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应该是春的写照。然而，正因为冬的孕育才有了春。我在冬天和王萍相识，也许是生活对我的暗示。冬天、女人，这不意味着春天快到了吗？不意味着一个故事的开始吗？
当时，王萍将钥匙插在锁孔里正在旋转。达若抬起了头，目光透过房子门上方的那块透明玻璃朝房间里扫视了几眼，他只看见了北边窗户下方的那张床，只看见了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只看见了女人那张轮廓模糊的脸庞……他未进病房之前，捕捉到的仅仅是这些。
走出护士长室的时候，他问王萍有没有危险？他以为精神病人就是他在家乡的街道上见到的那个一看见他就撵上乱打的疯子。他对村子里的那个疯子印象太深了，疯子大概有好多年不剃头不刮胡子了，满脸是毛，看不出有多大年龄，疯子手里拿一根木棍，一看见人走来，就抡过去了。他未免将疯子和害怕联系在一起。王萍哧地一笑：“没有危险。”她说：“这几个病人都是抑郁型的，不会动手。有我在跟前，你就不要害怕。”他一听，勉强地笑了笑，觉得大概脸也红了。他后悔不该这样问王萍的，这一句话就泄露了他心中潜藏的恐惧：连精神病人也害怕。在他和刘婷约会的那天，刘婷用同样的口气对他说，有我在你跟前，你就不要害怕。那一刻，刘婷赤条条地躺在床上，她那对白馒头似的乳房很坚挺，两条漂亮的腿适度地分开，那儿茂密的一丛如同花朵一样开放着，芳香而诱人。他说，有人在偷看我们。刘婷说，门上了闩，窗帘拉得严严的，有啥可怕的？他说，说不定有人就守在门外边，没等我们完事就冲进来了。刘婷说，看他谁敢？这是我的宿舍，他敢闯进来，我就敢和他拼命。尽管，刘婷说得很轻松，他还是害怕。他的热情、激情全被害怕淹没了，弄不成事。刘婷急得直喘息，一只手揽住他，一只手在他那儿不停地抚弄。他很感激地看着她，仿佛从她的眉眼里寻找勇气、胆量和诱发情欲的因素。刘婷说，我是我自己的，我将我自己给你，是我的自由，谁也无权干涉，你不要害怕。两个女人在两个地方，两个冬天，说着同样的一句话，都叮咛他，叫他不要害怕。王萍又重复了一遍：“你就不要害怕。”他说：“有你在跟前，我当然不害怕。”王萍看了他一眼，走在了他前头。
穿过不太长的楼道，到了病房跟前，王萍才不慌不忙地掏钥匙。
是达若提出来要去住院部看看的。
其实，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给西水市精神病院的院长徐涛写的那篇报告文学，徐涛看完后很满意，当面称赞他的文笔好。徐涛还答应，给《人物天地》杂志社六千元的赞助。他给徐涛说，文章刊发时还可以登一张你的工作照。徐涛一听，叫来财务科长吩咐：当天就给杂志社转款。他给徐涛说，想去见见精神病人。徐涛即刻给护士长王萍打电话，叫王萍负责接待他。
放下电话，王萍来到了院长办公室。他和王萍的相识相遇就是在徐涛的办公室里。王萍进来后，徐涛将他作了介绍，王萍朝达若点点头，不出声地一笑，左边的脸庞上即刻溢上来了一个笑靥。他和王萍握手的瞬间对她一扫，眼睛不由得一亮：这是一个端庄漂亮的职业女性。徐涛院长给王萍说，作家要采访哪个病人，你看着给安排。王萍说，徐院长放心。他跟在王萍后面，上了住院部三楼。
王萍问他，老家在哪个县？他说，他是凤州县松陵村人。王萍说她也是凤州县人，老家距离松陵村只不过六七里路。他即刻有了他乡遇故人的亲切感，少了几份拘束，多了几份自如。王萍一听，他是从省城来的作家，对他很尊敬，一口一个老师。王萍告诉他，她在省城读卫校时，就是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读了不少文学书籍，对作家很崇拜的。王萍说，那是八十年代初，文学是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他说，那时候，他还没有搞创作。王萍一听，还不到十年功夫，他就成为作家了，她越发钦佩他了。他真想给王萍挑破：他不是什么作家，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实实在在的流浪者。他想了想，还是没那么说。他没有挑破的原因不只是由于王萍对他的尊敬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觉得，他不能使王萍失望。他应该给王萍一个虚幻，哪怕是美丽的肥皂泡也罢，只要她高兴。在他的眼里，王萍是一个很美的女人。美，需要大家都来培植和呵护，他糟蹋了自己，也等于糟蹋了王萍的美丽。他觉得，王萍的美丽是一种气味，是一缕气息。她不光给人视觉上的愉悦，她的存在使此时此地的气氛改变了，变得融洽、亲切、温馨。他的注意力顽固地粘在王萍的脸庞上：她的五官分布很匀称，面部的线条特别分明，尤其是嘴唇的弧线十分优美，显得特别性感。他之所以专注于她的嘴唇，是因为他在一本书上读过，有这样的嘴唇的女性必定是多情的。而他觉得，王萍的多情不只是在嘴唇上，也在眉眼里。她那黑溜溜的大眼睛水波荡漾，妩媚而不轻佻。王萍是他第一眼伸出去就心动的女人。有些女人和他交往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他的心静如银针，王萍就不同了，他对她只一扫，心就颤动了，有一种意识如火光一样明亮——这女人将和他的命运相关。而且，有一种直觉告诉他：王萍也动了心。这种直觉就是心灵的吩咐。她倾听到了心灵的吩咐。其实，他和王萍见第一面时，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就把他和她联结在一起了。暂且把那无形的东西叫做桥梁吧。人和人之间那座桥梁的架通——心的相通实际上并不困难，好像一切都是预设的，是一种命运，不可逃脱的命运。他希望能和王萍多呆一会儿，她似乎没有顾及他的情绪，她说：“你需要采访谁，我给你去叫吧。”他说：“咱先去病房看看。”王萍说：“也好。这样，能增加你的感受。”
王萍打开了门，收起了钥匙。他和王萍进了病房。王萍一进门就将暗锁碰上了。
达若一脚踏进病房，刚刚站住，就嗅见了一丝紧张的气息。那紧张似乎就来自房间里的四张床铺，来自糊里糊涂的气味，来自四个女人摆出的不同姿势，来自四双有点木然的眼睛。果然，还没等王萍开口，还没等他仔细观察，事情就发生了。
由于猝不及防，由于突如其来，在那一刻，他愣住了。他变成了一根木桩一尊雕塑一具知觉麻木的肉体，任凭一个女人牢牢地粘在他的身上。他想也不会想到，就是他在门外第一眼看见的、北边窗户下的那个女人来突然袭击他——不，是突然间缠住他。她撩起被子，跳下床，以极快的速度跑到他跟前来，在他来不及反应的那一瞬间，死死地搂住他的脖颈，有滋有味地亲吻他，纵情放肆地大喊大叫：“你不要丢下我！你不要丢下我！”他当时确实被吓住了，只是觉得脖颈被一双胳膊箍得难受，只是觉得女人嘴里喷出来一缕铁的气味，只是觉得他身上粘着一件冰凉冰凉的东西。当他定睛看时，才发觉，女人一丝不挂，雪白雪白的肌肤几乎是透亮的；才发觉，他的双手按在了女人光溜溜的屁股上似乎只有紧紧地按住女人才能释放他无处搁置的恐惧，因此，他的一双手在她的屁股上贴得很紧，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他只懵懂了一瞬间就清醒了：搂抱着他的不是女人，而是一个女孩儿。女孩儿和女人是大不一样的。女孩儿是冰清玉洁的象征，女人和人的成熟相关联。女孩儿和年轻、纯洁、活力、未来等字眼儿联结在一起，女人的名字旁边堆砌的是妻子、母亲、责任、世俗和日常生活。他对这个女孩儿的第一印象是：漂亮，尤其是她那白皙而细腻的肌肤给她的漂亮增添了分量。女孩儿一丝不挂，她紧紧地搂抱着他。他急忙去掰她的双手。她的双手仿佛牢牢地焊在了一起，他没有掰开。她的精身子紧紧地贴着他，他能感觉到她饱满的乳房和柔和的胸脯，他能感觉她的心脏的跳动和赤裸的欲望。王萍一时间也愣住了，似乎不知道该从女孩儿的手下抢救他呢？还是该从他的身上剥离她。说时迟，那时快，王萍急急忙忙走到床跟前去，从床上抓了一件衣服，手忙脚乱地给她披在了身上。王萍说：“路艳，你松开手，人家是记者，是来采访的。”被王萍叫做路艳的女孩儿抬起头来看了看达若，依然没松手。王萍说：“路艳，你松开，这位叔叔是来给你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是一个很宽泛的、放在此时此地很有用的词语。女孩儿一听“解决问题”，这才松开了手。她喃喃地说：“他强奸了我，他强奸了我。他硬朝里面塞。”还没等女孩儿再说下去，他拉开了门，落荒而逃了。他仿佛觉得，村子里那个满脸是毛的疯子挥舞着一根木棍朝他撵来了。
不一会儿，王萍将女孩儿领进了护士长室。王萍给女孩儿说：“路艳，听我话，记者问你什么，你就谈什么。你好好谈，他会帮助你的。”女孩儿说：“我听护士长的。”女孩儿站在刚进门的左侧，斜着眼睛看他。王萍说：“路艳，你坐下，坐下谈。”女孩儿坐在桌子旁边的那张凳子上了。
王萍给他丢过来一眼。他跟着王萍走出了房间。王萍说：“刚才得是吓着你了？”他实话实说：“是呀。”王萍说：“其实，这女孩儿挺好的。我给她交代过了，你放心地和她谈吧，再不会有什么事的。”他笑了笑：“好吧。”他给王萍说，你不要远走。王萍哧地笑了：“我就在隔壁房间，有什么事你就喊。”
他第二次走进了护士长室。
由于刚才的惊恐不安，他没有仔细看这女孩儿。他铺开了采访本，先是打量了几眼她：女孩儿有二十岁左右，蛋形脸，身体很纤细，虽然目光略显忧郁，一脸病容，但未能遮蔽她的漂亮。他问女孩儿是什么地方人？女孩儿说，她家在汉中市大河坎。她问他去过大河坎没有？他说去过一次。她说，她家就在街道东边，靠公路的那一家。他说他记不清了。几年前，他和刘婷去南郑县的南湖游玩时，在大河坎街道上走了一趟。他确实记不清大河坎是什么模样了。
“你是怎么得病的，知道吗？”
“他强奸了我。他抹下我的小裤头，硬朝里面塞。”
他有点吃惊。他不明白，是女孩儿故意说得这样粗，还是这样的表达就是她的病态。
“谁强奸了你？”
“继父。黑脸大汉。”
“你能详细说说你得病的经过吗？”
女孩儿长长的睫毛眨动了一下，又垂下了眼帘，她似乎对着地板说：“他把我的两条腿分开，一只手伸过来，在我的那个地方揉……”
“不要说这个，不要说过场，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
女孩儿将头靠在了凳子的靠背上，过了一会儿，她仰起头来说，那时候她在卷烟厂上班，说她整天坐在输送带跟前，一双手不停地朝输送带上放烟叶，一分钟也不能停，不能停。她睁大了双眼，目光从达若的头顶上越过去，看着对面的墙壁，仿佛是紧盯着转动着的输送带，她说，不能停的。停一停就要挨骂，还要扣工资。这么坐一天，站起来后，双腿就发软。她说，车间里满是烟叶的味道，墙上、机器上、地板上、人的身体上、空气里、头发里、毛孔里满到处是烟叶的味道；路上、草叶上、树木上、房屋上、水沟里，也都是烟叶的味道。她说，烟味儿钻进她的下身，她尿的尿也有烟味儿。她说她尤其闻不惯那味儿，一回到家，就想吐，就想把吸进去的烟味儿全部吐出来。她说，你闻一闻，我的身上是不是还有烟叶的味道？女孩儿站起来，身子隔着桌子向他这边靠。他急忙说是，是有烟叶的味道。女孩儿笑了笑，又坐下了。
“我无依无靠，无依无靠。我晚上做梦，梦见的是机器，是烟味儿。一个晚上，要被烟味儿呛醒几回，总是睡不安宁。”
“你的父母亲呢？”
“也在烟厂上班。他们是工人，没有权势，常被人欺负。工人在工厂里连班组长也不敢得罪，你知道吗？”
“真是你说的那样吗？”
“你不相信？”
他一看，女孩儿瞪圆了双眼，似乎很气愤，就说：“我相信。”
“我不停地放烟叶，班长还嫌我干得慢。我没办法，抱起了一抱烟叶向输送带上放。班长又说我胡闹。我也弄不清，我是怎么样扑向输送带的，输送带把我和烟叶一起带走了。一个男孩儿抱起了我，男孩儿说，输送带会把你送到烤炉里去的。我说，你放开我，让我进烤炉吧。男孩儿把我抱回了家，我叫那男孩儿要了我，他不敢。我还没有解开纽扣，还没有抹下裤子，他跑着出去了。我想把自己给那男孩儿，他胆太小了，不敢要。那男孩儿使我太失望了。看起来堂堂正正的，该做的不敢做，算什么男人？我的继父敢，敢解女孩儿的裤带。我的继父强奸了我。”
“你不要随便说，你的继父咋能强奸你呢？”
“那就是输送带强奸了我。我回去后，那儿流血了，特别痒。我对继父说，我那儿痒。他叫我抹下裤子看看。我抹下了裤子，他就强奸了我。”
女孩儿不停地说，他强奸了我。女孩儿站起来了，她解开裤带，要抹下裤子叫他看她那儿。她说，她被强奸之后，她那儿就有了血，就不一样了。他走过去，按住了她的手臂，他说路艳，你不要那样。他急忙制止了她。
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了。他给王萍拨了电话。王萍进来了。
王萍问他：“谈得怎么样？”
他说：“小路谈得很好。”
王萍就将那女孩儿领走了。
他一头雾水。他没有涉猎过有关精神病学的知识，因此，无法分辨女孩儿的话是真是假。他看着女孩儿纤弱的背影，只是觉得这女孩儿值得人同情、爱怜。疾病在她毫无羞耻的情况下折磨她，不然，她不会当着他的面一再地说，继父强奸了她，不然她不会当着他的面抹裤子的。即就是继父真的强奸了她，她也不会说好多遍的。
他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压得很低。飘起了雪花，疏稀的雪花仿佛精神病人的呓语。法国梧桐上没有落尽的黄叶十分小心地摇头晃脑，如同狗舌头一般舔动着凝重的空气。路艳走了，可是，她留下的那两句话依旧挂在房间里：他强奸了我。我无依无靠。
王萍进来后，他迫不及待地问她：这个叫做路艳的女孩儿究竟是怎么回事？王萍说：“妄想症。”他曾经听说过有一种精神病叫“被迫害妄想症”，路艳也是“被迫害”者？
他问王萍，这女孩怎么会患妄想症？
王萍说：“这女孩儿十八岁就进了工厂，她整天和机器打交道。工业文明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一些人未免有摧残作用，就像音乐一样，它可以使人愉悦，也可以致人于死地。你是文化人，你知道，文化是用来制约人的本能的，而本能要顽强地反叛这种制约，道理就是这样。一些心理不健全的人，一些性格脆弱的人难以承受很紧张的、快节奏的生活，还有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对人的束缚，也是对人性的一种压抑。因为她承受不了这样的生活，渴望释放，渴望有人爱抚，渴望得到温暖，渴望享受到性爱。她得不到这些，就处在妄想中。其实，谁也没有强奸她。”
“她为什么反反复复地说，继父强奸了她？”
“这就是被压抑的愿望。普通人常常会被所处的环境、工作带来的重负和道德规范所压抑。她必须释放这种压抑。当然，释放是多种渠道的，妄想也是一种渠道。她之所以说是继父强奸了她，是因为她的释放必须有所指。她总不能说是工厂强奸了她。”
“你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她给我说，是输送带强奸了她。”
“她之所以患病，也和性格有关。总之，原因并不简单。”
他静静地看着王萍，觉得她很渊博，希望她能继续说下去。可是，王萍只说了几句就打住了。大概，她以为达若是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在他面前卖弄。他能感觉到，王萍很能把握生活细节，很能把握自己。
“再叫一个女孩儿谈谈吧？”
“我听你安排。”
他采访的第二个女孩儿叫马爱红，得病前，在古都外语学院读大二，只有十九岁。马爱红很丰满，双眼皮，大眼睛，一头浓密的乌发，比路艳更漂亮。马爱红笑嘻嘻地进了门，脸上的表情很单纯，很夸张。她手里拿着一张纸，边走边撕，把撕成碎片的纸给他手里塞，塞一张，说这是一百美元，又塞一张，说这是一千美元。她笑嘻嘻地说：“我送给你的，你拿这些美元去买生日蛋糕吧。过生日就要吃生日蛋糕。这么大的生日蛋糕……”她张开臂膀比画着。王萍一看，说马爱红你不要闹了，坐下来，好好给记者谈谈。马爱红说：“这位大哥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王萍说：“他不是大哥，是叔叔。”马爱红说：“叔叔，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王萍一听，发躁了，她说：“马爱红，你咋不听话哩？坐下来。”作为一个精神病人，马爱红这么说并不过分，王萍为什么给她发脾气呢？他大惑不解。马爱红愣了一刻。她将凳子搬过来，坐在了他的旁边，愣怔地看着他，突然，呜呜地哭了。他不明白是咋回事，站起来了。王萍给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她从门背后的铁丝上取来一条毛巾，给马爱红，叫她擦眼泪。王萍一句话也不说，任凭马爱红哭。马爱红将毛巾捂在了脸上，止住了哭，她说：“你不和我做朋友，我就不和你谈。有什么可谈的？”他说：“你既然不想谈，就先回去吧。”马爱红坐着没有动。他给王萍说：“你把马爱红送回房间去，下午再谈。”王萍说：“马爱红，你回房间去。”马爱红站起来了，她笑着问：“叔叔，你姓什么？”他说姓达。马爱红说：“我也姓马。”不知是她听岔了，还是故意这么说，她说：“马克思就是我们马家人。马克思能当领导，我为什么不能当？”他说：“马克思不姓马。”马爱红说：“他就是姓马。他和我爸爸一样，是个大胡子。”王萍说：“好了好了，马爱红，马克思就姓马。现在就让你当领导，好吗？”马爱红笑了：“护士长也是我们马家人。我当了领导，就提拔你，叫你到古都外院当校长。”王萍说：“好吧。我送你回房间，下午，你再和这位叔叔谈谈。”
王萍向脸盆里倒了些热水，将毛巾浸在里面。她拧出了热气腾腾的毛巾，像母亲照顾孩子似的给马爱红擦了擦脸庞上的泪痕。马爱红闭上了眼，享受着这温情。王萍放下毛巾，将马爱红送回了房间。马爱红临走出去时，回过身来，给他鞠了一个躬。她弯下腰将地板上的碎纸拾起来，边走边嘻笑着说：“美元，美元，美元能买生日蛋糕。”
他只接触了两个精神病人，就觉得，和这些病人打交道非用一片善心和爱心不可。他能感觉到，王萍正是用善心和爱心浇灌她的病人的。他对王萍有了几分敬意。
王萍进门后，他问她发脾气的原因，王萍说：“这女孩儿，你不唬住她，她就胡闹。上一次，西水市领导来医院视察，我们没有防顾，她就扑过去，手伸到领导的裤裆里抓，把院长弄得很难堪。我不训她两句，她说不定会把你那儿抓住的，她……”王萍没有说完，自己的脸先红了。他问王萍：“这女孩儿是怎么得病的？”
王萍说：“女孩儿读大一时就得了这病，治疗了一段，有所好转，今年又复发了。”
“不是妄想症吧？”
“不是。”王萍叹息了一声：“这女孩儿可以说是一个受害者。”
“是咋回事？”
“说起来，使人很愤慨。”
王萍坐下来将马爱红得病的经过给他叙说了一遍。
从王萍的言谈中，他知道，马爱红是农村女孩儿，她的父母是老老实实的农民。马爱红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很优秀，高中只读了两年就考上了大学。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进了大学的门，迎接她的是不幸和灾难。这不幸和灾难看似她的同学带来的，其实是有很深的根源的。
和马爱红同宿舍的几个女孩儿都来自城市。一些城里的女孩儿一进大学就放纵了自己，花钱大方，交往随便，不拘小节，很另类。和马爱红同宿舍的女孩儿就是这样。这几个女孩儿常常和男孩儿去餐馆里吃饭，马爱红没有钱，但是必须去。一旦碰上哪个女孩儿过生日，人家非拉上她去不可。不然，她老是说生日蛋糕。如果她不去，那几个女孩儿就向她的床单上吐痰，或者扒掉她的衣服，将墨水给她抹在乳房上和下身的那个地方，甚至动手打她。到了饭桌，几个女孩儿和几个男孩儿又吃又喝又笑又闹，却不准她动筷子，因为她没有掏钱。等他们吃毕之后，那几个女孩儿把那些剩菜剩汤向她跟前一推，叫她吃。她不吃，她们就扭住她的胳膊，硬向她嘴里塞。有一次，几个女孩儿吃毕，每个人向剩菜里吐了一口痰，叫马爱红吃那脏菜。马爱红死活不吃，那几个女孩儿就扑过来扒下了她的衣服把她向包间外面的稠人广众中推，并且威胁她：再不吃，就扒掉她的裤头和胸罩，把她撂在大厅里。出于无奈，马爱红半裸着，吃下去了那些脏菜。
他打断了王萍，他说：“这女孩儿没有得罪她的同学，她们为什么要欺负她？”
王萍说：“不是谁得罪谁的问题。马爱红学习成绩优秀，又是农村人，又很穷。城里的女孩儿既嫉妒她，又瞧不起她。当然，她们欺侮她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有心理的，社会的，性格的，等等，咱们暂且不说这些了。”
“毕竟是同学，咋能这样呢？她们不知道羞耻吗？”
“要是有羞耻感，那就好了。这些女孩儿把欺负别人当作自己的本事。她们的价值观变了。恶作剧还在后头哩。”
王萍说，同宿舍里的一个女孩儿傍上了一个大款，这个大款是位房地产商。这位房地产商五毒俱全，十分好色，专门找在校的女大学生玩。房地产商以为马爱红穷，一把钞票就可以把她搞到手。他第一次见马爱红就掏出一大把美元。为什么马爱红见了人就说美元，原因是她受了美元的刺激。马爱红洁身自好，不上他的当。这位房地产商纠缠了马爱红好几次，没有得逞。马爱红是她的女同学拉着她去吃饭时，在饭桌上和这个大款邂逅的，相识后，大款就纠缠她。马爱红像躲避瘟神一样躲避他。大款一看不行，就给他玩过的那几个女孩儿吩咐，叫她们把马爱红给他弄到手。同宿舍的几个女孩儿为了从大款那儿得到酬金，就把马爱红出卖给那个大款了。她们给马爱红的饭菜里下了安眠药，将她骗到了一家四星级宾馆，不一会儿马爱红就昏昏欲睡了。马爱红说，她醒来后，发觉自己一丝不挂，下身那儿有点疼，那大款也是一丝不挂，她就知道，她被房地产商欺负了。使马爱红难以容忍的是，她的三个女同学正坐在沙发上谈笑风生，她们毫无羞耻之心。她猜测，那大款奸污她的时候，她的女同学也在场。是的，马爱红的猜测没有错。她的衣服是她的同学脱下的。当房地产商趴上她的身体之后，她的同学竟然躺在同一张床上看那房地产商怎么样蹂躏她。她要喊要叫要哭，她的同学不叫她哭喊，用毛巾堵上了她的嘴……
大款睡了马爱红，马爱红不敢给校方报告，更不敢报案。她大概明白，那几个同学是什么事也干得出来的。一旦她报了案。也许她就没命了。女孩儿的精神再坚强，也受不了这折磨，她不疯，那才是怪事。可怜的父母亲把女儿送到西水市精神病院来治疗，他们还不知道女儿是因为什么而导致精神分裂的。
他一听，十分愕然。这件事，超出了他的想象。在他读过的小说中也没有这样的情节。
他问王萍：“是不是每个精神病人都有精神苦难史？”
王萍说：“不会是这样。有些人有性格缺陷，有些和遗传分不开，还有像马爱红这样被迫害而患病的，患病的因素很多。”
听王萍叙说了马爱红的遭遇以后，他不想再采访谁了。他觉得，叫他去窥探她们的内心触摸她们的疮疤是很残酷的事情。
下午，王萍陪着他到其他病房去看了看。
几乎每个病房里的病人的神情都是麻木的，她们或躺或坐，对他视而不见。她们有的穿着厚厚的棉袄，挤眉弄眼；有的只穿一件衬衣，晃荡着一对大奶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边走边傻笑。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竟然当着他的面抹下了衬衣裤子，把一只手伸进小裤头内，开始手淫，面部的表情如同一只烂桃子，扭曲得很厉害。她一边手淫，一边哧哧地发笑。王萍一看，将那女人扶到床上去，给她盖上了被子。
走出病房时，王萍给他说：“她们和马爱红的女同学不同，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了，你能理解吧？”
“不。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能用道德评判她们的行为。我没有学过精神病学，可我看得出，人到了这种地步，并不是白痴，而是精神高度自由了，她们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很人性的。这和女大学生污辱同学有本质的不同。”
“你的话很深刻。”
“这种封闭式管理，是不是也有缺陷？”
“大概全世界所有的精神病人都是这样管理的。”
“有没有比这更人性的方式？”
他本来想说，能不能让这些女人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不关闭她们，让她们处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让她们过正常人的性生活。他看了看王萍，觉得第一次见面和她所交谈的问题就包括性，很不合时宜，怕引起她的误会，就没有再说下去。
王萍说：“我看过一本书，书上说，学校、医院都采取的是监狱的管理模式，尤其是精神病院，和监狱的管理几乎是一样的。大概，有些国家对这模式有所改良吧。话说回来，不这样管理也不行。假如对她们放开，就会闹出事来的。出人命的事，在我们医院也发生过。这是个难题。”
“我的想法是不是越界了？”
“不。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真不想在精神病院待下去了。”
“为啥不待了？”
“待的时间长了，好人就和病人一样了，大人就和小孩一样了，女人就和男人一样了。你不知道，外边的人给我们医院编了三句顺口溜：医生和病人一样，男人和女人一样，好人和坏人一样。”
达若想笑，没有笑出声来。他想，难道环境对人的异化这么严重？
“你不待在西水市，准备去哪里？”
“我的一个同学在新疆一个县医院，她几次叫我去那里。”
“新疆是个好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你要去，咱结伴而行。”
“那好呀。”
当时，王萍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她不可能想到，有一天她果真会和达若结伴而进疆。
达若在采访本子上这样写道：
在一个落雪的冬天，我在西水市精神病院采访时认识了一个叫王萍的护士长，她以漂亮、大方、矜持而留在我的心中。冬天是赤裸裸的季节，是坦诚的季节，我喜欢冬天毫无顾忌地把自己裸露出来——美丽的外衣剥离了，冬天的个性突出了。冬天无法和女人联系起来，女人应该是春的写照。然而，正因为是冬的孕育才有了春。我在冬天和王萍相识，也许是生活对我的暗示。冬天。女人。这不意味着春天快到了吗？不意味着一个故事的开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