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我们一结婚，立刻就去日本，不耽误时间，那时候到日本留学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时候跟今天不一样，要到日本去，用不着签证，上海坐船，第二天早上就到日本了。那时候，有大量的日本人在上海，日本人喜欢到上海来，中国人喜欢到东京去，东京有大量的中国人，写一封信，在国内三分邮票，到日本也是三分邮票。日本东京的物价和上海比，加十分之一，不像今天完全隔断了。那时候上海虹口一带全是日本人。中日关系很密切，你到东京去，上岸根本不检查你。不仅到日本方便，到美国也很方便，你有护照，到美国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走了，现在不行。现在两个制度，你把我当敌人，我把你当敌人，那时候没有这种情况。
在日本留学，原来想去读四年书，后来不到两年就回来了。一个原因是张允和怀孕了，要回来生育。另一个原因是我到日本那时候思想“左”倾，希望去跟河上肇，河上肇当时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非常有名。所以我不考东京帝国大学，要考京都帝国大学，一下子就考上了，到京都，河上肇被捕了，根本没有看到河上肇。那么，我到日本就变成读日文了，读经济学的目的没有达到。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年两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这样倒有一个好处，专门读日文，所以当时日文进步很快。后来就是到了美国，日文还有用处。
这是年轻时糊涂。人生在年轻时候有许多糊涂的事情，这是盲目的。人家说，恋爱是盲目的，我们的恋爱不是盲目，很自然的，其他的许多事情确实有盲目性：到日本留学是盲目的，从美国回来也是盲目的，以为中国有希望了，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回来后经济学一点用处都没有。
张允和在日本是学日本的文学，她对日本文学蛮喜欢。当时日本有名的文学家的文章，很快就翻译成中文了，中国受外国的文化的影响，最早是通过日本，中国从日本学西洋。
日本的大学，学生都住在校外，没有学生宿合的。我们在外面租房子住，最早住在中国青年会，后来我们很快就住到日本人家里面去。日本许多人家有一间房间租出去给人家，特别是喜欢租给大学生，这样子我们住在日本人家里日语就进步得非常快，每天都要讲日语，而且了解日本人生活的情况。
张允和要生孩子就回国，日本到上海方便得不得了，坐一晚轮船就回来了。上海的亲戚朋友照顾她，我们是一九三三年四月三十日结婚的，巧的是，我们的儿子是第二年四月三十日出生的，刚刚一周年。张允和回来生了孩子，我还在日本，第二年就回来。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在日本，他们叫我不用回来，上海照顾得很好。
我考的是京都帝国大学，现在叫京都大学，规模很大，校园很好。京都帝国大学的校园是日本格式，而且有点宫廷的味道，跟圣约翰大学完全不一样。京都在当时比东京好玩，那时候日本所有大学生都住在人家，我住在一个老太太家，她很高兴。我起初以为京都讲话跟东京一样的，其实不一样，我跟老太太学京都话，很好玩，很快就学会了。老太太待我非常好，日本的房东都很好。
我失去了专业的对象，主要是读日语，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人的生活。还好，可以说在日本留学并没有落空，日语学好了很有用处，解放后回来想搞经济，这个事情落空了。
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打破得最厉害的是日本侵略中国，把一切都打得一塌糊涂，把整个家都搞光了。解放后又有那么大的风浪，“文化大革命”把什么东西都破坏掉了，这些都是原来想不到的。
十四抗日战争
从日本回到上海家里，有一件好玩的事情，我们去跳舞，上海有一个百老汇跳舞场在静安寺。跳舞的朋友有邹韬奋、刘凤生，刘凤生是张允和的姑父，有四五个人，有时还带夫人，邹韬奋的夫人不去跳舞。那个地方有舞女，可以请舞女陪跳，在当时是高级的跳舞地方，门票是两个银元，一个银元可以吃两个月的饭。我们星期六去跳舞，那是高级职员的生活，不是资本家的生活。
抗战之前，国民党做了一些经济改革。举个例子，上海人喜欢吃广柑，四川的广柑到上海，一路要收税，运到上海的价钱，成本比美国运来的贵。一路收税，叫作“厘金”，经过一个地方要收百分之一的税。这种税从太平天国开始，是损害交流，损害经济的。不仅长江有“厘金”，许多交通线都有“厘金”，要改变“厘金”很不容易的，影响当地的财政。蒋介石来了，就把厘金制度去掉，作为改革经济的项目之一。“厘金”去掉以后，上海贸易就发达起来了。国民党跟共产党不同，国民党亲美，共产党亲苏。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亲美的。苏联要打倒资产阶级，让无产阶级统治世界。美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来讲，最近有些话改变过来，譬如帝国主义，西欧的帝国主义英国、法国等就主张把中国瓜分，美国主张门户开放，门户开放也可以说是来剥削中国的，但是门户开放中国就不会被瓜分了。
抗战之前的中国一步一步现代化。民主改革，越改革要求越高，要求远远超过改革的速度，所以当时反对政府的声浪还是很高的。特别是知识分子要求很高，国民党当时是做不到的。同时，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的宣传是不惜工本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宣传部的。后来知道许多宣传都是假的。最近好多文章开始讲老实话。
日本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中国呢？日本人再不打中国，中国就起来了。日本要在国民党羽翼未丰的时候来打，日本人也没有想到，国民党打下来了，共产党起来了，他们还是下来了。共产党能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代思潮“左”倾，“五四”以后人们思想越来越“左”倾，日本人打仗，国民党经济就困难了。通货膨胀后，国民党的军队兵无斗志，日本投降了，国民党的军队觉得还打什么仗啊？中国人还打中国人啊？苏联占领了东北，日本侵略中国的军火库在东北。日本的东北部队向苏联投降，军火库交给苏联。东北的重武器苏联拿去了，轻武器他们不要，给了共产党。
日本打中国以后，局面就大大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日本老百姓对中国人非常好，军阀政府跟人民完全不一样。
在日本，因为我们那时候年纪轻，交际就是跟同学、朋友，那时候日本人跟中国人做朋友，来来往往跟一个国家一样。中国人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好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东北日本人更多。打仗了，就把他们赶走了，几千万人都赶走，这对日本也是很大损失。国民党是亲美，美国人跟中国人也是非常友好的，今天变成敌人一样。政府的政策跟群众的要求不一样。
日本侵华的影响非常大，蒋介石大概有四个现代化的师，一个师大概是两万人，是真正现代化的军队，日本有几十个师，是现代化的，当然敌不过日本了。抗战之初日本打上海，上海是国民党的经济中心，开头日本人打败了，日本在战争局势紧张的时候，接连换了几个司令，后来大量增兵，蒋介石打败了，他只有两个师就不能再打了，于是退兵。这两个师后来保卫重庆，这样子蒋介石从上海退兵就没有新式军队，只有老式军队是杂牌军改编的，那时候当然打不过日本。日本怕中国起来，中国还没有起来，它就先打你。抗战期间，日本也没有想到打中国那么困难，日本以为打三年能将中国攻下来，没想到打了八年也没有打下来，结果自己失败了。两个大事情改变中国，第一个是日本侵略中国，从友好变成敌对；第二个是共产党，共产党把整个中国都改变了。
十五从上海到四川
我从日本回来，想找个工作，不预备长期在中国，预备到美国去读书。我在中国找工作的时候，光华大学希望我去教书，我就没有另外找工作，去了光华大学教书。当时光华大学有两个附属中学，一个是原来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是光华大学实验中学。两个都办得很好，一直到解放后都是最好的学校。张允和就到实验中学去教书，因为老的关系，他们就要我们去。我们一面教书一面准备留学的事情，因为当时在美国没有人联络，不像日本，日本熟人多得很，美国费用又高。后来打仗了，打仗之后发生一个问题，我们住在上海，打仗时留在上海还是到重庆，这是很大的决定。我们一想不能留，日本人很坏，在日本留过学的人更糟糕，他见你在上海，就访问你，明天报纸登出来，日本司令访问某某，这样无形当中你就变成汉奸了。我们想这不行，很快就决定去重庆，我一方面在光华大学教书，一方面在江苏银行工作。
我在重庆搞银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用于抗战时期。我就被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在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棉花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就我所见的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后来农本局是被通货膨胀冲垮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一麻袋的钞票买东西。打仗时很难管，原来是搞得很好的。
我们一家在重庆时苦得不得了，天天轰炸。有一次我到郊区工作，晚上回来得比较晚，到家时，家里都炸光了，家里人哪里去都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下了班，要坐滑竿渡过江到南温泉，为什么住南温泉呢？比较安全啊。滑竿下坡的时候，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炸在我旁边，当时日本飞机小，可是一个炸弹把我冲出去，我掉在沟里面，也不知道自己是活的还是死的。掉下来就不敢动，等日本飞机走了再起来，我以为自己受伤了，结果摸摸身上没有地方疼，旁边的人都死了。
跑警报是经常的事情。飞机快来时，就挂起三角球，飞机比较近了，就有另外一个信号，飞机到头上了，就“呜呜呜”。晚上就把灯关掉。有时就要逃到乡下，躲在田里，日本人放荧光弹，亮得不得了，把乡下都照亮了，看到有东西再轰炸。
应当说当时抗日精神好得不得了。打仗那么不顺利，可是没有一个人失望，每一个人都觉得将来是有希望的，这个精神了不起。国民党在当时的确是得到群众拥护，蒋介石是重用高级知识分子，经过打仗的苦难，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把东西搞光就搞光，无所谓，小事情。所以我一生的经历，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大的波浪，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前后连起来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又是十年，这二十年可以说是浪费了，不能做学问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又抓紧时间来补做学问。
打仗的时候，有好多机构是为抗战的文化服务的。张允和不能离开我去工作，可是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我在重庆，她在成都，成都成立了光华大学分校，她就到成都教书去了。那一段时间是她在成都，我在重庆，为什么这样呢？重庆太危险，成都安全一点。这一段时间分开，其他时间都在一起，在一起要找一个很近的机构工作。她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高，所以她到哪里工作，人家都很欢迎她。
在四川，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周小平（周晓平），女儿周小禾，女孩后来真是很悲惨，得盲肠炎，打仗的时候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就死了，这是一个打击。打仗时设备不行，没办法就死了，这是最悲惨的事情。我的老伴到成都去教书，成都生活条件比较好，在家里还有小花园，一个流弹打进花园，打在我的儿子肚子上面，穿了五个洞，运气好，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美国的空军医院，我们一个朋友跟空军医院有联系，很快到空军医院去抢救，开肚子把子弹拿出来。肠子上面一个个洞，救了一条命。小毛病他们不收，大毛病他们可以收，没有他们帮忙，这孩子也活不了。小平好了以后，我们请医护人员吃一餐饭。
有一次，长江有一个地方叫南溪，我有一个朋友在那里管一个小仓库，这仓库属于农本局系统的。他告诉我，他那个地方不会来轰炸的，有他可以照顾我的家，当时我一家还有我姐姐一家，她家有四个孩子，我家有我母亲、两个孩子，长江的船往来方便，到那边已经吃晚饭了。吃完饭，人都累得很，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我们家被强盗抢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用迷魂药把我们都迷糊住了。我们的一些箱子都在屋顶打开了，强盗弄错了，以为我们是上海来的，一定很有钱，不知我们是逃难的，不可能带有值钱东西，假如带了，连命都没有，一路都有强盗的。第二天，当地的警察在路上、屋顶上都找到我们的箱子。这一来，就麻烦了，不敢再住在南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