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工作者独立的社会活动形式主要是学会。学会是近代世界的产物。科学家们在这样一个组织中以开会讨论、办刊物、举行各种评议活动的方式来交流、传播新思想和新发现。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时期的化学家徐寿和他的同事们曾在上海办过“格致书院”，这算是科学技术学会的雏形。梁启超也是近代学会的鼓吹者，他在《时务报》上专论学会时写道：“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新知，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成，新法日出，以为民用。”在他看来，“遵此行之，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欲兴农学，则农业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兴矿利，则矿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制新器，广新法，则天、算、声、光、化、电等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以雪仇耻，何耻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成”。正是受这种思想的主导，大部分知识分子们一面从事实际的科技活动，一面结成了以传播和推进各种科技知识为宗旨的学会。这些学会的活动和刊物，同翻译过来的大批西方近代科技著作一道，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传播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信息网。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北京和各地掀起了第一次成立学会的高潮。政治性的学术组织有“强学会”，它是由康有为首倡、有大批洋务派官僚列名的学会。维新派接着还办了一个保国会。专门学习科学技术的学会有算学会、测量会、药学会、医学会、农学会、地学会。以讲求教育和改变社会风气为宗旨的有戒烟（鸦片）会、不缠足会等。这些学会是和当时的办实业、修铁路、办报纸、办学堂、办书局的风潮一同涌起的，颇有一改社会千年旧貌的气象。其中农学会和算学会还于1897年办起了《农学报》和《算学报》。《农学报》作为中国最早的专业性科技期刊存在了10年左右。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组织松散的大多数学会都旋生旋灭了。1895年的学会风潮中，最先由康有为、梁启超从日文中翻译借用了“科学”一词，古代的格物致知被这个新名词代替了。这标志着中国人对科学的一种新认识。
中国近代第一个有生命力的科学学会是中国地学会。早在1860年之后，德国和美国的地质研究者们便来中国考察地质和矿产，其中最有名的是德国地质地貌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1900年以后来的人更多。中国的矿业发展也促使中国人开始用近代知识和手段研究地学。1909年，由一位地理学教师、《地文学》一书的作者张相文（1866～1933）牵头，一批热心和献身于地理、地质学的人在天津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并在第二年开始出版《地学杂志》期刊。中国地学会在民国时期存在了近30年，其资金是靠募捐支持的。在地学会之后成立的另一个重要学会是詹天佑为会长的中华工程师学会，1913年成立。中华医学会于1914年成立。
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一个科学工作者组织是中国科学社，由留美的中国学生任鸿隽（1886～1961）、胡明复（1890～1927）、秉志（1886～1965）、赵元任、杨铨、周仁、章元善、过探先（1887～1929）、金邦正等9人发起，于1914年在美国出版《科学》杂志，1915年成立中国科学社，1918年总部移回国内，1919年时的会员已达604人。其中包括农林、生物、化学、化工、土木、机械、电工、矿冶、医药、物理、数学、经济和其他学科的专门人才。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当时胡明复在《科学与方法》一文中认为：“提倡科学，以养求真之精神。知真则事明，是非彰，而廉耻生。知真，则不复妄从而逆行，为中国应究科学之最大原因。”1912年由丁绪贤（1885～1978）、王星拱、石瑛等在英国组织的人数较少的科学社并入了中国科学社。在1924年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9次年会上，马君武（1880～1940）所作的演讲是：“科学救济中国生产”，这可以视为多数社员的心声。学社出版刊物，举行年会，开展演讲和咨询活动，组织科技专家之间的国际交流，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这个学社靠募捐和政府的部分支持开展活动，吸收了中国大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到1949年，中国科学社的社员达到3776名。
民国初年，中国的现代科学研究机构开始产生。天文学走在前面。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于1912年成立了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央观象台，下设天文、历数、地磁、气象四科。第一任台长为留学比利时的高鲁（1877～1947）。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成立。1924年，由蒋丙然（曾留学比利时，农学博士）和留美学生竺可桢（1890～1974）发起，中国气象学会成立了，这时的气象学便从天文学中独立出来。
为了适应开发中国资源的需要，1913年，经北京工商部批准，由留学英国回来不久的丁文江（1887～1936）和曾在日本留学地质学的学者章鸿钊（1877～1951）创立了一个国立的地质研究所。这个所后来培养的不少地质学人才成了中国地质学研究的骨干。当初的地质研究主要是在地质调查的基础上绘制地理图、地质图和找矿。这属于现代的应用性研究，从方法和水平上都超过了中国古代的地理学。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
此外，1915年成立的久大精盐公司的化学工业研究室是实业界最有名的科研机构。由于科学家侯德榜的工作，这个研究室后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工业、教育和社会的新生力量
民国初年，尽管乡村的地主和贫富不等的农民仍然是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集镇和城市中，经济文化生活的旧枷锁已开始松开。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国进入了全力进行军火制造的战时经济。战场是最大的消费市场。欧洲工厂中军火的生产增加，民用商品生产减少，对中国的商品需求量反而增加。中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在这时得到了一次喘息和发展的极好机会。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为了取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及发展他们所控制的官办产业，从1912年起制定了一些技术专利政策和工商业管理条例，刺激和保护私人投资，中国的民族资本——包括官方控制的企业和民办企业开始大发展。1913—1915年，平均每年在政府工商部注册的工厂有41家，1916—1919年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增至125家。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为6200万元，1920年增至15500万元。1913年民族资本经营的煤产量为648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0.7％，1919年达1012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5.2％。铁矿、生铁产量也有所增加。1913年工厂使用的蒸气动力为43000马力，1918年达到82000马力。1913年中国输入机器的总值为800万两银，1921年达到5700多万两。
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社会后果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羽翼略丰，中国工人的数量由大战前的100万人增至1920年的300多万人（中国民族资本工厂和外国人在中国所办工厂中工人的总数）。这个数字同当时中国的1000多万手工业工人和3亿多农民相比还是微小的，但民族资本和工人数量的增加毕竟标志着代表现代生产力的社会力量的成长。
中国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产生了另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以来，到这时已培养出第一批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中学业上的佼佼者可以通过政府的公费出国留学，富家子弟甚至可以自费出国留学。教育方面的旧樊篱已不存在。从数量上看，1907年全国大、中、小学共37000多所，学生100万左右，其中39所大学的学生有6000多人，84所文理法医工艺专门学校的学生有15000多人。1917年大学学生数量增至近2万人，专业学校的学生增加得更多。1919年全国小学学生的数量已达到570多万人，大中学生的数量亦有增加。中国人办的学校和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尤其是中学生、专门学校的学生和大学生，已经接触到了比较多的现代科学知识和西方文化。这一代新人的出现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改变，也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后备力量。
当然，年轻的一代在成长中经常同旧的社会生活习惯发生摩擦，国家的外侮又使这些年轻人在政治上遭受刺激，他们深深关心着社会和民族的命运，常常无法安心和顺利地投身到科学技术工作中。鲁迅（1881～1936）在清朝末年先学开矿，再到日本学医（1902年），后又改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只是一个先例。许多精英分子走向社会之后选择了不同的政治理想，投入了不同的社会集团，成了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前进的新生力量。考察中国1915年以后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不能不注意这一代知识分子。
民主和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