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汉字的查字法也极为关心。他表扬了林语堂和王云五的查字法。他说：“甚矣，检字之难也！”“林君玉（语）堂有鉴于是，乃以西文之例，应用于华文之点画，而有汉字索引之创制。其明白简易，遂与西字之用字母相等；而检阅之速，亦与西文相等。苟以之应用于字典、辞书及图书、名姓之记录，其足以节省吾人检字之时间，而增诸求学与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汉字索引制序》）他又说：“完全抛弃字原的关系，纯从楷书的笔画上分析，作根本改革，始于愿学华文的西人。中国人创设这一类方法的，我所知道，自林玉（语）堂先生始。”“最近见到的，就是王云五先生这种四角号码检字法，真是巧妙极了。而最难得的，是与他自己预定的原则，都能丝丝入扣。”（《四角号码检字法序》）
他主张用当时新公布的“注音字母”来音译外来词。他说：“现在先可应用在译名上。欧文的固有名词，向来用旧字译的，很繁很不划一，若照日本人用假名译西音的办法，规定用国音某字母代西文某字母，是最便当不过的了。”（《在国语传习所演说词》）日本音译外来词完全用片假名，省去意译之烦，实现译名国际化，这就是蔡先生提倡模仿的。蔡先生的新教育和新语文都是从实用出发的。他的创意，在不重视实用和效率的中国，有划时代的意义，到今天仍旧没有过时。
提倡“世界语”
国家需要国家共同语，世界需要国际共同语。在航空发达、地球缩小的现时代，这是迫切的需要。蔡先生引导中国从旧时代进入新时代，他不仅有国家观念，而且有世界观念，他不以提倡国家共同语为满足，时时不忘提倡国际共同语，使中国走向世界。
蔡先生说：“语言者，思想之媒介”；“媒介物愈近于大同，则其媒介之价值愈大。”“人类进化，一切事业学问道德，无不与全世界有关系，因而感仍用自然语言之障碍。”“适英者必先习英语，适俄者必先习俄语，欲周游世界，则至少必先习数国语，或携译人。”“同一内容，而以媒介不同之故，使全世界人类，因而耗费其时间精力于无用者，不知凡几。”“然则国际通用语之必要，彰彰可知。”
国际共同语从何而来呢？他认为，不能用某一国的自然语言，只能用人造语，也就是柴门霍夫所创造的“世界语”。他说：“使取今世界流行最广之语言，如英语、法语等，择其一以为国际通用语可乎？曰不可。地界未泯，人各自私。如吾辈言同一国语，然主张北京语，则南人反对之；主张南方语，则北人反对之。国际通用语亦然，用英语则必受法、德等国之反对，用法语则必受俄、英诸国之反对。故必以不偏于一国或一民族者为断。”
他的理想是，大学以“世界语”为主要语言，翻译各国重要著作。这样，可以节省学习多种不同外国语的精力。他说：“我国教育界之困难，莫过于专门学问，须用外国语教授，且不能专用一国语，如理工医可用德文，而法科须用法文，商科必用英文，因而牵动学校系统。”如果“世界语翻译之书，各国最有名的科学哲学等书，大略完备”，“能以世界语介绍各国现今最新之学说，则我国专门教育，将不妨以世界语为主语，而以英、法、德各国语，供参考之用”。（《在世界语学会欢迎会上演说词》）
一九一二年蔡先生到檀香山，出席“太平洋各国教育会议”，向会议提出：全世界的小学生都学“世界语”。他说，国际间“为解脱误会，达到相互友善的目的，必要给他一种传达好意的工具，就是给他一种公共的语言，这是教育家的责任”。“我愿意建议，由本会劝告与会诸国，于小学校中十岁以上的学生，均教授世界语，并用世界语翻译各国书籍。”在许多其他场合，他也一再提倡“世界语”。他是以“国际教育家”的眼光在东方提倡“世界语”的先进人物。（《小学教育采用公共副语议》）
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语言生活有新的发展。虽然“世界语”不断扩大传播，可是英语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联合国有六种工作语言（英、法、西、俄、中、阿），没有用“世界语”。在国际政治会议上、国际贸易上、科学技术上，“世界语”也还没有取得重要地位。实践证明，语言是可以人造的，人造语是最有规则、最容易学习的语言，但是，人造语的活动力远不如自然语言强。这种新的发展，当然是蔡先生生前所无法预料到的。但是，蔡先生主张全世界需要一种“公共的语言”，这个远大的目标已经基本上达到了。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欧洲现代化的开端，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五四运动”的历史任务还要继续完成。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方面的“语文现代化运动”，包括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拉丁（罗马）化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少数民族语文运动，也要继续完成。蔡元培先生希望建设一个民主和科学的新中国的崇高理想，在中国历史上，将永放光明！
（引文均见高平叔编《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印行）附注：蔡元培先生是我的丈人张冀牖先生的朋友。冀牖先生在苏州创办乐益女子中学，办学方针得到蔡先生的指点。蔡先生住在苏州的时候，我见到蔡先生一面。
（《百科知识》，一九八九年五四纪念号）
瞿秋白：中文拉丁化的创导人
新时代的先驱者
瞿秋白先生（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是新时代的先驱者，他为推进时代而牺牲了他的宝贵生命。他一生在多方面做出了贡献，提倡中文拉丁化是他的贡献之一。
清末一八九二年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切音新字厦腔）以来，中文拼音化运动经历了五个高潮：
（一）一九00年王照创制“官话字母”，推行十年，传习至十三省境。字母是汉字的简化偏旁，声韵双拼，拼写官话用六十二个字母。
（二）辛亥革命以后，一九一三年读音统一会制订“注音字母”，一九一八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全国小学推行四十年（今天台湾还在推行）。字母是简化的古汉字，声介韵三拼，拼写国语用三十七个字母。
（三）一九二六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发表《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一九二八年由南京政府大学院（教育部）公布，作为注音字母第二式，在字典注音等场合应用，没有在小学推行。一九八六年台湾加以修订，改称《注音符号第二式》。
（四）一九二九年瞿秋白先生在苏联起草《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经苏联共产主义学院中国问题研究院及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院修订，一九三一年由苏联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批准，称为“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北拉），在留苏华侨中推行。一九三三年传来中国，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五）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小学（除台湾）推行，代替从前的各种方案。
以上五个高潮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汉字式字母时期和拉丁（罗马）化时期。在拉丁化时期中，瞿秋白先生是中间高潮的关键人物，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瞿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写成《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以下简称《字母》），一九三○年在莫斯科印成册子。内容如下：一、中国拉丁化的字母（汉字书写）；二、同上（新文字书写）；三、同上（俄文翻译）；四、文章样品之一（新文字书写）；五、同上（汉字译文）；六、文章样品之二（新文字书写）；七、同上（汉字译文）；八、新拉丁化字母的一览表；九、汉字拼音表。内容跟吴玉章先生《新文字和新文字运动》中所介绍的略有不同。
后来，萧三先生主编《拉丁化中国文字拼音和写法参考书》（以下简称《参考书》）。参加编辑的有苏联人龙果夫、赖和德（莱希特）、史萍青、马松，由苏联新字母中央委员会印行。书中说明了瞿先生的中文拉丁化思想。
瞿先生的著作很多，以上是有关他的拉丁化主张的主要文献。
瞿秋白先生的语言观
苏联的语言政策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革命群众反对沙皇的俄语同化政策，各民族要求语言平等，发展各自的民族语文。后一时期（大致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大学教育，俄语又成为全国通用的教育语言。斯大林在一九五○年说，语言没有阶级性。这虽然不涉及俄语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可是事实上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学习俄语。
瞿先生生活在前一时期，受了苏联群众反对俄语同化政策的影响，提出反对用“国语”统一中国各民族的语言的主张。他说，“国语的名称本来是不通的”，“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去同化异族”，“是压迫弱小民族”。（《鬼门关外的战争》）
苏联第一次拉丁化中国字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中说，“代表大会绝对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国语统一运动，认为这是最反动的、违反列宁民族政策一切原则的运动。列宁指出，国语是所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为民族压迫而利用的一根鞭子。大会认为采用中国的一种方言作为全国的标准语，是不可以的。”（《参考书》）
不少语言学者认为，彼此不能听懂就是不同的语言而不是不同的方言。按照这个标准，汉语各大方言可以认为是不同的语言。
瞿先生说：“现在中国已经有一种普通话，可以做一般的标准，暂时用来作公用的文字。”（《字母》）“所谓国语，我只承认是中国的普通话的意思。”（《鬼门关外的战争》）
“普通话”这个名称在清朝“南北行商”中间早就流行。他们说：“我们不会打官话，只会说普通话。”这是彼此大致能够听懂的，但是没有严格标准的“蓝青官话”。一九五五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国语”改称“普通话”，这显然是受了瞿先生的影响。不过，这时候，“普普通通”的普通话变成了有严格定义的普通话，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
一九八二年新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成为“全国通用”的共同语，实际就是“国语”。这跟瞿先生所主张的普通话，越来越不同了。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语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和发展。在进一步提高文化的趋势下，需要提倡在自愿原则下学习全国通用的共同语，实行方言和共同语，或者民族语和共同语，二者并用的双语言教育。
瞿秋白先生的文字观
苏联的文字政策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拉丁（罗马）化时期，后期是斯拉夫（俄文）化时期。在前期（主要在一九二一—一九三二年），苏联各少数民族纷纷制订各自的拉丁化新文字，俄文也一度考虑改为拉丁字母。列宁热烈支持这个运动。他说，“拉丁化是东方的伟大革命。”这句话是列宁给苏联新字母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给国际联盟的报告《苏联的文字拉丁化发展概述》中郑重地引了这句名言（中文译本见文改出版社《外国文字改革经验介绍》）。在后期（主要在一九三六—一九四○年），苏联各少数民族奉命悄悄地把拉丁化新文字改为斯拉夫字母。较晚出版的《列宁全集》中完全删去了列宁鼓励拉丁化的言论。
中国在五十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的要人们也曾经非正式地劝中国采用斯拉夫字母。中国经过一段时期摇摆于民族形式字母和拉丁字母之后，终于采用了拉丁字母。瞿先生主张全用拉丁字母、不造新字母，这是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共同原则。
瞿先生的“制造几种文字”的主张，成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特点之一。苏联的“决议案”中说，“中国的方言至少分为五种”，“各地方方言，应有其自己独立的文字，以便这些地方用土著言语，自由地发展文化”。新文字运动者在三十年代拟订了多种方言新文字，可是群众喜欢学习的是“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
十九世纪的教会罗马字都用方言，推行了半个世纪以后，终于消歇了。学文化究竟从方言入手好呢，还是从共同语入手好呢？这在清末官话字母高潮中也发生过争论。可是，五十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时候不再有争论了。两千年前的“书同文”政策，已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语同音”政策了。
有些拉丁化运动者认为，即使语言没有阶级性，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即使文字也没有阶级性，文字改革是有阶级性的。
瞿先生说，“反对废除汉字，其实是绅士阶级的成见，他们靠着汉字可以独占知识，压迫平民群众”（《字母》）。苏联的“决议案”中说，“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中国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我们要根本铲除象形文字，以拼音文字代替它”（《参考书》）。听了这些话以后，再听鲁迅先生说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就不会惊奇了。从十月革命以后的废除汉字主张，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歌颂汉字功德，中国的语文思潮经过了巨大的翻滚。事实是，恨它也好，爱它也好，根深蒂固的汉字不可能废除。现在的文改政策是推行拼音而不废汉字，以拼音帮助汉字，事实是“两条腿走路”，可是“两条腿走路”这句话是犯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