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社会学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俄国也有一段相当长的传播史。早在19世纪70—80年代，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表现出了某种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马克思对70年代末法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这种倾向，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他们把这看作“马克思主义”，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8］（474）十月革命前，庸俗社会学在俄国也得到相当传播。俄共（布）“前进派”的头目波格丹诺夫，就是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十月革命后，以波格丹诺夫为精神领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鼓吹“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和文化人，一概采取排挤和打击的政策。这种在苏联20世纪20—30年代相当流行的理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危害甚大。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虽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但这一思潮以变化了的形态，通过“拉普”这个当时最有影响的、最大的文化艺术派别和组织，又将庸俗社会学理论承袭、延续了下来。斯大林后来虽批判、解散了“拉普”，但主要是针对“拉普”头目阿韦尔巴赫的政治可靠性和组织派性问题而这样做的，并不是针对其“极左的”文艺路线问题。斯大林解散“拉普”后，实际上执行的是没有“拉普”的“拉普”路线。打掉“拉普”的头目阿韦尔巴赫后，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部门依靠的依然是原来“拉普”的骨干分子。这毫不奇怪，因为斯大林的路线同“拉普”路线一脉相承——这就是庸俗社会学及其变体。
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是不断演变的。在早期的苏俄时代，它的表现形式较为幼稚、粗糙、趋于表面化，较容易为人们所识别。随着对它的批判、斗争，它在不断演变，后来往往呈现出较为精致的形态，加之它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又充斥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人们对它的本质和面貌就较难以识别。在卢那察尔斯基的倡导下，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苏联曾在文艺学领域批判过庸俗社会学，但因受到“左”的干扰，进行得很不彻底，以致在日后的苏联仍然长期存在。按照近年俄罗斯学者的说法，在学校教育中，庸俗社会学甚至一直持续存在到20世纪80年代。［9］（168）三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激进主义，无论其“超阶段”理论还是从东正教那里继承来的教派斗争的传统，都很容易同庸俗社会学结合起来。民粹主义是在封建专制制度走向严重危机，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落后的农民国度特有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农民等小生产者是它赖以产生的社会阶级土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把它压榨、逼迫得发疯，所以这种生存状态使它几乎天然伴生一种特有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接受庸俗社会学简直像肥沃湿润的土壤接纳植物种子一样，二者相得益彰。庸俗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在广泛传播过程中，主要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出于革命的急性病和狂热性而又文化理论修养不足，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做的一种扭曲和修正。这种情况，最初发生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后来又发生在俄国以“前进派”为代表的一部分革命者中间。
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两股思潮虽然在发源的时代、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上不尽相同，但有着共同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有着不同情势造成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它们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又交汇在俄国这个特定国度的土壤上，形成了一股同质共流的极左社会政治思潮和文化理论思潮。
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两股思潮汇流在一起，势头是极其强大的。其所以如此，一是它们有雄厚的社会阶级基础——农民小生产者；二是它们有以马克思主义词句为掩盖的、貌似革命的理论学说——庸俗社会学理论。而它们畅销通行的地域又是在俄国这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队伍中文化理论修养普遍较低，容易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伪马克思主义。
正是这个缘故，民粹主义及其“超阶段”论与庸俗社会学汇流，能牢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极左社会政治思潮，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容易被人识破，能以极大的破坏力，冲击苏联的革命和建设，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首先，民粹主义从东正教那里继承来的教派斗争传统与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相结合，引起革命队伍内部、共产党内部的残酷斗争，极大地损害了革命事业。
在俄罗斯的宗教文化里，教派斗争原本就十分激烈和残酷，加上又有人为制造、故意煽动的“阶级斗争”火焰的炙烤，在小资产阶级革命狂热性的一片油脂上，就因风就势地燃起了人间仇杀的大火，把人们之间长期形成而掩埋着的积怨，甚至祖辈世代遗留的冤仇，一下子挖掘并点燃起来。这就形成了历次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是“大清洗”中的仇杀恶斗。这种恶斗既严重伤害了群众，又残害了党的机体，使人民的优秀儿女和党的精英受到致命摧残。苏联经过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是战前“大清洗”和战后的镇压，分别清除了两代杰出的政治精英和领导人：一代是十月革命前成长起来的，即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一代是十月革命后在革命和建设中经受锻炼的共产党人。与此同时，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也遭到严重伤害。在整个苏联时代，数十万人被杀，数百万人被捕坐牢，牵连几千万人遭受迫害。在苏联当时总人口才有1亿5千万至1亿6千万的总数中，这占了极大的比例！这是人们难以承受的巨大创伤，所以在时过境迁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难以抚平过往的创痛。在革命政治精英中，连最年轻、最杰出、最堪重任的人物都遭杀害。老一代中被杀的布哈林（1888—1938）和皮达可夫（1890—1937），是列宁时期中央委员会中被列宁称为“最年轻”和“最杰出的力量”；年轻一代中被杀的尼·阿·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和阿·阿·库茨涅佐夫（1905—1950），是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最卓越的人才，曾被斯大林作为党和政府的接班人认真考虑过。如果他们不被镇压，布哈林1953年也才65岁，皮达可夫这时才63岁，他们与当时四五十岁的沃兹涅先斯基和库茨涅佐夫相搭配，可以构成不同年龄梯队的接班人。试想，如果不是战前的“大清洗”和战后的镇压把他们统统除掉，而是把他们这些“杰出人才”一直充实在苏共领导集团内，并由他们接班，取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之辈，那苏共领导集团该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倘若如此，苏共和苏联的历史恐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其次，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结合而产生的“极左思潮”，除人为制造社会政治运动、激起革命队伍内部厮杀恶斗外，在日常经济政治生活中也处处以反商品关系、反资产阶级为己任，实行一种“超阶段”的方针路线和战略策略，束缚了人民的积极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自断财路和资源；同时，还把这种国内政策延伸到国外，变成同西方、同美国一味对抗的冒险主义国际战略策略，展开“军备竞赛”，造成经济不堪重负，跌到了经济危机的边缘。这样，就为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瓦解准备了条件。
再次，民粹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结合，也造成了教条主义文化所特有的贫乏和危机。民粹主义这一激进主义思潮中固有一种否定一切的文化虚无主义，庸俗社会学则又以无限扩大阶级性为特点，把阶级性覆盖于一切文化和社会意识之上，否定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甚至连人性、人道，连起码的真善美也予以否定。以上这二者相结合，一种极端叠加另一种极端，形成了人类思想史上一种罕见的蔑视文化、蔑视文明的极端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控制社会舆论，迷惑文化修养不高的底层群众和青年，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而一旦变成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其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破坏就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破坏甚至造成道德原则的沦丧，对传统文化的抛弃，对科学学科和文物古迹的摧残，带来文化的贫乏和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连维持文化起码的延续和生存都成了问题，自然谈不到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这种缺乏创新的文化，当然也谈不上说服力、感染力和凝聚力，随之也失去教育人和激励人的功能。结果是，宣传、鼓吹了几十年这样的文化，到头来没能成为凝聚人心、维系制度的一种黏合剂，而国家一旦解体，它也只能同国家的碎片一起灰飞烟灭。
最后，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结合，造成了一种评价精神文化的纯道德主义、纯政治的标准，这样就否定了纯科学文化和纯艺术的价值取向。
奉行这种“道德政治价值至上”的评价标准，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允许不允许真正的科学真理和文化价值的存在，允许不允许尊重科学真理和文化价值的科学和文化中立主义存在？
科学和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之一，是不能发生继承性的中断，这就要求承认科学和文化的生存承续和发展进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像气象的测量，在什么时候也是不应中断的，否则，时过境迁以后，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弥补。又如文化遗迹遗产的保护，它们遭到完全毁坏之后，是永远也不可恢复的。但民粹主义却不顾于此，要求绝对服从于“解决各种迫切的实际问题”，认为“社会上任何一个对这些问题不关心的成员都是社会的敌人”；而只要对“迫切的现实问题”采取“冷淡主义”，“逃避参加解决这些问题”的，就认为这“将是一种反动因素”。［10］这种不允许科学文化中立主义存在的做法，无疑将损害科学和文化的客观价值，造成其继承性中断而妨害它们的发展和进步。
庸俗社会学把文化艺术的阶级性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也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制约性的观点简单化、庸俗化和绝对化。在其代表人物看来，过去时代作家创作的，只能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艺术，不可能为无产阶级利用和继承；无产阶级的艺术也只能由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自己创作。艺术的一切现象、一切要素，包括作家世界观、作品及其内容、形象、风格，等等，都直接从作家的阶级出身引申出来，把“阶级制约性”看成是决定性因素。这样，在庸俗社会学派看来，文艺作品反映的所有方方面面，从创作者本身到作品的内容，从人物形象到艺术风格，等等，无一不充满着该作家所属阶级的阶级性内容，所有一切都不可能容纳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当然，也包括通常被称作普遍人性的内容）。这样，庸俗社会学就从另一视角出发，达到了与民粹主义相同的结论：否定科学的客观真理和文化艺术真、善、美的客观价值，而以道德政治价值为绝对价值和最高价值。这样，文学艺术直接为政治服务，政治即艺术等等理论，便直接产生出来。这种政治等于艺术、政治等于文化的理论，是摧残文化艺术的有害理论，所以，这样制造出来的文化艺术，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失去感化教育作用，其不能发挥加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从上面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由于在阶级基础，在其非理性、狂热性，在激进主义特质上的高度一致，使它们在理论上达到了高度牢固的结合。在苏联时期，从它们的某些理论原则看，我们甚至分不出哪些是属于民粹主义的，哪些是属于庸俗社会学的，它们互相渗透，交融结合，互为一体，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种高度统一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夹杂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罩着一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让人难以分辨，难以识破。
理论上失之毫厘，实践中差之千里。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高度牢固的结合，在理论上已经使苏共的思想基础很大程度地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之不正，理论根基之歪斜，在政治实践中给苏共造成了巨大危害。想想看，要“超越阶段”，绕过小生产和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要打击小农；过早取消商品经济，这就要立即实行农业集体化，立即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庸俗社会学把阶级和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就要把党内不同意见者、知识分子和许多可争取团结者，统统打成人民公敌，这就导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镇压运动连续不断，这就要发动“大清洗”、“大镇压”。庸俗社会学从极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出发，奉行文化虚无主义，以道德政治价值为最高价值，以政治意识形态为首要价值，否定真善美，否定客观真理，否定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这一切，在实践中又引起严重的、长远的政治后果，可以说这是导致苏共瓦解、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坍塌的理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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