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曦尧，今年三十九岁。
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认识到。人活着需要奋斗，人，需要努力。
奋斗是什么？什么是奋斗？为什么奋斗？努力是什么？什么是努力？为什么努力？
归根揭底还是为了那张纸，它的名字叫钞票。
某些人管那叫什么？资本论？
我曾经磕头流血，我曾经为了某些人教的话，跟人辩论到五体投地。
后来的后来，社会教育了我。
我曾经亲眼看见，有人为了多赚五块钱，推一车砖头；有人张嘴闭嘴，就能十万块，十万块入账。
不应该的。
后来才明白，这就是现实啊。
我还记得小时候，小学老师第一次问我们，“你们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
同学的回答都不一样。
有同学说长大后想当画家，有同学说长大后想当科学家，有同学说长大后想当警察。
我的回答是什么？
我的回答已经忘了，总之不是做个外卖哥。
小时候的我很爱读书，读过很多，从人生处世，小说杂谈，漫画，再到理论著作。
曾经看过某本书，书里是一幅人类美好的画卷，那本书叫什么来着？已经忘了，那里管理想的世界叫做乌托邦。
管理想中的人群构建起来的社会，叫做乌托邦主义。
乌托邦有着人类对现实社会最美好的一切向往。
那里是个平等，平均，公平的世界。
那只是一本书。
那本书和那个作者为读者构建了一个理想中世界。
在那个时代，那是对未来时代的一个憧憬；如果在某些活在现在的人来看，那纯粹是一本扯淡的无稽之谈。
与成年人看漫画书没什么两样。
那么，应该管那个勾勒那本书的作家叫什么呢？画家？还是书法家？
也许，某些那种现代人来看，那就是个漫话家。
虽然不现实，有人真按照那本书去做，西方某个人开了间农场，后来农场倒闭，农场主要了饭。
理想与现实之间，幻想与现实之间，原来有那么大的鸿沟。
农场主养了一帮懒汉。
一帮懒汉傻吃乜睡，这样完蛋了农场主的农场。
那只是个失败的案例。
不管正确与否，对错也罢，那只是一本书，应该只能算是一本课外读物。
没有错，有实践，有真实案例，那就是一本课外读物。但是想不到，有人把那本书当做至理名言，照本宣科，坚定不移。
按照我这种小屁民的理解，一本失败的书，就应该只一本闲书。不应该照本宣科，不应该上大雅之堂，并且不应该堂而皇之，不应该开堂受教。
按照我这样的小屁民理解，不正确的书，如果真的威胁到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统统应该叫做歪理邪说。
自己在打自己脸？我不敢想象。
为什么他们还会拿来照本宣科，奉为经典，并且为此说一不二？
后来也只能感慨的写——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理论家”。
这个社会，像一部精彩的剧集，四十年代壮烈，五十年代红火，六十年代疯狂，七十年代迷茫，八十年代善良，九十年代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到零零年人的自利。
我惊讶的发现，这个社会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个社会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核裂变，于是我有了这样的感慨，有人累弯了腰，就有人乐的合不拢嘴。
也许，是我这个人太自私；也许，是我这个人学历有限。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武断论据，不是我们自欺欺人，我们TM的是让人给玩了。
我不该有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要写这一切？我明明只是个外卖哥。
从每天一睁开眼就要为钱奋斗一天，并且，我要坚定不移为此奋斗终身的。
刚开始加入美团送外卖，是在今年的四月份，到如今还有六天一个月。
那时我们这，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疫情的大氛围下。很多人都闭门谢客，关门不出，并且，谈疫色变。
我们这是个小城市，从东走到西，骑自行车需要十多分钟。从南走到北，骑自行车需要二十分钟。
一个城市有百分之八十的餐饮在歇业。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加入了美团，做了外卖哥。
还记得疫情开始后，到如今四个月过去，第一次来到大街，冷冷清清，放眼看去，依稀的车辆，数得过来的人头。
巡逻的警车慢慢悠悠的开，喇叭里喊着不要出门的话。
有传言某个小区出了疫情，有人送到医院抢救。
我坐了公交车，去市场买菜，路过刮大白一条街。
在那里，聚集了不下四五十号人，手拿粉刷强壁，刮大白，专业瓦匠牌子，等着开工的“手工业”者。
我很奇怪，给母亲打电话，“妈，你说现在人都害怕，明明街道上有人，你还是不让我上街。”
“哪有人？”
“瓦匠一条街，有四五十号人。”
母亲告诉我，“人多地方最好别去，买完菜就快点回来。”
中间路过美团在我们这的店，窗户上清晰写着招聘标语。
我只是看了个大概。
那一行醒目大字深深吸引了我——月工资，五千到一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