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与俄国形式主义传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度重大研究项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最新发展”项目（编号：07JJD751075）成果之一。2008年6月21日，爱泼斯坦到北京讲学，路过北京师大为我们作了题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科学的未来》的学术报告。这是我初次接触爱泼斯坦的思想。他行色匆匆，讲座过后便匆匆离开了。事后，我从爱泼斯坦来时担任翻译的张百春教授处，欣喜地得到爱泼斯坦赠给接待单位的十多部专著——差不多将爱泼斯坦出道以来所有著作囊括无遗。披览之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是我写作此文的缘起。
一
当今俄国后现代主义理论阵营基本上是“三家分晋”的局面，而米·爱泼斯坦则是其中的最杰出者，其声望俨然有盖过其他两位理论家之势。按：其他两位一是库里岑；二是利波韦茨基。——笔者米哈伊尔·纳乌莫维奇·爱泼斯坦（1950—），是出生于莫斯科的犹太人，哲学家、文化学家、文艺学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1972）。截至目前已出版专著十四部，论文三百多篇，著作被译为十二种文字出版。从1990年起生活和工作在美国，担任美国亚特兰大爱莫丽（Emory）大学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理论教授，国际笔会和俄罗斯当代语文学学院会员。曾获安德列·别雷奖（1991）、《星》杂志优秀论文奖（1999）、“自由”奖（美国，纽约，2000）等。爱泼斯坦的著作多出版于他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他关于试验和创造新的民族纪念碑的主张，触怒了民族记忆运动的代表人物，为此他曾经收到过该组织的恐吓信。1990年代初，他应邀到美国讲学，次年，得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国际学术中心的研究奖学金，再后来转到爱莫丽大学教学，任终生教授。
爱泼斯坦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是“现在”在其时间观中的可疑的“缺席”：俄罗斯双头鹰有两副面孔，一副盯着过去，一副盯着未来，唯独现在处于其“盲区”。“现在”在俄国从未取得过合法地位，而永远都表现为“过去的回声”和“朝着未来的一步”——爱泼斯坦如是说，他还断言这是后现代主义或至少是俄国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事实上，这不但是俄国后现代主义，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俄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俄国文化自古就有只关注两头的特点：即其或是以过去，或是以未来为价值参照系。对于俄国人来说，现在只是可能的未来和辉煌的过去之间的桥梁，是方生和未死。俄国人需要从远处观察对象，如尼采所言：“看来，我需要远看，以便更好地思考事物。”［1］（225）俄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说的口头禅——“我们只活在现在”（Мыживёмтолькосейчас）恰好是因为另外的观念，即“生活在我不到之处”（Жизньтам，гдеменянет）是支配其思维的共同范式罢了。因此，在俄国人心目中，“现在”是难以界定的。
“现在”之所以难以界定，在于它是方生未死之间，因而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任何人只要是站在“现在”的立场上，便会发现他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对他来说，过去和未来或多或少都是明确的，而唯有自己置身其间的“现在”，则是一种充满多种有待实现的可能性的领域。
20世纪自然科学的一个伟大发现之一，就是关于光子的波粒二相性理论。牛顿的经典力学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实体和物质的世界。在那时人们的观念里，物质是实体的，是可以无限划分的。物质只有一个唯一的和单一的本质。有一个绝对真理的存在，找到它就意味着拥有了真理话语权。人们只要把绝对真理宣告出来就万事大吉了。光子波粒二相性理论却告诉我们：物质可以是二相性的，即既可以是此，也可以是彼。取代物质单一本质的是物质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确立意味着对传统真理观的一种颠覆。对绝对真理的探索被无限期地推迟了。真理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只要人类存在一天，探索真理的过程就会始终与我们相伴。而对于我们科学探索者来说，只有相对真理才是有意义的。绝对真理观的垮台是20世纪思想革命的最大成果之一。
那么，有幸而又不幸生于此时此刻，在“现在”这一时空体内思考和工作的人们，又当何为呢？如果一切皆明确如自己的手掌，那么要我们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何为？人文知识分子以探索未知为己任，因而哪些地方越是充满未知的挑战，那些地方也才恰好是人文知识分子大有可为之处。文化是一种创造——这是文化这个概念自古以来就包含的深刻内涵之一——文化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对其时代的应答，当此之时，又当何为呢？
如上文所说，俄国人所面临的当代或当下，是一个由于面目不清而导致“现在”可疑地缺席的“现在”。爱泼斯坦指出：共产主义在俄国的破产，在俄国非但不是某一种意识形态的终结，反而是某种新开端的标志。“共产主义的未来业已成为过去的事，而封建和资本主义的过去反而出现在我们期待与未来相会之处。”在今天之俄国，“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当做现代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的话——共产主义对乌托邦的诉求，先锋派式的与现实的割裂，以及对绝对真理的诉求——那么，西方后现代主义阐释者们将会发现，后现代主义的西方与后共产主义的俄国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果说过去对应青年，现在对应成年，未来对应老年的话，那么俄国即同时是年轻而又古老的国家，一个得以使其成年期不为人所察觉地绕行过去的国家”。［2］（11）我们认为：爱泼斯坦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正是直面当代现实问题进行理论“突围”的一种文化理论。面向当下进行理论创造，正是以爱泼斯坦为代表的当代俄国后现代主义在当前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行为。而爱泼斯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的功能的：“文化与历史的区别在于，文化始终都围绕时间这一轴线同时向两端展开运动，这种运动酷似‘进一步退两步’的古典舞步。文化就是围绕‘现在’这一中轴线划出的圆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是嵌入历史中的一部反时间装置。”［2］（13）文化意味着创造，而创造则需要以史为鉴，需要面向混沌的、面目不清的、阴阳未判的当下现实，朝着未来进行。
对文化这部“反时间装置”的这样一种功能的理解，与其对所谓“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理解有着紧密联系。爱泼斯坦认为当今“后……主义”的泛滥，大有导致这一术语失效之势。的确，如果一个术语可以包含一切，也就意味着它什么也不能包含。而且更有甚者的是，有人又在“后……”之上再加“后”字，以致出现许多“后后……主义”等虚妄之说。然而，“后现代主义”一类术语中所谓“后”（Пост）字，并非“在……之后”之意，而是“在……前”（прото）之意——爱泼斯坦此话可谓一语惊破梦中人。［3］（462—472）当今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化美学就正是这样一种以面向当下为主旨的思潮。
二
俄国后现代主义思潮酝酿于“解冻时期”，这一时期一种不同于官方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学开始出现，其代表人物有尤·洛特曼、谢尔盖·阿维林采夫等人，他们主张采用内在规律和功能法则研究文学艺术和文化现象。俄国形式主义和米·巴赫金、结构主义符号学也都是这一新思潮所依赖的思想资源。
米·爱泼斯坦是晚期苏联改革时期涌现的文化学研究领域里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接近先锋派艺术的犹太人，是20世纪70—80年代莫斯科文化生活中的活跃分子之一。他以激活当代文化为己任，认为当务之急是团结一批学院内外的知识分子，来共同研究俄国文化所面临的问题。于是，80年代初他组织了一个“随笔俱乐部”（Essayistclub），每周活动一次，每周聚会5到20人不等，每次选一个统一的题目。
1986年，爱泼斯坦组建了另外一个跨学科学会“意象与思考”（ImageandThought）。这也是一个由从事各种职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组成的团体。该团体的宗旨是建立一个“新理念和新术语储藏库”（BankofNewIdeaandTerms），为社会进步提供智力资本和思想资源，讨论各种社会文化问题，贮存有独创性和重大潜力的思想作为智力资本储备。
1988年，爱泼斯坦创办“当代文化实验室”（LaboratoryofContemporaryCulture）。他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学术研究享有充分自由的大实验室，因此，新文化运动应该从实验室起步。政治制度迫使各界、各阶层人士的思想相互孤立，实验室有责任为全社会建立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掀起一场面向未来的新的文化运动。该学会讨论的问题，有斯大林个人崇拜、世界宗教和当代诗歌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成为“公开性”时代巅峰状态的标志。实验室每月举办讲座、读书会、讨论会，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对于生活在当今的俄国的文化学者来说，今天是一个伟大的信息爆炸的时代，因而他们是幸运的——与苏联时期的信息封闭、文化专制比；然而，与之前的封闭和单一比，他们又是极其不幸的——相互矛盾抵牾的理论和主义泛滥成灾，会令任何一个饕餮之徒迷失并饿死在各类美食组成的大海里。文化学者要在这样的语境下建言立说，其难度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因此，要研究处于此种语境下的一位俄国文化学者的理论言说，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处理“杂多与统一”、“一与多”的矛盾。这就是我们着手研究爱泼斯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在同龄学者中间，爱泼斯坦以博学著称。粗粗浏览一下他所引用的外国思想家的名字，就足以概见其精神视野是如何广博。然而，对爱泼斯坦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构成影响的因素尽管可能会很多，但构成其理论骨架的，我们认为仍然应以俄罗斯固有的本土文化为根基。其中，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无疑是其民族基因。俄国形式主义的文艺学本体论构成了爱泼斯坦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或价值中心。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爱泼斯坦也和当年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奥波亚兹”三巨头之一、“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罗曼·雅科布逊）一样是犹太人，而且也都是那种“自愿认同与归化于俄罗斯文化”的犹太人。在理解俄国形式主义文化诗学时，搞清这一文化理论与犹太文化传统的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们认为爱泼斯坦是经由巴赫金而接触到俄国形式主义美学遗产的。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在校大学生的爱泼斯坦，和他那一代人一样，受到莫斯科知识界的重大影响，而当时苏联知识界的“无冕之王”是曾经被“三次发现”的巴赫金。爱泼斯坦的文化观念，无疑也受到巴赫金的决定性影响。例如巴赫金曾强调在研究文化现象时，边缘是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在一个民族（个人亦然）的身份认同问题上，边缘是一个借以将其与他者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爱泼斯坦同样强调把文化与其主导传统区分开来的内在边界，这些边界把文化分成各种年龄、族群（团体）、宗教、经济、阶级、政党以及无数形形色色的世界观。
理论的传承有隐性和显性两种。在爱泼斯坦的理论中，俄国形式主义文化诗学既有隐性形式，也有显性形态。无论显性还是隐性形式，其继承于前“奥波亚兹”的最核心的理念，是关于文化传承和演变的学说，即所谓“什克洛夫斯基—迪尼亚诺夫定理”：“在文学中传统通常是隔代传承，即不是从‘父亲’到‘儿子’，而是从‘爷爷’到‘孙子’。”［4］（6）总之，在爱泼斯坦和“奥波亚兹”成员看来，文化（文学亦然）的发展与其说是呈现为直线式的，毋宁说是曲线式的：一代文学新人所承接的传统，往往不是来自他的直接前人，而是隔代传承，而且更多传承自其间接前人。这一学说现在已经得到20世纪俄国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被称为“什克洛夫斯基—迪尼亚诺夫定理”。［4］（6）笔者在阅读爱泼斯坦著作时，这一定理每每以各种形式浮现在笔者脑际，笔者的一个强烈印象是，指导爱泼斯坦理论言说的一个很重大的理念，是来自“奥波亚兹”的。当然，这是另外一篇文章的题目，这里就不絮叨了。
而在对文化演变动力机制的解说方面，俄国形式主义文化诗学的核心——“陌生化说”，即“自动化—解自动化”的文学内在动力学，成为爱泼斯坦理论言说中坚守的一个理论基点。美学范式是研究的主要对象，而范式演变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陌生化2007年6月21日米·爱泼斯坦在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讲演中的话。——笔者。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原意，陌生化其实就是“解自动化”，就是对人们堕入惯性的接受状态进行“激活”，是主体心灵最大限度地开放，以接纳来自外部的刺激，激发主体感受的视野和潜能。可以认为爱泼斯坦对于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陌生化说”是全面继承了的。而“陌生化说”其实就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化诗学和文化美学。
基于此，我们拟从这一视角出发，对爱泼斯坦的理论进行一番初步的介绍。
三
爱泼斯坦在其《论可能性哲学》中首次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而其所论述的主题，即所谓“范式”，则是一个非常接近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的哲学美学范畴。如果说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风格”与“体裁”的话，那么，在爱泼斯坦那里，作为文学研究之主角的，则是文学的种种“范式”的迁延。按照爱泼斯坦的阐释，可能性不是一种形式逻辑的公式，不是数学上的概率论，而是表现在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和心理学等人文学科思维中的一种范式。范式类型可以是单个语句、社会意识类型、整个文本、体裁、文学和哲学流派，也可以是文学中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和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当年主要把体裁和风格的渊源和流变当做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主人公）一样，爱泼斯坦则以范式为主要研究对象，而认为陌生化是推动范式演变和进化的主要驱动力和机制。
爱泼斯坦对于俄国形式主义文化诗学的集中论述，见于他的《显在与隐在》中的《可怕与奇特——论齐·弗洛伊德和维·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相会》一文。［5］文中爱泼斯坦对弗洛伊德论可怕的理论和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说”进行了一系列平行对比。如果说陌生化的审美范畴是所谓“陌生”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则以“可怕”为审美范畴。而更巧的是，弗洛伊德发表论可怕的著作的那年，也正是什克洛夫斯基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纲领性宣言的《艺术即手法》发表的19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