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河清
也许这篇文章要使用“倒做”之法了。因为我首先想引的一段文字倒是杨绛《洗澡》的结尾：
彦成急急走了几步，又退回来。他想说什么？他是要说：“快把眼泪擦了。”可是，这还用他说吗？她不过以为背着灯光，不会给他看见；以为紧紧抿住嘴，就能把眼泪抿住。彦成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绕远道回家。
姚宓在门里，虽然隔着厚厚的木门，却好像分明看见彦成逃跑也似的疾走几步，又缩回来，低头站在门前，好像想敲门进来，然后又朝相反方向走了。她听着他的脚声一步步远去，料想是故意绕着远道回家的。[20]
这位终于躲进厚厚的木门背后，聪明得仿佛长了一万个心眼儿的名门闺秀姚宓，其实很有些杨绛先生早年时代的影子在的。何以见得呢？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无锡是春秋战国时代遗下的古城。背倚锡惠，远临太湖，风水颇为雄峻，使此城收尽了江南的灵气。近代以来，无锡学人才子巨贾辈出，殆非偶然。无锡杨氏一门，更是秀蔚之气独钟。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即是辛亥革命前的老同盟会员，以后又以道义立身，不畏权势，秉公执法，名重天下。而杨氏家族中的杨荫榆、杨荫浏等人，或致力于教育或献身于艺术，也算得上一时之俊彦。这一脉乡土、血缘中来的仙气，早已先天地伏在了杨绛先生身上。
但杨绛出生的“血地”则是在古帝都北京，这又使她有机会得到另一种完全不同于故乡的地域文化氛围的滋养。姚宓身上那一种老京派美人儿的神韵，又是非从骨子里悟透了旧北京的人写不出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杨绛在《洗澡》中那对姚宓双亲的籍贯提及不多，但看姚宓的气质，却既为京都才女的深厚蕴藉，又有江南闺秀的冰雪聪明。南北之气于此抟成一体，好比江南幽谷里的兰草，移到燕地群山中种下，开出的花儿不改资质的秀媚，而且又隐隐浮出一种北国女侠的英气。这从杨绛先生的气质里很可以感受到的。
要真正参透姚宓身上那一种书卷气之所渊自，还必须读杨绛的《回忆两篇》（《回忆父亲》《回忆姑母》）。她极传神地写出了古中国典型的学术世家中那温煦宁静的气氛：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21]
在中国的书香门楣中，确实有无数条这样的沉淀着传统文化高深智慧的走廊。在这类走廊里，师父对徒儿，父亲对女儿，正是常常以密法心印的方式传授智慧果的。杨绛的“天眼”，大概就是这样被她父亲灵异的手指叩开的。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戚末了一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22]
这是杨绛回忆她童年告别出生地北京时的情景。她看到的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重复了无数次的送别被谪贤人的图景。于是从血缘深处升起了一股“自豪”的情感。这种历史情感的觉醒对于杨绛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她此后的人生态度中始终没有失去中国人已化为血缘形式的道德情操——气节、风骨、方正等，也许同这种旧京古风对她童年心灵的熏陶不无关联的。所以她早已超越了江南中产阶级家庭小姐的见识了。
杨绛的一生也并非总是坦途。南归不久之后她父亲就得了重病，竟连名医也认为是无法挽救了。“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23]这的确是她当时面临的非常真实的险境。后来她父亲的病虽化险为夷，这段经历却已给杨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烙印。直至几十年后，《洗澡》中还有姚宓之父、“国学研究社”社长姚謇早逝的情节，也许不无作者早年经历的某些折射吧。因为父亲去世，姚宓不得不放弃了留学的打算，很早便挑起了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成了一名默默无闻的图书馆管理员。这些细节的安排大抵也是杨绛当年的心理经验之流露。在父亲这个“要紧人”险遭不测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以杨绛的聪明早慧，一定紧张地为自己可能有的最坏未来作了千百种筹划。这肯定给她以刻骨铭心的记忆。《洗澡》中姚宓的经历，我想很有可能就是杨绛的“假设性”自传。
与姚宓成为对照的人物，是许彦成的妻子杜丽琳。丽琳出身于天津的豪富之家，后又留学美国，人也极聪明大方。但与姚宓相较，使人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杨绛就像曹雪芹之明褒宝钗而实喜黛玉一样，骨子里就未必喜欢丽琳的。杜丽琳缺少些什么呢？大概就是少了些对于人生苦痛的体验。正因为这样，杜丽琳表面上虽则也漂亮有风度，但却无姚宓那种被生存痛苦洗礼出来的悲慈平等心。杜丽琳之美，犹如用高级西洋工艺制成的塑料花，终究是“假”的底子。此杨绛谥之为“标准美人”故也。而姚宓呢，却像是中国旧式书香门庭中常见的唐梅宋柏的残根上生的一朵灵芝，有一股风霜寒露中熬出来的清气。
纵观杨绛自青年时代起迄至晚年的压轴之作《洗澡》，都无丝毫杜丽琳那般的洋场买办的俗气。究其原因，一当归于她深有中国文化根底的家庭教养，二则当归于她少女时代吃过的这一场“虚惊”，这使她终于窥见了生存痛苦的真相。
杨绛父亲的病后来虽然好了，但也并不意味着她就此一帆风顺。抗战八年，她饱尝了战乱之苦。在被钱锺书称作“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24]的日子里，杨绛在沦陷区的上海，亲自做“灶下婢”，“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度过了她前期生涯中最为黯淡的一段时光。她声称“我也很不喜欢”的三姑母杨荫榆，便死在日本兵的枪口下：“1938年1月1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25]用这种残酷的手段杀戮一个年迈的妇人，简直是对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极大反动。杨绛看似平淡的话语中其实蕴蓄着义愤。这表明这场全民族经历的大噩梦在她心灵上刻下的伤痕的深度。
在这几年间，杨绛深爱着的父母亲相继谢世。生离死别，人间沧桑，使她笔下有一种世事如烟的感喟：“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的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26]睹物思人，而物已易主，这是最易点醒世人痴梦的情景。杨绛淡淡写来，尤妙的一句是“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佛道至上境界可作一颗名贵的猫眼儿喻，世人肉眼凡胎，就如橱窗中珠钻之隔，偶尔或能从几重水晶琉璃中窥见一点古拙的灵光，已是极大的因缘了。
即论这样的文字意境，如无高深的内家修为，也是难以达到的。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
然而杨绛倒也并非一位不知情天欲海之深广无度的老僧。古谚曰：“入佛界易，入魔界难。”良有以也。杨绛的修为，大概正是她阅历了变幻无穷的有情世间，渐渐地磨砺出来的。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文章家能兼具对于芸芸众生感情领域测度之深细与对于东方佛道境界体认之高深者，实在是少有能逾杨绛先生的。
《论钱锺书与〈围城〉》一文，即表现出杨绛对于人性的深刻知识。杨绛写钱锺书，主要是以弥漫在他身上的一股“痴气”的内在发展为线索的。“痴气”也者，无非是生命直觉之冲动也。这实际上已包含着属于“魔界”的东西了。而杨绛对此知之之稔，也自然反映出她文化人格的另一方面。
她以钱锺书小时候的种种“混沌”表现写起。由这“混沌”中生出的“痴气”一开始便带有生命本能自我觉醒的意味。比如杨绛极有趣地描述了锺书兄弟俩童年时代戏刺女裁缝女儿宝宝的细节并论曰：“兄弟俩觉得这番胜利当立碑纪念，就在隔扇上刻了‘刺宝宝处’四个字。……这大概是顽童刚开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现。”[27]“知慕少艾”便点出了钱锺书的“痴气”之真正属性。到了钱锺书读书的时候，这股“痴气”便大大地旺盛起来。杨绛写道：“许君上课时注意一女同学，锺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28]这时钱锺书的“痴气”已经具备了体验力，开始窥探别人眼神中变化着的“感情流”了。杨绛实在是参透了钱锺书感情世界的流程。她以不正面写钱锺书的感情历史，而只是带着淡淡的微笑嗔他的“痴气”。然而在这些“痴”的零星表现之下，却很深微地展示了钱锺书生命内力积累、孕育成熟的过程。
钱锺书曾戏称自己是个happily-married man，可见他与杨绛先生琴瑟之好，情笃深至。然而杨绛在传记文字中却并不正面提及他们夫妇之间的感情生活，只是在笑吟吟地描述钱锺书的“痴气”时，才偶尔透出一些信息来。比如她写到在牛津读书时候的一段轶事，有一次钱锺书趁杨绛午睡未醒之际，在她脸上画了一个大花脸。“他没想到我脸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29]其中“他不再恶作剧”一句，用中国传统命学的术语说可谓是“六甲空亡泄天机”。在钱锺书的痴气短暂“空亡”的当口，他对杨绛的一片真情便泄露了出来。
老子曰，“言者不信，信者不言”，确是千古不易的名理。杨绛的文章言情的笔墨极为简约，而她对感情世界的体认功夫却极其深挚。
《洗澡》是中国文学中少有的一部以精神恋爱为题旨的小说。许彦成也是一个“痴人”，他有的是真性情，一点不会做假。他也因此在感情生活上很难得到满足。他的夫人杜丽琳，既有高贵的家世，又有豪奢的财富，风度教养都极佳。在世间一般的男子看来，能赢得这样一位夫人的一片痴情，也可说是福泽深厚之极的了。然而正因为许彦成“痴”，他倒未必很看重这种天生的福气。相反他是感到“标准美人”杜丽琳似乎少了点什么东西。这样也就慢慢地疏远了她。
许彦成爱上姚宓，并不是偶然的。姚宓身上，凝聚着一股中国书香名门传了几代人的仙气。而要呼吸而领会之，又非得有许彦成那股“痴气”不可。这“痴气”的真实内涵，是指大本之人有所情痴，其感应力不是凡俗之流可及的。在此意义上说，许彦成和姚宓的这段因缘，乃是有宿根的。
许彦成和姚宓这时已重归平静。他们有迫切的话要谈，无暇在痴迷中陶醉。不过他们彼此间已有一千年的交情，他们俩已经相识了几辈子。[30]
这里的“一千年”“几辈子”，就是夙缘的意思。在中国文学史上，自从《红楼梦》以后，很少有人像杨绛先生这样凝练地写出过这种具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心灵经验。因缘流转，如恒河沙数；唯两心相契而臻完美之境，则能于一瞬中参透往昔无量劫。这种超越个体生命大限的心理感觉，表明精神恋爱已达到了极致的境界。
《洗澡》中顶有趣的情景，莫过于许、姚两人游西山之事了。先是许彦成约了姚宓去游山，可一夜下来，又觉得懊悔，因为他感到这样一来就对不起杜丽琳。而姚宓也是很心高气傲的。她并不对许彦成的反悔感到气恼，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作如是想。可她的道行再高毕竟还有些赌气。所以就决定独自一人去游山。许彦成放心不下，于是跟了去。姚宓发现他跟着去，而且还在同一节公共汽车车厢里，怎么也要想法子避开他。避来避去，就生出诸多细节来。
杨绛在《洗澡》中一再征引《诗经》，我觉得这段情景描写，也倒很可以使人联想到《诗经》中的一则名诗——《蒹葭》。《蒹葭》写的是青年人的爱情，互相追来追去，“伊人”却总如缥缈孤鸿影，怎么也追不到。而《洗澡》中却是成年人的爱情，大家都想躲避对方，躲来躲去，心里却好像彼此已经认识了一千年，又好像会通灵术，那般默契。我有时在想，杨绛的这段描写，也许可以称之“反《蒹葭》”：而其诗意之神妙，倒是与《蒹葭》对等的。
按照东方哲学的智慧，盛极而衰，高丘之下必有深谷：姚、许在小室中相对而坐的一刻实在已达到了精神恋爱的极致，这种心灵经验是难以逾越的，也是不容重复的，故他们从此之后的恋情已有“衰势”。杨绛对恋爱心理之微妙逻辑的准确把握，于此可见一斑。
同时这种互相躲避中藏着一种英国人称之withdrawal（退隐）的人生态度。也是典型东方式的。
至此我们又慢慢地绕回这篇文章的开头了。许彦成、姚宓的血缘中都沉淀着根深蒂固的佛道文化素质，所以就使他们不敢正面迎接这场完美得似乎缺少现实感的恋情因缘。他们宁可各自早早退步抽身，在以后的反孤独人生中默默意念葬在心头的小影。彦成最后留给姚宓的礼物，是他年轻时代的一张照片，大概就含着这样的意思。这种带着悲怆意味的人生智慧，弘扬生命直觉体验的西方人是不大会有的。东西方的文化差异，终于使姚宓的小书房没有变成“呼啸山庄”。这场不成功的西山游似乎是他们之间恋情发展的分水岭。从此之后，他们就从“热地”上逐渐退了。撤到最后，姚宓终于退进了大门。只得躲在门背后，听着彦成去意徘徊的脚步声，暗暗垂泪罢了。
钱锺书先生在他的《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中有一篇文章《窗》，中云：“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31]姚宓在她的感情经历关门封户以后，大概也只有坐在窗边看风景了。联系到杨绛大半生的经历，她也不是终于把她家的大门关得紧紧的，从而只能使人凭猜测测度那门里可能有的高深智慧吗？然而她又不是纯粹的古代道家隐者。她身上有老革命党人的血缘和得之于出生地燕赵山川的侠气，这使得她又情不自禁地萦念着大门外人间的悲欢。谁知道她伏在大门后流过几多清泪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绛就是姚宓。
姚宓关上走廊的灯，暗中抹去泪痕，装上笑脸说：
“妈妈，累了吧？”
姚太太说不累。母女还闲聊了一会儿才睡。
姚宓想到彦成绕远回家的路上有个深坑，只怕他失魂落魄地跌入坑里，一夜直不放心。[32]
这“深坑”也者，实在是可以看作某种将来彦成在人生道路上可能面临的险地之象征解的。经常关上大门的杨绛先生，倒并非不知世事的“书呆子”，她之所以喜欢关闭，是因为她对人生中的险诈罗网看得太透彻了！然而她又有一副姚宓一样的菩萨心肠，因此免不了为别人暗暗担心。
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杨绛说：“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力的现实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33]此文虽是“文革”之后写的，但从杨绛对傅雷夫妇的相知，难道她在浩劫中竟可能没有为这两位理想主义者的命运担忧过吗？不会的！杨绛这四个忧患深重的问号，很可能就是在当时的漫天黑云中在脑际闪过的。她担心的正是罗曼·罗兰中译者夫妇面临的“深坑”。
在“文革”中，杨绛的女婿王得一自尽了。杨绛写道：“得一承认自己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34]杨绛听了这样的话之后，难道会不为得一前面埋伏着的“深坑”担惊受怕吗？
《干校六记》中有一节《冒险记幸》，记述杨绛在大雪天冒着风险去看她在另一处接受改造的夫君钱锺书的往事。这一对中国当代智慧老人的深挚恋情，犹如无边雪国中的一线青灯，似乎象征着这冷酷的时代中人世的关爱毕竟没有完全泯灭。杨绛探望钱锺书后，于暗夜昏黑中踏雪而归，实在是有生死之险的。这不可不谓是早年已潜存她身上的那一股北国侠气的又一次复现。但此事她回想起来到底还有些后怕。在她的归途上，“有一眼沤肥的粪井，井很深”。杨绛写道：“不久前，也是看电影回去，我们连里一位高个儿年轻人失足落井。他爬了出来，不顾寒冷，在‘水房’——我们的盥洗室——冲洗了好半天才悄悄回屋，没闹得人人皆知。我如落井，谅必一沉到底，呼号也没有救应。冷水冲洗之厄压根儿可不必考虑。”[35]
“粪井”与“深坑”，同一义也。以此看来，在杨绛的心灵深处，似乎存在着一种对“井”或“深坑”的恐惧情结，这大概也是她之所以喜欢闭关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再说《洗澡》。在姚宓送走许彦成之后，她回到房里，同姚老太太有几句对话，也是充满潜台词的。她问母亲“累了吧”，姚老太太答称不累。这“不累”两字中，含着姚老太太对女儿满腹心事的多少体贴啊。“母女还闲聊了一会儿才睡。”读到这句时，谁会不感佩姚老太太的深厚法力呢？她犹如一尊经历过百劫风霜的古佛，慧目观照着女儿心中的大波大澜。然后又以最普通的语言，传递出一种智慧与爱的信息，化解着等于与意中人生诀的姚宓心头的苦痛。如果从一个修为高深的高僧的眼中看，也许此际姚老太太的头顶上，正飘着一片极绚烂的佛光祥云呢。
其实研究杨绛，这位姚老太太也是极可留意的。我以为，从小说里看，姚老太太的形象无非预示着将来步入晚年后的姚宓；而从小说折射作者人生经历的角度看，则可以说姚宓为中青年时代杨绛的留影，而姚老太太是晚年杨绛的写照。写成一个数学公式，即是：姚宓+姚老太太=杨绛。
东西方人生境界之嬗变方式，似乎有一种本质的不同：西方文化以青年时代为人生的最高峰，而年龄的增长与生命潜能的衰微成正比；而在东方，修道者随着年龄跨越青年时代而修为渐深，百龄高年可以是达到从心所欲的化境之象征。这在姚老太太身上有着极典型的表现。
姚宓忽然有一点可怕的怀疑。她刻意留心，把妈妈瞒得紧腾腾，可是，这位玩儿福尔摩斯的妈妈只怕没有瞒过吧？至少，没有完全瞒过。[36]
这就是姚宓与姚老太太的智慧之不同所在了。姚宓固然极聪明，毕竟神光发露，有迹可循；而姚老太太已经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修到了大智若愚的火候，已经不着痕迹了。借佛法的话头说，姚宓的修为，大抵还在追求“神通”的阶段。她即使已修得“天眼通”“他心通”，毕竟存有人工技巧的痕迹。而东方智慧的最高境界却是反技巧主义的——此即佛学之谓“正法眼藏”之意。至此一境，眉间生神异之光，摄尽人间一切因缘。而“藏”之一义，在于佛法庄严秘密藏故也。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就是姚老太太接近的境界了。
杨绛晚年的作品，无一不流露出这种姚老太太式的高超智慧。而杨绛的自叙体散文《干校六记》，尤能表明作者已近“正法眼藏”的境地。这部作品的最令人玩味之处，就在一个“藏”字。
比如写到爱婿王得一自杀事件，杨绛便用了两处含藏之笔。一是她本人对这一事件的感受，实在简而又简。只是说：“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了。”[37]其中“只剩了阿圆一人”，仅寥寥七个字，却储藏了深不可测的感情信息。二是写到钱默存先生对此事作何反应时，即略而不述了。这给读者的想象留下了极大的空白。然而东方美学传统历来是计白当黑的。故这空白之下正含藏着浓黑的悲凉。
杨绛先生对世界上一切事不仅能“眼藏”，而且还能“心解”。她消解痛苦之道也是典型的东方模式。像在“文革”初期，她经历了游街的阿丽思奇境：“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8]这对于爱体面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来说，本是极难堪的，不料杨绛先生偏能处之泰然，如入无人之境。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中，她终于披露了消解难堪的“心法”秘诀：“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39]原来她学会了“出元神”的分身法。这种把自我对象化的感觉，只有在佛家“此身非我有”的哲学义谛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古老的亚细亚传统，具有忍辱精进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可以从中铸就顽强得近乎荒诞的精神力量。杨绛正是得东方“化功大法”精要的一人。
而在《洗澡》中，姚老太太不也表现了类似的道行吗？她实际上早已洞察了女儿同许彦成之间深挚的恋情，又知道他们的精神乌托邦必然化成泡影的悲剧归宿。她为此不能不对女儿怀着深深的怜悯。先夫早逝，独生女儿也可能处于终身不嫁的境地。再加上外在的种种政治、经济冲击，姚老太太心中的积郁可知。而她却又显得那么镇静自若，此乃她善自排遣故也。这部小说给人印象尤深的情景之一，是姚老太太和许彦成在一起欣赏西方古典音乐的情景。可以想象，此时此际的姚老太太，“元神”也从她的肉身中分了出来，在巴赫、亨德尔、莫扎特之辈的天籁中翩然遨游，从而达到了万事不萦于怀的空明境界。是故姚老太太也者，实乃晚年杨绛的“化身佛”。
大凡东方的大觉者，虽然对历史过程经常保持着严格的距离，但是他们不参与者的特定地位，又使他们易于对现实社会产生深刻的洞察力。在这个意义上说，东方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
这在姚老太太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她足不出户，更没有参加工作，却对女儿单位里的各种人事状况有着很深刻的洞悉。且看：“姚太太接过钥匙，放在镜台上，慢慢地说：‘刚才郁好文来，说姜敏借了许许多多书，施妮娜说研究用的书没有限制，她们把书不知藏在哪里了，没见姜敏拿出去一本书，只听见她们说占有资料，取得主动，小组里露一手。她又听见施妮娜反复叮嘱方芳：“只说没有书，没有！就完了。”她说她们大概是对付你的。’姚太太知道他们四个人的两小组，姚宓回家都向妈妈讲过。这时她吩咐女儿且别到图书室去讨没趣。”[40]从这信手拈来的一段引文中，足以见到姚老太太的心思何等精细！中国社会里的各种处理人际关系的计谋和手腕什么都难逃她的慧眼。她对“洗澡”运动的进程，只有一两句话的评论，然而正是在这三言两语之中，却表露出她对运动发展趋势的极其准确的预测。她决意要把亡夫姚謇的遗书全部捐给图书馆，这不仅是她公德心的反映，也表现了她的深谋远虑。后来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姚宓果然被调到了那个公共图书馆工作，从而找到了在那个年代里最合适她的一份工作。当初姚太太要捐书，她的远房侄子罗厚怪她“愚忠”，“姚太太不和他多说，只赶他说：‘去吧，打架去吧！’”[41]其实这位老人那时已经对后事了然于胸了。
大凡这些地方，姚老太太就简直有点像料事如神的“女诸葛”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她犹如一位深谙奇门五行变化之术的谋略家，引导女儿姚宓小心翼翼地避过了伤、杜、景、死、惊五凶门，终于获得了隐身书海中的机缘，从而找出了一条生路。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中，杨绛也可谓是一位姚老太太式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高人。比如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中，杨绛写道：“秋凉以后，革命群众把我同组的‘牛鬼蛇神’和两位领导安顿在楼上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曝晒，窗帘已陈旧破败。我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轩亮些……出于‘共济’的精神，我还是大胆献计说：‘别撤帘子。’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作准备。’他们观察实验了一番，证明我说的果然不错。那两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42]这实在是很高明的用兵之道。钱锺书先生曾说过，中国知识分子自来喜欢“书生谈兵，笔尖杀贼”。书生谈兵之所以容易流于迂腐，笔尖之所以不能杀贼，是因为执着文字，无应变之才也。杨绛则不然。她的全部著作中几乎见不到一个“兵”字，然而她对两个破帘子的妙用的参悟却似乎凝聚了孙子兵法的精要——用兵之道无非欲知己知彼又同时迷惑住敌方而已，杨绛尽之矣。
“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两语，同时也极精练地概括了杨绛、钱锺书贤伉俪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方式。他们好像金庸小说里的武学大宗师，常年在高山绝顶的密室中闭关潜修，芸芸众生对他们的道行莫测深浅。而他们却能透过窗际的垂帘，悠闲自在地俯瞰人间龙争虎斗、刀光剑影的热闹光景。
杨绛的作品之值得珍视，正在于她以隐迂曲折的方式向人间传递了一点这所智慧迷宫中的真实信息。中国纬书中有一部重要的著作，题名曰《孔子闭户记》，倒是颇有意味的。因为孔夫子是从不讲怪力乱神的。然而他“闭户”之后，却常常沉湎于神秘主义的玄想之中。其实在杨绛、钱锺书这两位“当代大儒”身上，也是有一点类似的神秘味儿的。在杨绛的著作中，提到中国神秘主义传统的地方很少，但有两处笔墨，却是可以留意的。
一是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提到，她为了应付抄家的红卫兵，不得不周密算计家中藏的“罪证”：“又如我还藏着一本《牙牌神数》，这不是迷信吗？”[43]在这个时候提到“神数”，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吧。自《周易》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借象数之学以释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连大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纪年据说也是以扬雄的《太玄经》为大本的。大劫，数也。在这昏天黑地的年代，忽以闲笔点出“神数”两字，灵光一闪，其中未必不具深意也。
二是《干校六记·误传记妄》中，杨绛所记的一桩异事。她夜间上床时，发现猫儿将一只死鼠开膛破肚搁在她床上，而鼠的内脏又另堆一堆。对此杨绛、钱锺书夫妇议论了起来：“我遇见默存，就把这桩倒霉事告诉他，说猫儿‘以腐鼠“饷”我’。默存安慰我说：‘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44]杨绛当时虽然对此不表深信，但在此后不久，她毕竟还是离开了干校。
据此看来，杨绛、钱锺书夫妇未始不言“天”的。钱锺书的测字术之巧妙，简直可以与谢石、张乘槎之辈媲美。可以推想，在他们的寓所中，不仅藏着《牙牌神数》，而且还藏有更多的对于人生、宇宙的神秘玄想。如果没有这样的底子，杨绛哪里写得出《洗澡》中姚家那种神仙洞府一般的气派哩。
至此我又不觉想到了前面叙及的杨绛在古玩店橱窗中看见她父亲遗下的陈抟老祖像。陈抟老祖生于唐末，中历梁唐晋汉周五代，常常闭门高卧，一睡经年。但他却又修为极高，有过人的史识。否则他怎么会一听到宋太祖登基，便哈哈大笑，欢喜得滚下马背来，料事如神一至于此！我心中的杨绛先生，大抵也是这样一位有些“仙气”的人物。虽然她也常年关闭，但又有什么隐曲之事躲得过她阅尽人间沧桑的慧目呢？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