稳定或不显著的影响。因此，该研究结果支持了中小企业发展的“法治论”，而否定了“政府管制论”和“银行发展论”。③
（四）市场秩序研究
如何进行有效的市场治理，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形成，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市场秩序的紊乱。市场竞争中出现损人利己后果的重要原因是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市场主体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从而出现市场秩序的紊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取决于一系列制度安排。完善市场秩序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来实现，其核心就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权利的界定来明确当事人从事某项交易活动的预期收益，从而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核心就是资源配置的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的演变。因此，产权关系明晰化就成为形成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基本制度条件。①
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秩序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和谐、竞争适度、收益共享的资源配置状态和利益关系体系。因此，治理市场秩序的重心不应当是目前流行的简单的行政处罚或道德教化，而应当是在必要的法制建设、行政管理及制度完善的基础上，进行利益关系的重构和协调，消除各种经济主体之间、政府部门之间和政府与各种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实现利益和谐及利益和谐条件下市场秩序的和谐。②他们认为，市场秩序治理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应当认识到交易模式的多样性，对不同的交易模式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对不同的治理模式采取不同的建设方法。第二，应当认识到制度的多样性，制度构建一方面必须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另一方面必须给制度的本土化演进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使外来制度和本土资源得到创造性的转化。第三，应当防止市场秩序建设中目标和手段的混淆。第四，在明确政府处于市场秩序建设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必须深化对政府自身的改革，完善政府的各种约束机制。第五，应当积极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第六，对不同市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类型的市场秩序紊乱进行分类治理，并根据分类进行相应的治理手段的匹配。第七，必须坚持综合治理，注重治理手段的分工和相互配合，防止治理手段的单一化。③
我国目前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是体制转型中产生的，涉及利益各方的博弈，因此有人主张依据博弈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寻找市场秩序混乱的根源，进而找到规范市场秩序的有效制度。这些制度安排包括：（1）产权制度安排。产权是交易的基础，市场交易中的守信和失信也有其产权基础。从市场秩序方面提出产权问题的实质不是要说明哪一种所有制的企业更守信，而是要解决市场交易中保护守信者的产权以及失信者承担责任问题。（2）市场自律。使进入某个特定的市场要有一定的资格，并遵守一定的规则。（3）中介组织的监督，即第三方治理。第三方力量包括专事审查交易人资格和资信的会计师和审计师事务所，专事交易纠纷仲裁的商法仲裁机构等。（4）建立守信的文化信念。市场秩序混乱很大程度上是交易者的道德风险所致，这与机会主义的文化和道德观相关，因此市场秩序建设包含守信的文化建设。他们认为，各种制度安排的功能是互补的，我们需要的是各种治理市场秩序的制度作为整体来发挥作用。①
有人认为，市场秩序主要是一种内生和演化的秩序，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市场秩序形成的前提条件。但同时政府应在市场秩序形成和完善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恰当划分是构建市场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应当是宪制政府、服务政府和有限政府。治理整顿市场秩序的同时也要治理整顿政府自身。②
在对市场秩序的研究中，还有人利用面板数据分析，讨论了一般要素、市场化进程、地方政府创新能力及竞争行为指标对人均GDP的影响，结果初步显示竞争策略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资本、区际贸易环境和制度环境三个。这些指标大多数和市场秩序有关，这意味着市场秩序对当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因此，要获得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必须通过信息化、制度化等来重建市场秩序。③
（五）企业间网络研究
企业间网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企业间网络与市场和企业科层形式有什么区别，其作用是什么，有人作了研究，他们把企业间网络界定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企业通过正式契约和隐含契约所构成的相互依赖、共担风险的长期合作的组织模式，说明了企业间网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并有助于企业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④
传统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假设知识获取是无成本的，因而较难有效地解释企业网络的组织性质。有学者认为，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他们在新的假设基础上构建了知识交易成本理论框架，从知识交易成本的新视角分析了企业网络的组织性质，得出企业网络是一种便于企业与企业间知识交易，能够有效地节约知识交易成本的企业间的制度安排。①
有人从契约理论的角度，用“超市场契约”一词来描述企业网络或企业与市场间的中间状态，认为它是关系型契约的一个特殊类别，是拥有关键性资源的企业以管理输出和行使指挥权方式与其他相关企业的交易。私人可履约成本、合作的潜在丰厚收益和违约的机会成本，以及威廉姆森式的安全保证条款是促使企业间超市场契约可自我实施的条件。②
有人主张应该将企业间网络纳入到企业战略研究的框架之内，以获得对企业战略较全面的分析与认识，他们从产业结构、某一特定产业内部企业的分布形态、企业的不可模仿的资源和能力、交易费用与协调成本和网络的动态性与路径依赖等5个方面分析了企业间网络关系对战略的影响。③
（六）企业边界研究
企业的边界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探索的一个课题。最新的研究成果考察了信息技术、互联网等条件下企业边界的确定问题。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通过节约企业的内部生产成本和市场协调成本影响企业边界的变动，而变动的方向则受到企业组织特征的影响。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来说，其组织特征有利于应用信息技术后更显著节约内部生产成本，从而边界朝扩大的方向发生变动；而对于知识密集型企业来说，其组织特征有利于应用信息技术后更显著节约市场协调成本，从而边界朝缩小的方向发生变动。④
互联网是否影响企业边界的确定？有学者对此作了研究。他们认为，互联网能够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交易费用、系统生产成本、行政协调费用这些企业边界决定因素的成本（费用）。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在某些情况下，会使企业先前的一些外取或外包的活动纳入企业之内，在另一些情况下，却会使先前一些在企业内部完成的活动外包出去，从而扩大或是缩小企业的边界。①
科斯用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规模，有学者认为这种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在企业规模决策的诸多方面中，只有中间产品规模的扩大或纵向联合的决策中，交易成本才具有重要作用。科斯正是从纵向联合的现象中推演出他的结论的。交易成本是决定纵向联合的重要因素，但将此结论推而广之，一般化地说明企业规模的决定，就过分夸大了交易成本的影响。②影响企业边界和规模的因素不仅仅是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管理成本的比较这一因素，而可能是多种多样的。③
对于企业边界，有人提出并区分了两重边界：法定边界和契约边界。他们认为，对于涉及到非专用资产的交易活动，无论其交易比率是高还是低，这种交易契约都是市场契约。市场契约的一个特点是它不具有自我实施性质的长期性。即缔约方可以通过机会主义行为不履行契约的长期条款而使自己获益。其原因在于其资产的准租很小甚至为零，或者说转换交易对象对自己的收益较大而损失很小；当交易涉及专用性资产时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联盟）就显得比较经济了。这种长期稳定的具有自我实施性的契约就是企业契约，或者说，企业契约通过专用性资产产生一种“锁定”的功能，将缔约各方牢固地联结在一起。这时，契约参与者如果合并为一个法定企业，则基于新的法定企业的契约边界会变大。而契约边界受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组织费用的影响有一个限度，当交易比率高于某一点时，扩大契约边界就不经济了。所以，交易比率决定了法定企业的规模。相互间的交易比率低则结成法定边界外的企业契约，交易比率高则会“一体化”缔结法定边界内的企业契约。④
（七）契约理论研究
契约的有效安排和有效实施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围绕契约的有效安排和有效实施等问题，学界进行了研究。对于契约安排问题，有人认为，在契约安排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威胁点、风险态度、谈判实力起着重要作用；但契约安排的内容不仅包括讨价还价理论所讨论的作为结果的合作剩余分配，还包括作为过程的权利分配；而且，规则系统中的契约安排应遵循最优完全程度；而最优完全程度和契约调整问题，则要考虑契约背后的价值链、业务流程、资产配置和利益分配，并寻求四者与契约安排之间的匹配关系。①
有的研究对风险投资实践中的分段投资、剩余索取权分配、剩余控制权安排等契约条款的成因做出了理论解释。他们认为，在风险投资契约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根源并不是自然技术的外生不确定性，而是人力资本的内生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本投入、产出、退出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因此，风险投资的契约设计应基于人力资本的不确定性来进行。②
“控制权”变量的引入是融资契约理论的一大进步，但有人认为，现有的模型将控制权视为“零一”性质的变量且未能对之作内生化解释，所以这些模型仅仅能够揭示现实融资契约安排的某个侧面。作为一种改进，他们强调现实中的融资契约不仅是多维度的，且它们通常是可连续变化的变量；更重要的是，它们必然是当事人之间通过谈判而理性选择的结果
有的学者研究了正式契约的第三方实施和权力最优化问题，工资纠纷给出了一个契约论的解释。他们认为，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并非农民工与直接“关系”雇主之间的非正式口头契约无法有效实施，而恰恰是国家明文规定的、应该由国家作为第三方强制实施的正式契约无法有效实施。国家作为强制实施的第三方，无法有效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家作为第三方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的失效，导致农民工选择契约的其他执行方法，使得契约的实施由“公共强制”倒退回“私人秩序”，进而可能导致私人暴力的无序使用，危及社会稳定，反过来又迫使政府只能选择更大力度地使用权力。国家要重新建立国家作为强制实施第三方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中的权威，就必须考虑“第三方权力的最优对农民工化”问题。①
（八）企业控制权问题研究
企业中资产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控制权安排是企业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但现有文献对此问题的研究存在很大争论。有人在现有控制权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将企业的控制权划分为核心控制权与一般控制权，他们认为，企业契约中核心控制权的配置是基于对权力外部性风险的控制，而一般控制权的配置则是基于核心控制权行使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均衡。在企业正常的情况下，核心控制权只能由企业的资产所有者拥有。核心控制权行使的结果是实现一般控制权的转移。核心控制权行使的边界实质上决定了企业中资产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一般控制权的分配。这个边界取决于多种约束因素的作用，是这些约束因素作用下权力行使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平衡点。②
对于企业控制权的配置问题，有人运用罗宾斯泰英的轮流叫价谈判模型进行了动态分析。他们认为，企业控制权的惟一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结果取决于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耐心程度。耐心程度取决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实力、稀缺程度、专用性、惟一性和流动性。③
有人从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理论分析入手，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有效控制权问题。他们根据控制度的概率投票模型和Banzhaf指数模型，计算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度，得出了以一定程度控制该公司所需的持股比例。④
还有学者对灌区管理体制的改革涉及灌区资产剩余控制权安排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他们认为用水者协会和供水组织的风险态度是决定灌区资产剩余控制权安排的主要因素，用水者协会和供水组织的灌区资产剩余控制权份额随其风险厌恶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灌区资产剩余控制权安排在于水生产过程本身，是资产剩余控制权安排收益和成本对比的结果。只要灌区资产折旧对用水者协会灌区维护努力水平和供水组织生产努力水平的敏感程度不为零，灌区资产的联合拥有是灌区资产剩余控制权安排的合理选择。建立经济自立灌区和用水者协会不应该是灌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解决灌区资产剩余控制权权属是灌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①
有的学者还对控制权转移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在剔除控制权转移之后的收购资产对经营业绩的额外贡献的基础上，运用变化模型和配对模型来研究控制权转移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前后的业绩变化。控制权转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只能采用配对模型，而变化模型则可以揭示控制权转移之后股东财富的变化。研究结论表明，控制权转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显著，但股东从控制权转移公司所得到的报酬，如果剔除控制权转移之后的收购资产对经营业绩的贡献，其显著为负；如果不剔除控制权转移之后的收购资产对经营业绩的贡献，则其与零没有显著差异；控制权转移之后的资产收购对公司业绩的变化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控制权转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时，需要考虑控制权转移之后的资产收购行为。②
（九）企业改革及绩效研究
如何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对产权改革问题的研究中，有人提出了一个企业产权制度模型，推导出了企业产权制度的侵权性质，并以此为逻辑框架，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路径上的两个代表性的“节点”，即“放权让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在于相对满足了企业私人产权的要求，最大的失误在于忽视了职工私人产权。如果职工私人产权不能随企业私人产权的扩大而扩大，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③
企业民营化改制对产业效率产生何种影响，是企业改革中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对此有人利用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2001年）对民营化改制对中国产业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国有企业（包括传统国有、国有独资企业）对于效率具有明显的副作用，私营企业、股份企业和三资企业则都表现为积极的对于效率的正相关推动作用，其中，私营企业推动产业效率的作用最强，三资和股份合作企业其次，再次则是股份企业和集体企业。（2）对于改制企业的不同资本股权来说，个人资本普遍具有最显著的对于效率的正相关的积极效果，法人资本表现为显著性不稳定的正相关作用，集体资本表现出与效率不相关的结果，而国家资本则表现出十分显著的负相关的效果。（3）对于股份有限、有限责任和股份合作制企业这三种股份企业之间差异的分析表明，股份有限公司的规模效益作用明显小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劳动贡献率明显高于资本贡献率。①
有的学者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并对此提供了一个新的演进论解释。他们认为，在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会决定其民营经济政策进而影响民营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构成的生产率竞赛和制度互补关系会共同塑造某个特定地区的“制度互补特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民营企业选择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其结果是，不同地区的制度变迁呈现出路径分岔的状态。②
我国金融企业———银行效率问题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在对银行效率研究中，有人利用我国22家银行1995~2001年间的一组数据，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研究了所有制结构和硬预算约束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非国有银行比国有银行效率高11%~18%；面临硬预算约束的银行的绩效比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本的银行好。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水平仍然很低，并没有明显的改进。提高效率是国内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生存和成功的关键，而所有制改革和硬预算约束可能有助于提高中国的银行效率。③
有人从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国家通过注资方式推动国有银行改革及绩效问题。他们认为，第一，政府推动下的银行改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一般都受到某种外部因素的刺激并追求短期见效的效果；第二，在微观经济基础未能得到有效调整的情况下，单方面改变银行资本结构的行动注定会无功而返；第三，国有银行制度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且不乏有效运作的例证，通过人为方式降低国有银行比例以提高整体银行效率是一种逻辑误导；第四，中国国有银行低效率运行的根源不在出资人本身，而在于出资人获取回报的特殊经济流程；第五，若考虑到被巴塞尔协议剔除的一些无形资产可以在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中得到确认，则国有银行出资人的资本压力就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是经济改革过程中诸多矛盾与利益博弈的长期积淀，解决方案须基于演进主义的方法论，绝不可毕其功于一役。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