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祸从口出
六六和六七两年，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过去之后，文仲父亲的命运开始有了稍微的转机，不再象过去那样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由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转化成人民内部矛盾。原来的李副主任也当上了大队长。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的老婆得了重病卧床不起，生命奄奄一息，文仲的父亲正好管着大队的粮食发放，偷偷地支给他一点钱，并弄了点米面，把他的老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为此，他逢人就说文仲的父亲是个好人，一有机会总想给他父亲一些回报。这不，他当上了大队长后，就把文仲的父亲安排进了大队林场。
林场里一共只有五个人，都是一些年过半百老实巴交的文盲老农，只有文仲的父亲是读过几天书的人，自然人们都对他另眼相看，更何况他们对文仲的父亲几年来蒙受的不白之冤深表同情，他们对文仲父亲都尽可能地给予关心和照顾。在那里，文仲父亲得到了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友情，几年来一直紧锁的愁眉稍稍得到了舒展。
林场里是自给自足，除了生产队里给记工分以外，林场里还时不时地分一些蝇头小利，一年当中还杀一两头猪分给林场的职工。在那个年代，这是生产队里想都不敢想的事，为了保住这份难得的差事，每当分了一点儿猪肉的时候，文仲的父亲总要请上两位大队干部来家里作客，一是要请李大队长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二是要请时任大队书记的相习贵以保住这份美差。
六九年的端午节，林场里又杀了一头猪，除了孝敬大队的头头脑脑之外，林场的职工还每人分了四五斤。文仲的父亲和往常一样，又要宴请他们两位。过去只要一提到请相习贵来他家作客，他们全家人总不免心里疙疙瘩瘩的，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儿都不会忘记他曾经带着红卫兵来抄家的情景，那呲牙咧嘴的狰狞面目在他们的脑海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文仲奶奶的性格一向刚硬，每次相习贵来他家作客她总是挂着一脸的不高兴，但碍于李大队长的面子，也不好有半点儿的怨声发作。那相习贵也是嘴馋，全大队不管是什么人，是有酒必喝，有请必到。
合该有事，这次请客，李大队长因家里突然有事，临时决定不来他家赴宴。文仲的奶奶一听说李大队长不来嘴里就嚷开了：“李大队长不来，这客就不待了，凭什么给那个****的吃呀？”说罢就气呼呼地坐在了大门口。
文仲的父亲生怕书记来了奶奶作出了有伤体面的举动，赶忙跑到大门口央求奶奶：“妈呀，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呀，现如今人家是大队书记，土皇帝，什么都是他一人说了算，这样的人我们得罪不起呀。”
“你们怕我不怕，反正我是离天远离土近，他能把我怎么样。”
“你离天远离土近，可我们还要活呀，你总不能不管我们吧。”父亲苦苦地哀求着奶奶。
是呀，不管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总得替孩子们着想啊。于是文仲的奶奶不得已收起了脸上的愠怒之色，回到厨房准备中饭。
中午，相习贵大大咧咧地来到了文仲家，文仲父亲满脸堆笑地把他迎进了屋里，又是倒水，又是递烟，大献殷勤。母亲赶忙从厨房里出来：“书记，稀客，稀客！”那份恭敬，那份虔诚，俨然在迎接一个天神。唯独奶奶没有出来和书记打个照面。这就给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相大书记带来了一丝不快。
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拿出了用所有积蓄换来的一瓶土伏苓散装白酒，在那白酒凭票供应的年代，这已经是了不起的举动了。一向嗜酒如命的相习贵早已垂涎三尺，菜一端到饭桌上，相习贵便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狼吞虎咽起来。文仲的父亲一向是滴酒不沾，只顾给书记大人斟酒，不到半个小时一瓶土伏苓白酒便被他一个人消灭了个底朝天。相习贵不仅爱喝也能喝，一顿一斤白酒是喝不醉的，眼见得酒瓶里的酒一点儿都没有了，脸上堆满了欲罢不能的馋相。相习贵酒不尽兴，不用说心里又增加了几分不快。
饭后，相习贵起身告辞，父亲母亲点头哈腰地把他送出大门，奶奶一直呆在厨房里没有出门。送走了书记大人，父亲回头责怪奶奶：“妈呀，心里再不舒服，人家来了也要打声招呼，走时也要送一下呀，你这样做，人家多没面子呀。”
“哼，送，没那么便宜。给他吃还不如喂一条狗。”奶奶气狠狠地大声说道。
相习贵走时忘了拿草帽，奶奶的几句气话恰恰被返回来拿草帽的相习贵听得一清二楚。相习贵满脸不高兴地拿了草帽二话没说就走，任凭父亲和母亲怎么满脸陪笑他都视而不见，冷若冰霜。
相习贵走后一家人的心里都罩上了一层阴影，大家都明白相习贵的为人，一场报复的暴风雨迟早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奶奶更是后悔不迭，只是期望那因自己而起的一场灾难只是一场虚惊。
就这样自那顿不愉快的午宴之后，一家人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捱着岁月。果然不出所料，就在那年暑假，大队学校决定新迁校址，这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大好事，可是对于文仲家来说，却成了一场灾难的导火索。盖新校舍缺木材缺瓦，大队书记相习贵一下子就想到了文化大革命文仲家那被没收又退给他家的两间瓦房，于是决定把文仲一家从那两间屋里赶出来，拆除后用于盖学校。
拆房子的前一天下午，文仲的父亲被突然叫到大队办公室。自从那个倒霉的岁月开始，父亲最害怕的就是被传唤到大队办公室，每次去总是凶多吉少。这两年虽说被叫到大队办公室的机会没有了，但也从来没有什么好事让父亲到大队办公室来过，这次一听说要他到大队办公室，父亲的心里就犯起了嘀咕：又是哪块云彩要下雨了……
文仲的父亲走进大队办公室的门，抬头一看，只见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阴沉着脸坐在里面，那架势似乎空气就要凝固。父亲不敢正视他们一眼，战战兢兢地说：“书……书记，找……找我有什么事吗？”一向口齿清淅流利的文仲父亲生怕冒犯了天颜，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相习贵和民兵连长不知是为了显摆自己的威严，还是理屈无法开口，好半天才从相习贵的嘴里嘣出一句其实用不着问的话：“老会计，你知道大队要盖学校吗？”
“知道，书记为老百姓办这么大的好事哪能不知道啊？”文仲的父亲本想恭维书记几句以冲淡书记那次来他家作客所带来的不快……
“知道就好，那我们就开门见山直说了吧，你家现在还住着大队的两间房子，大队盖学校材料不够，我们决定把那两间房子拆掉，用来盖学校。”书记一脸严肃，那口气，那神情，简直没有半点儿商量的余地。
尽管这样，文仲的父亲还是低声下气的央求着：“书记，我那两间屋工作队临走时不是说还给我吗？再说，我贪污公款的事不是都没有落实吗，怎么能说我现在住着公家的房子呢？”
“是的，工作队走时是把房子还给你了，可工作队没说房子永远是你的呀？”
“工作队说过房子归还给我家不再找我们要了啊，如果我真贪污了公款，工作队还会把房子还给我吗？”文仲的父亲开始竭力辩驳，也顾不得是否得罪书记大人了。
“你说你没贪污公款房子是你的，有文字根据吗？”
“你说我贪污了公款房子是大队的有文字根据吗？”
书记语塞了，好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反正同意也是拆，不同意也是拆。”说罢头一昂一步跨出了大队办公室，气呼呼地走了。
文仲的父亲跟在书记的后面一个劲儿地喊“书记，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呀……书记……”
任凭文仲的父亲在后面怎么喊，相习贵仍然头也不回地走了。文仲的父亲见书记已经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连夜赶到公社，找到当时的公社书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事情的原委。谁知他们早就和习相贵串通一气，不管文仲的父亲多么伤心，公社书记总是那句听起来叫人没有半点儿希望的话：“大队决定了的事我们不好改。”
夜静更深，文仲的奶奶和母亲在苦苦地等待着文仲父亲的归来。自从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过后，一家人再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担心过。吃罢晚饭，文仲的母亲不见丈夫的踪影就四下打听他的下落，直到后来时任生产队队长的二表爷爷才告诉文仲母亲，说文仲的爸爸是被相习贵叫去了。一听说丈夫是被大队书记叫去了，就知道凶多吉少。嘴里不住地嘀咕着：“怎么回事呢，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
“是呀，再大的事总该有个信呀？”文仲的奶奶也坐卧不安。尽管暑夜难耐，他们一家人仍然不顾蚊虫叮咬，焦躁万分地盼望着文仲的父亲平安无事。
文仲的父亲见求人已无济于事，只得离开公社书记的家，擦干眼中的泪水一步一挪地往家里走去，他知道一家人一定又在为他而着急。
终于大门口响起了几声有气无力的敲门声，文仲的母亲一个箭步冲出去把大门打开：“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是不是又遇到什么过不了的坎了？”
沉默了一会，文仲的父亲不得已只好原原本本地将书记要拆他家住房的事告诉了家人，一家人虽然历经了种种磨难，但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仍是犹如晴天霹雳。还是奶奶打破了沉默：“你没找他们求求情吗？”
“找了，我苦苦地哀求相习贵，那****的理都不理，没有办法我又连夜找到公社书记，谁知他们早就串通一气，要不我怎么会现在才回来呢。”文仲的父亲读过几年书，多少还有点读书人的斯文，这时，实在是无法忍受心中的怒火，从他嘴里蹦出了少有的脏话。
文仲的奶奶听了事情的前前后后，不免想起了端午节请客的事，于是一句又一句地自责：“就怪我这嘴，就怪我这脾气，全都是我闯的祸呀，……”
“都这时候了说这话还有什么用呢？”文仲的母亲安慰着婆婆。
这时村里突然传来几声鸡叫，文仲的父亲这才意识到天快亮了：“睡吧，明天还要出工呢。”是呀，这样干坐又有什么用呢，该来的终归要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文仲家的屋后就传来了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不一会大门口又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文仲的母亲赶忙跑去把大门打开，原来是大队民兵连长带了一帮民兵说是奉书记之命前来拆屋的。一家人虽然已经知道拆屋是必然的，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父亲正为书记的通谍而犯愁，没想到书记会说干就干，连一点儿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不得已只好央求连长：“连长能不能缓两天，等我把屋里的东西收拾一下转到我家前面旧屋里你们再拆行吗？”
“不行，书记说了房子今天上午非拆不可。”说罢便动起手来将屋里的东西往院子里扔。
他们一家人呆呆地望着连长带着一群民兵如狼似虎地掀东西搬梯子拆房子，全家人都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索性任凭他们掀，任凭他们拆。文仲的父亲低着头走出了大门，朝村北头文仲爷爷的墓地走去，躺在文仲爷爷的墓旁，任凭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自己。他总觉得自己对祖宗对家庭对子女总是背着一副沉重的十字架，要不是自己当那个倒霉的大队会计，何至于连全家辛苦挣来的两间瓦房也难保住。
文仲的母亲想到今后的日子还要过，一家人总还得有栖身之所，只得找到带队的民兵连长央求道：“房子天盖拆了就拆了，我们也拦不住，只求你们别把墙推倒了，我家那旧房子已经是东倒西歪了，这墙留着我们还有用。”文仲母亲含着眼泪的哀求，总算唤回了连长的一点儿同情心，再加上大热的天，谁愿意吃那么大的亏去动手把墙推倒呢。就这样好端端的两间大瓦房瞬间就剩下了几堵孤零零的墙在骄阳中煎熬。
房子拆完了，文仲的父亲仍然躺在文仲爷爷的墓旁，眼望苍天默默地流着辛酸的泪水。
中午时分，文仲的母亲收拾完被民兵扔在院子里的东西，草草地做了一点中饭，自己没吃一口，擦干眼中的泪水向文仲爷爷的墓地走去。文仲母亲知道每当这个时候，文仲的父亲总会到他父亲的墓旁去倾倒心中的苦水。她走近一看，丈夫的脸膛早已被太阳晒得黑糊糊的，豆大的汗珠和着泪水早已把他的上衣浸得透湿。丈夫见妻子来找他，终于忍不住憋在心中的委屈放声痛哭起来：“我对不起你呀，对不起孩子们呀，是我把你们害苦了啊……”
“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呢？大人怎么过都好说，可孩子们都还没长大呀，为了孩子们我们还得往下熬啊。”文仲的母亲苦苦地安慰着丈夫，好说歹说总算把文仲的父亲劝回了家。连呕气带暴晒，文仲的父亲回到家里就大病了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