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户籍制度
黄世贤提出，改革以“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为标志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彻底打破农村居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最大体制障碍。在现代社会里，农民是一个职业，一个社会阶层。社会阶层之间应当有社会流动的通道。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社会流动是正向的，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向上层流动。因此，我们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使农业经济人力资源能够完全而充分地流动，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就业岗位的充分自由，不能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更不得有任何歧视性法律及政策，在政策上对城市或农村居民一视同仁，使其具有同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力。①
（二）取消农业税，改征增值税
农村税费改革研究课题组提出，应着眼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农村公共财政，进行农村税制改革，其具体思路是：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改现行对土地征税为对进入商品市场的农产品征收商品税，对农业生产者的生产所得征收所得税；按照国际惯例，对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者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农业特产税并入农业税；将农产品增值税统一为17%，并对进口农产品按17%征收；每年减少征收20%的农业税，5年内取消农业税；对农民销售自产的农产品恢复征收增值税；逐步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率；农产品加工行业率先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从长远来看，要建立农业生产单位所得税制，逐步创造条件统一城乡房地产税制。②
（三）调整农村分配关系，构建农村公共财政体制
改革的方向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依靠农民自身为主向以政府为主的政策目标过渡，使广大农民享受到最基本的国民待遇。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凡具有全国规模和全局性质的，应当由中央政府进行决策和组织提供；凡具有地方规模和地域限制的，应由各个不同的地区分头决策和组织供给。要严格区分公共产品的性质，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建立由决策权和经费投入责任相协调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对一些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应退出中央财政保障范围；对一些非公共产品，如体育、文艺、非义务教育、面向市场的科学研究等，应退出财政保障范围。从而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收缩范围，应保尽保。具体讲，中央财政应逐步加大对优抚、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的支持力度，承担跨地区、跨流域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农村中小型水利设施、公路、电网、电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组织提供。养老、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则应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提供。①
（四）城乡一体化
许经勇等人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打破，60%多的人为30%多的人提供商品性农产品的局面不从根本上改变，农产品市场容量就很难扩大，农业规模经营就寸步难行，农业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农民收入就不可能持续地增加。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城乡一体化立场上，将农村内部结构的调整与推进城市化有机地结合起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消化农村向外转移的劳动力，即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共同承担吸纳农业人口的责任，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完整意义上的农村城市化，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乡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同时还应理解为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农村除经营农业以外，还要发展二、三产业，使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占绝大多数，使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接近或达到城市的水平。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农民已经获得两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从僵化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必不可少的财产权；第二次是从极其有限的土地面积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在农村社区范围内获得自由选择就业的权力；目前，正在进行着第三次大解放，即从城乡分割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公民的真正平等权利。只有相继实现这三次大解放，农村生产力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农村经济社会面貌才能根本改观，农民才能走向富裕道路，我国的“三农”问题才有可能获得根本性的解决。①
洪银兴等人进一步指出，城市化不仅要解决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城乡一体化问题。城乡一体化，是通过体制一体化、城镇城市化、产业结构一体化、农业企业化和农民市民化，把城市和乡村建设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优势和作用，使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合理的交流与组合。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在于强化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的市场功能，发挥中心城市对外围区域的支配、联系和溢出等效应，促进城乡设施、产业、空间的紧密联合乃至融合。②
（五）实现“双轨并行”的农业经营制度
胡必亮认为，我国的农业问题并不严重，农业已经充分地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着眼于未来，我国应当建立一种将自给性的小农经济和商业性的大农经济紧密结合、并行发展的“双轨运行”的农业经营制度，稳定自给性小农，发展商业性大农。中国农村的发展，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因此，需要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社会转型。对农民问题，不少人仅仅归结为一个收入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其背后涉及一系列十分重大的经济与政治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权益保护，要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在农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国家应自觉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主动地解决这些问题。③
重化工业化问题讨论综述
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的上升期，1998~2003年，GDP年均增长8%，2003年增长9.1%，2004年在实施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情况下，全年GDP增长仍然达到9.5%。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有如此强劲的动力？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什么？重化工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充当了什么角色？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将遇到哪些要素约束？中国如何维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些都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而且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上，现将有关讨论综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