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的早期生活很简单。在淮阴地区，他整天挎着宝剑，到处游荡。按说，宝剑在那时候相当于现在的LV包，造一把宝剑，花费很大，如果没人资助，或者自己没本事挣钱，不是谁想挎就能挎的（除了爱面子比爱嘴巴更甚的个别人），但韩信能挎，如果不是捡的（这个很难，相当于现在捡到LV包），也不是偷的（这个倒有可能，但他是很骄傲的人，怎么看也不像不怕丢人的盗贼），就很可能是祖上传下来或者自己省吃俭用攒钱买的。前者说明他是个有身份的人，应该属于六国余孽（从秦朝眼里看），如果属实，则很能说明，他为什么在后来岁月里身上总是洋溢着昂扬的自以为是的贵族情绪，这种家传的旧贵族脾气使他保持积极向上、爱学习、勤思考的好习惯，但也使他总是脱离了大众，死的时候，也没几个人愿意多同情他一下。后者则说明他是个爱慕虚荣的人，从后来行止看，因为历史记载比较粗线条，倒没有太多的线索能印证，算是一个孤证。我们的历史研究者倒是愿意相信前者，毕竟“挎宝剑到大街上转”很符合一个落魄贵族的派头。
在淮阴的时候，韩信不爱生产劳动，还很好面子，去别人家蹭饭吃，人家不干，他还好意思甩脸色，抱怨人家，“怒而绝去”，在这点上很像高祖刘邦的为人行事。不过，高祖是国家基层小吏，经常去大哥家混吃混喝，并不是自己去，而是带着一帮朋友。他和韩信独自去混吃喝的最大区别是，韩信不去，就可能饿死，而高祖是为了活得更有风采（手下小弟很多，很有面子）。至于高祖利用职权之便，去饭馆吃“霸王餐”，那也算是自食其力，毕竟基层小吏为公家干过很多事（虽然不值得提倡），并不完全是啥事不干，硬是白吃。韩信倒是也想混公职，因为穷，人家不让干（从这点看，秦朝不灭亡，真没天理了，仅歧视穷人这一条，这个王朝就该死）。更何况，完全靠白吃维持活路，也没见他忽悠别人，“现在白吃，日后当涌泉相报”，自然是没有正常人愿意被他吃。
韩信从别人胯下爬过去，则完全是因为他明明一脸穷酸样，还偏摆贵族范惹的祸。那个街头小霸王拿他开涮，说实在的，完全是被他面带菜色还挎LV包装大款的偏执作风惹急了，羞辱他勉强算是一种净化社会风气、打击铺张浪费的义工行为（虽然也不值得提倡）。再说，秦朝是不允许老百姓带着杀伤性武器到处显摆的。官吏失职，当作没看见，可周围的百姓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有人出头来试试这个潜在的危险人物的胆量，也是可以理解的。
灭秦战争对于很多人是一种灾难，对于挎宝剑到处找食吃的韩信，就是一种难得的咸鱼翻身的机会。在项羽帐下混前程时，短短时间里，韩信就成为项羽军中的郎中，大家知道，项羽也是贵族出身，一般人是看不上的，项羽待他也算是说得过去。后来，韩信对项羽抱怨，是因为他经常给项羽出主意、想办法，项羽不采用，不采用，他就没法立功，没法立功，就没出头之日。我们不知道韩信给项羽都出了哪些主意，但从现在看，韩信没被重用，也是有原因的。
应该说，韩信的才能主要体现在治军上，对军队建设很在行，比如，你给他一帮乌合之众，他能很快把这些人训练成能打仗、听命令、守纪律的战斗部队。司马迁评价韩信对汉朝兴起的作用时，韩信的“申军法”与“萧何次律令，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一样是相当重要的地基性的制度建设。所谓申军法，也就是他把秦朝的先进军制应用到汉军，使得以流民为主体的刘邦军变成进攻有章法、逃跑不溃散的很像样的现代化部队。
很显然，韩信跟着项羽的时候，项羽的主要工作是争地位、打硬仗、求生存、谋发展，真是顾不上整顿军队这种基础性太强的工作。项羽真正说了算，而且有点闲心来管管基础工作，也是在进入汉中、戏水分封之后，在这之前，他是很忙的。这时候，他告诉项羽如何多杀秦军，项羽还可能听进去一些，但要说“咱们如何把军队分成更有战斗效率的作战单位等等”，他心里即使以为“意”，但在操作层面上，还真不容易落实到位。
刘邦捡了个大便宜。那时他正好被项羽贬到巴、蜀、汉中，想杀出去，一是害怕打不过人家，二是还没找到从汉中溜到关中的那个流芳千古的小道。刘邦到他的封地，一待就是好几个月，确实闲得慌。这时候，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军，他才有机会、有时间好好地施展自己平时所学，把刘邦的部队整顿为“秦军二世”。从史书中看，韩信治军之后，汉军军制就开始很像秦朝军制了，之前的楚国军制几乎绝迹。比较倒霉的项羽在忙完分封之事后，回到彭城，其实也修改了军制，但之后，他就一直忙着打仗业务，制度建设只能边走边改，他的军制就比较“混搭”，比如，将军（秦朝军制）和大司马（楚国军制）一直到乌江自刎的时候，他的军队还同时用着，军制比较乱肯定影响楚军的现代化水平和作战效率。在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其实也是很忙的，但毅然决然地改革军制，比如把“纵队”改成“军”，就是看到了军队建设对打胜仗具有决定性作用，改革的效果大家都看到了。
韩信在汉军逐渐成为独当一面的方面军司令，其间，他的军队曾经被惨败的刘邦强制性拉走，但这些部队的质量很是了得，刘邦一接手，不用整理，马上就能顶住气势汹汹的项羽军。然而，从开始独立指挥军队，韩信就比较走霉运，他的部队要么是由没见过世面的新兵组成，要么就是少得可怜，他不得不动脑筋、碰运气，活活地把他逼成旷世难遇的军事家。
即便如此，从韩信的作战业绩上看，他也从未打过败仗。他打的第一场战斗，就是和项羽的主力部队过招（只是野史说，出汉中、定三秦的战斗是韩信指挥的，很可惜，虽然大家很认可，也深信不疑，但司马迁不知道为啥，就是没有记载），挫败了项羽军。后来，他打败魏王豹、陈馀的部队和齐楚联军，从这三个敌人的军力比较看，可以说他们的作战功力指数越来越高，韩信的部队不见增多，质量也不见提高，但业绩却不见下降。相比而言，他的功业自然是冲到极点。但刘邦的赏赐有点滞后，他认为反差太明显，惹得他抱怨起来，实在忍不住了，也很出格地破了规矩，向身处危难中的刘邦要“王”的称号。很多人觉得他做得对，刘邦违心地答应他，完全是利用韩信，做得不厚道、不实在。应该说清楚的是，这件事说开了，还真不能太怨刘邦。其实，韩信立的功值得夸奖、表彰，他的资历、实力和掌控的资源值得重视，但即使几项加到一起，距离被封王还真有点距离。
虽然他打败了项羽军，但那时的项羽军队是从彭城一路追刘邦残军过来的，已成强弩之末，战力并不高。魏王豹、陈馀均是属于打仗业务比较生疏、队伍素质也一般、统治能力乏善可陈的货色，表面上他们驾驭的人数很多，还占据地理优势，但大家知道，打仗这事不是靠人多就行的，不会驾驭，不会管理，人越多，即使以逸待劳，统帅也难免死得快、死得窝囊（有些人不信，可以试试赶一群鸭子下河来体会一下）。更何况，曹参、陈豨等能打的将领也经常在他左右帮衬着，很多硬仗实际上是这些人打的。而韩信指挥汉军与齐楚联军在潍水决战，虽然楚军是由龙且、项它这些项羽心腹带来的主力，但他们全力以赴帮助以前是自己死对头的齐国人打仗，心怀鬼胎，想着借机牟利。齐楚联军实际上只有同仇敌忾的“面子”，“里子”却是离心离德的。而在这场仗上，刘邦几乎把手上所有能打的部队（如曹参、灌婴、吕泽的部队）都拉了上去，潍水之战变成楚汉的大决战，相当于解放战争的淮海大战。各打算盘的齐楚联军最后失败，其实不是什么小概率事件。
从韩信的资历、实力和掌控的资源等看，因为他带出的集团缺乏独立性，打的这些胜仗始终处在刘邦直接掌控之下，所仰仗的资源都来自刘邦阵营，与汉初那些异姓王相比，他就很缺乏被封王的基础条件。臧荼、张耳、英布都是项羽主持下被分封为王的，资历和刘邦一样老，“老革命”自然待遇上要有所体现。臧荼、彭越掌握着独立于刘邦阵营的人马和属于自己的地盘，对刘邦具有直接帮助或者危险，刘邦真得罪不起他们。张耳和刘邦还有着极为特殊的渊源关系（刘邦年轻时跟着张耳当侠客），更何况，张耳奉陈胜之命，到赵国抢地盘，在赵国有着虽然不高但也不能忽视的群众基础。英布则在反秦战争中立下大功，大家知道，反秦是汉朝存在的法理基础，他的功劳自然必须被认可，而在楚汉争霸中，他及时叛变项羽，更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使在刘邦直辖阵营内部比较后，韩信觉得自己拥有列土封疆的资格，但准备把天下变成私产的刘邦自然不会认可。这么看，韩信对刘邦不及时封自己为王的抱怨充满了自以为是、认不清形势的味道。
作为政治旋涡中的人物，他在被监控起来后，依然没有痛改前非、下决心夹着尾巴了此一生，相反，还会和刘邦耍耍脾气。比如，他说刘邦没能力带好10万以上的兵，即使后来他补充说明，说刘邦能“将将”，这也是犯忌讳的（大家知道，皇帝都是被大家公认为无所不能的）。其实，他说得不对，如果论真格的，刘邦亲自带的兵绝对比韩信要多得多，仗打得也不少。更关键的是，与刘邦相比，韩信毕竟没有亲自和军神项羽长年累月地过招儿，他还真没啥资格看低刘邦。他这样变相地贬低刘邦，其实还是在发怨气（让很多人纳闷的是，都混成别人的监控对象了，他都不能忍忍吗？再说，为活命，忍一下，不丢人）。
回过头看，韩信就是一个满腹怨气的人，到哪里都扛着怨气走，究其根源，则是他对自己的认识与社会对他的需要、评价总是合不上拍，对此他从未有清晰的认识。后来，吕雉害怕刘邦“百年”后，野心家利用韩信掌握着高超的业务能力闹出事来。公元前196年，吕雉派萧何把韩信骗到未央宫，让一帮宫人把他击杀在长乐钟室。死前，他对自己发出了第一次抱怨。从此，他再也没机会抱怨任何人了，但他的这种怨气还在，从未消散，你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