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之类的事也有阶级，帝王的名起居注，由别人执笔，早年还是宫中的女知识分子。帝王的活动需要记，是因为确是影响大，上至群体的安危，下至某些人的祸福，都与他的心血来潮有关。这样的日记是为多数人。为自己呢，孔子在河边，慨叹过去的难得存留，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京剧中以大白脸出现的曹阿瞒竟也有这种心情，《短歌行》中有句云：“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时间无情而人力有限，留不住，只好安于退一步，用纸笔记下来，以备日后翻检，像是还没泯灭。
比如真就记了，翻检，以常人为限，发现若干年以前，某月某日，想得一顶高职称的帽子，真就得了，某月某日，想看到意中人点头，真就点了头，以及下而又下，某月某日，被梁上君子拿走几张（因为仅有这一些）大团结，某月某日，被红卫英雄揪去批斗，往事如影，有笑有泪，总当很有意思吧？也就因为有意思，所以有不少人，依祖先老例应该日入而息的时候，却拿起笔，记当日的事，包括见闻，主要是自己的身心活动。这活动，依照各个人的多方面的不同，入记就难免有所偏重，如翁文恭之流偏重政务，越缦堂之流偏重学问；还有破格的，如鲁迅记洗脚（用文言，曰濯足），清朝某道学家记与老妻敦伦，以证事无不可对人言。总之，内容五花八门，就是别人翻检，也会发现，至少是有些地方，有意思。有意思还有个重要来由，是写了供“自己”日后翻检的（少数人例外），就容易掏出血心，说真话。说“容易”，不说一定，是因为世间是复杂的，比如就时间说，我们也可能躬逢伟大的时代，那就时时要准备红卫英雄之类来搜查；就空间说，如果有同室人，有时候，她或他也许有兴致看看吧？再有，如果诸多条件齐备，所记有问世的机会，则想到十目所视，也当为避免十手所指而笔下留情（自己之心情）吧？
但问世，终归是极少数。说起来这也是人间的一种遗憾，有印刷术以前无论矣，专说五代以后，如果李清照曾记日记，而有幸传下来，那就可以设想：一、其可读性必超过《金石录后序》；二、是否改嫁张汝舟的问题，也就不会直到今日还争得脸红脖子粗了。这位易安居士大概没记日记。据陆放翁《老学庵笔记》，黄山谷是记的，未能传世，推想其时还不觉得这也是可以让别人看看之文。这看法，直至后代也仍是只有小变而没有大变。这小变是极少数人，既人名高又文名高，记，也许落笔时就想到可能问世甚至希望问世，而真就问了世。至于绝大多数人，我们要用减法，先减去个最大数，不识之无因而也就不能拿笔的。
接着还要减去能拿笔而没有兴致甚至并未想到记的。这样一减，所余就都是记日记的，估计数量不会多。这不多之中，文值得看的，估计还是少数；值得看的，如果人无高名，问世也大难，因为刊印之前不能不考虑销路。这结果，与其他文体相比，市面的书架上，以及图书馆的书架上，日记就成为罕见。语云，物以稀为贵，也因为上面说的，容易说真话。多年以来，对于日记，我总是喜欢看。能不能举一种最喜欢的？如果不是比高下，允许说偏爱，我想说，那是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小原因是学富，大原因是文高，通行说法是辞章好。辞章好，可以说是用意写的，因为一本写完，有借与人（如樊增祥）阅读之事；也可以说用意而没有离开本然，因为影印的传世本是稿本，并未誊清甚至重写。
不重写而可读，至少是我，读，就总是有高不可及之感。说不可及，发自肺腑，是因为我也写日记，看别人的，就难免反观乎己。反观，自知不可读；但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关于写的种种，像是还无妨说说。我生于农家，很少机会亲近书香，因而直到中学阶段的后半段才想到写日记。为什么想到写？后来回想，大概是贵生从而有伤逝之情在作祟，舍不得，没办法，只好记下来，以期经历之事以及伴随的笑与泪能够留在小本本里。体例同于一般人，每日睡前写，记月日，记阴晴风雨，日常活动记大（如上课、上班）不记小（如漱口、洗脸），略常而详非常（如外出、来客等）。内容有偏重，是多写心的活动（后来有变，详下），分说，曰思想，即对什么有看法，曰感情，即对什么有爱憎。这样一来，所写就成为头轻尾重，头部像记账，尾部变为写文章。
这样，由20年代晚期起，到40年代末止，记了二十多年，迎来另一个新时代。新之一是是非有了规定，带来的困难不小，因为忘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不容易。结果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是非，说己之所信；不要是非，说己之所不信。新之二是是非的要求严格，带来的困难更大，因为卫冕的英雄无时不有，无地不在，如果说己之所信而不合规定的是非，而竟入卫冕英雄之目，那就后果不堪设想。幸而我还有保身的明哲，于是先是清飘扬于外之文，用的是古法，非礼勿言。紧接着就清只可自怡悦之文，用的是留头去尾法，即写日记，只记账而不再做大块文章，敞开胸襟给人看。想不到这先见之明真就有了大用，是文化大革命中，有革命性的人物来搜查了，日记当然要拿走，而不久就退还，推想是对于这样的写实文字，“某月日，星期几，小风，不热。准时上班，注解某篇课文。六时下班，返家，路上买扁豆一斤。”既无兴致看，又无兴致保存，发还可以心净。
这是日记引来的胜利，可以拍掌称快。但也不是没有麻烦。其一最难处理，是有些事，记不记，如果决心记，记到什么分寸，如何措辞，都要大费斟酌。我是常人，而且是庄子所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的常人，身心的活动，有时就难免与传统的礼法，甚至心中的天理（用宋儒的说法），不能尽合，记不记？昔日的有些道学家，是自负为事（甚至包括梦的内容），无不可对人言的，他们是否真能做到，自然只有他们自己能知道。至于我自己，就认为，如果也求事无不可对人言，就要有大雄之心，我行我素，不顾传统，并少看四面八方。这不容易，以梦为例，情动于中不罕见，其中总难免有应该止乎礼义而未能止乎礼义的，也记吗？我则常是采用今世的保身之法，曰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不说，即未记，即使事轻微，关系不大，有时想到古人说的愧于屋漏，终归是不能心安理得。
其二，除极少数有史料价值或文学价值，值得问世以外，日记都是备自己日后翻检的，而说起翻检，其中又会有不少酸甜苦辣。就我自己说，是几乎不翻检，主要不是因为昔日的生活苦，而是因为回顾过去，感到人生真是如梦，往者已矣，来者也不会有什么价值，而又不能不活下去，所以更是苦。这种感触，有时甚至使我想到，与其记了不敢翻检，还不如不记。但是又想到，万一有什么旧事需要翻检呢？所以还是保留生活旧迹的愿望占了上风，直到现在，不问有用无用，还是记。
还有个其三，是最后如何处理，也不好办。我自信，这多年的日记，七七事变以前的若干本，毁于战火，可以不计，还有几十本，确是没有传世价值，那么就学林黛玉，焚稿？困难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实际。比如说，决定焚，自己尚有力时，考虑到也许还有用，不好焚；自己已无力时，下一代可能看做家乘（黄山谷的日记即名家乘），舍不得焚。如果竟至留下来，又竟至有人（纵使是家门之内的）翻阅，看到不少不足为训的，会有什么感触呢？想到古人说的人死求速朽，不禁为之慨然。
但那终是身后事，不管也罢。至于身前，明月之事不可知；今日，以及以前，已定，可意也罢，不可意也罢，都是切身的，应该珍视，能有个比较明晰的痕迹，总比茫然一片好吧？这痕迹，我未必检寻，甚至未必敢检寻；不过知道有此痕迹，藏在那一堆本本里，终归是个安慰。而说起藏，忽然想到一篇早已想写而仍未能动笔的文章，“十年泉下”，也许终于不能动笔吧？那就能有个藏这样的人和事的地方也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我还是决定继续记下去，直到无力拿笔时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