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关心斯大林的人身安全，曾几次写信提醒他注意。例如，1930年11月17日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这些冒险分子想暗杀您和亚戈达的消息令我愤慨和不解！我们在保证党内要人的人身安全方面做得太差了。有人带着炸弹从早到晚在卢比扬卡广场转悠，却没有被任何人发现！真是怪事。”1931年12月1日又一次写信提醒斯大林注意自己的安全：“对您的暗杀活动一直没有放松，应当说，现在更加疯狂了。可是您呢，亲爱的同志，据我所见所闻，却非常不小心，常常在夜间出入于尼基塔大街6号。我深信，您没有权利这样做。万一歹徒害了您的性命，谁来接替您呢？请您不要生气，我有权利表示担心和提出忠告。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人都应加倍注意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令人担忧的案件时有发生，坏蛋是善于选择时机的。不是有人提出要消灭德国共产党嘛，——总之，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愈演愈烈，而‘莫斯科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杀害共产党人，尤其是杀害大人物，现在成了救国救亡之举。因此我才非常为您担忧。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在担忧。问题当然不在于我的担忧，而在于好像有必要立即进行总动员。真诚地希望我的这些话能引起您的注意。”1935年3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机构和叶努基泽同志的通告草案》，其中指出，在叶努基泽的纵容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机构中形成了几个由原公爵夫人、贵妇人、白卫军子女及其他“敌对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其主要目的是“组织对苏维埃政权和党的领导人，首先是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高尔基得知后，完全信以为真，于3月23日给斯大林写信说：“越是临近战争，形形色色的坏蛋就越是千方百计地加紧迫害您，以使苏联群龙无首。这是自然的，因为敌人清楚地看到：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您做了大量的非凡的工作，博得了亿万人民对您的信任和爱戴，这是事实……请保重。世界（全世界）所有的卑鄙家伙及坏蛋对您的仇视，就像所有忠诚的、真挚的革命者对您无比热爱一样，令人信服地、确信不移地说明您的伟大，说明您的工作具有非凡的意义。”他还说，他是看到那份决议草案后感到压抑和心情沉重的情况下写这封信的。自然，这是他当时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关系是异常亲密的。有人承认他们直接交往的头几年是如此，但是后几年显得疏远了。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后来虽然直接接触有所减少，但是两人的思想感情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有的人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说成相互利用的关系，说高尔基在这方面施展了他的“外交手腕”。这种说法也是缺乏根据的。高尔基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有时不免表现出感情用事，耍外交手腕并不符合他的性格。他与斯大林的关系和感情建立在建设强大的苏维埃国家和发展苏联的文化事业的共同目标之上。他们的这种亲密的同志关系一直保持到高尔基逝世。
高尔基是在1936年6月18逝世的。他从得病到去世的情况是这样的：5月27日他从克里木休养地回到莫斯科，6月1日去看儿子马克西姆的墓碑，受了凉，引发了肺炎。6月3日病情加重，着名医生进行会诊，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从6月6日起《真理报》开始发表高尔基的病情公告。6月8日出现危象，注射大剂量樟脑后有所好转。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前去探望。6月10日夜，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再次探望，被医生挡在门外，斯大林留了如下便条：“我们夜里两点来看望您。听说您脉搏很正常（八十二次上下）。医生们不让我们进来见您。只好服从。我们大家向您问好，向您表示衷心的问候。”在便条上签名的还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斯大林等人于6月12日又一次前去探望。6月17日高尔基开始咯血，出现心力衰竭现象，处于昏迷状态。6月18日上午11时10分去世。6月19日报上发表了医学结论，对病情和死因作了具体说明。在高尔基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人对他是正常死亡这一点产生和提出疑问。
可是到了1938年在审判“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时，却把高尔基说成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被谋杀的。曾任内务人民委员的亚戈达供认这个指示是由他执行的，具体参加这一谋杀行动的有高尔基的前家庭医生列文和莫斯科大学教授普列特尼奥夫、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和亚戈达本人的私人秘书布拉诺夫，他们用错误的医疗方法，加速了高尔基的死亡。而托洛茨基本人在高尔基刚去世时发表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一文中并没有想到要就作家的死因做什么文章，只说“高尔基已感到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所以他辞世了”，并且还“带着崇敬和感激之情”断定“这位大作家和大人物永远载入了开辟新的历史道路的人民的史册”。他在审判“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后的1939年写的《约瑟夫·斯大林》一文中改变了说法，他说，在进行审判的日子里，无论是指控还是供认毒死高尔基，“对我来说都是荒诞的凭空捏造”，可是“近来的消息和对情况所作的进一步分析使我改变了先前的看法。审判中的一切并非都是谎言……并非所有的下毒者都坐在被告席上。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下毒者还曾用电话指挥审判呢。”他说的这个“最主要的下毒者”自然指的是斯大林。他还分析了斯大林要除掉高尔基的动机，说在国内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形势下高尔基已成为一个危险人物，无法使他保持沉默，又不能逮捕他、流放他和处死他，因此假亚戈达之手以“不流血的方式”除掉身患疾病的高尔基，成为斯大林的惟一选择。托洛茨基还指出，高尔基去世后就有人怀疑是斯大林加速了这位作家的死亡，因此对亚戈达的审判“负有顺便为斯大林辟谣的使命”。就这样，托洛茨基把指使者的帽子反扣到斯大林的头上。
1938年的这起所谓“医药谋害案”显然是错案，因此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的正式书刊已一般采用高尔基是正常死亡的说法。可是到八十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高尔基非正常死亡的各种说法。尽管所有这些说法相互之间有一些差异，但是他们的看法大体上是相似的，这就是：高尔基与斯大林有矛盾，斯大林认为高尔基的存在构成了对他的危险，因而最后把他“除掉”了。这些说法，如同俄罗斯女学者斯皮里托诺娃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说法只不过是当年托洛茨基的说法的不同翻版而已。
如果说在以前关于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是否存在着严重对立的问题还难以作出判断的话，那么最近十余年来随着各种档案材料的解密，尤其是随着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来往信件的发表，这个问题已接近于解决了。如同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高尔基在重大问题上支持斯大林，赞成斯大林的方针路线，他们在某些文学问题上有过分歧，但是没有发展到严重对立的程度。根据大量事实得出的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因为它从根本上推翻了斯大林要除掉高尔基的说法。
同时应该指出，当年被指控谋害高尔基的医生列文和普列特尼奥夫早已平反昭雪。八十年代又对高尔基的治疗过程作了专家鉴定，得出的结论是诊断和治疗完全正确，用药完全适当，这个结论发表在当时的《医学报》上。着名医学专家恰佐夫院士在其所着《诊断学概论》一书中高度赞扬了为高尔基治病的医生的学识和医学思维。1992年秋，当年高尔基去世后被送到苏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材料大部分还给了高尔基档案馆。在归还的材料中包括高尔基的病历，其中逐日逐时地对病情的变化和采取的措施作了详细的记录。这份材料再次证明了当年对高尔基病情的诊断和治疗都是正确的。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高尔基逝世后立即进行了解剖。根据当时在场的克留奇科夫的叙述，高尔基的两叶肺几乎完全“硬化”了，“令人无法理解他是如何活着和呼吸的”。医生们见到这种情况甚至感到高兴，因为可使他们免受误诊的指责。克留奇科夫的这段话是在高尔基去世后一个多月由别人笔录的，想必是可信的。解剖时高尔基的脑髓被送往大脑研究所保存。当时最着名的病例学家达维多夫斯基对他的内脏器官作了病理研究，并于1937年在《结核病问题》杂志上发表了研究的结果。这位教授还把这些内脏器官保存在他的教研室里，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讲课时不止一次地作为典型病例的标本向学生展示。如果高尔基是中毒而死的话，在解剖时是不可能不发现的。现在许多事实都对正常死亡说有利，看来这个问题可以画句号了。
斯大林和高尔基虽然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是由于在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和文学问题上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便相互支持，成为关系相当密切的朋友。从那时起，共同的事业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把高尔基看成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斯大林的盲目追随者，那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个性，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在某些问题上出现过分歧和发生过争执，这是事实。不过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之间的友谊，甚至断定他们是相互对立的。至于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发生分歧时究竟谁是谁非，需要再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第二节斯大林与老一代诗人的关系
斯大林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关系。——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与曼德尔什塔姆的关系。——与阿赫马托娃的关系。
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诗坛，异彩纷呈，人才济济。上面说过，当时曾出现几个现代主义的流派，其成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诗人。同时继承发扬俄罗斯现实主义诗歌上传统的革命诗歌也开始兴起，其代表人物是上面介绍过的杰米扬·别德内依。十月革命后，在现代主义流派的诗人中，许多人流亡国外，其中包括巴尔蒙特、梅列什科夫斯基、吉皮乌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霍达谢维奇、阿达莫维奇等。但是也有不少人留在国内，例如象征派诗人勃洛克和勃留索夫，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阿谢耶夫，与象征派和未来派有过联系的帕斯捷尔纳克，阿克梅派诗人曼德尔什塔姆、阿赫马托娃等。
斯大林未能与勃洛克和勃留索夫有具体的接触。因为他们先后于1921年和1924年去世了。他虽然看重叶赛宁，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未能与这位诗人有更多的交往。至于说到年轻一代的诗人，他关心他们，重视他们的创作，也曾对他们的一些作品提过意见，具体情况将在第四节讲斯大林与新生代作家的关系时再作介绍。因此本节只讲斯大林与他树为样板的马雅可夫斯基，与他有过交往或发生过纠葛的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什塔姆和阿赫马托娃等四人的关系。
一
先讲斯大林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关系。根据伊文斯卡娅回忆，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他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见是在1924～1925年，据说斯大林当时会见了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他，与每个人谈了把格鲁吉亚诗人的作品译成俄语的问题。不过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并未留下关于此事的文字记录，马雅可夫斯基也未谈起过这件事。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那么可以看出，马雅可夫斯基是斯大林器重和选中的三位诗人之一。
马雅可夫斯基是在十月革命前作为未来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的。当时他以旧社会的叛逆者的姿态出现，思想带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1912年曾与布尔柳克、克鲁乔内赫和赫列勃尼科夫发表过题为《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的文章，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时代的风貌”，“时代的号角”将由他们“通过语言艺术唱响”，扬言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那时他年轻狂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藐视一切传统。他早期的诗歌形象夸张怪谲，语言奇特，有时不免矫揉造作，晦涩难懂。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文学艺术应真实反映社会生活，重视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传统，对马雅可夫斯基早期的这些表现大概不会满意，对他的作品不会欣赏。
但是不久，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位诗人无论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我自己》里这样讲到自己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参加还是不参加？对我来说（同时对其他莫斯科的未来主义者来说）这种问题是没有的。这是我的革命。到斯莫尔尼宫去。工作。做了该做的一切。”他又用诗歌的语言讲自己思想的转变的原因，这样说道：
我呀，
是由诗的天国
投身向共产主义，
因为
世上除了它
再没有我所爱的东西。（《回国！》）
而在投身革命后他把自己比成一艘航船，说自己
在列宁的照耀下，
清洗自己，
为了向革命的大海驶得更远。（《弗·伊·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