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四川，我们住在重庆的南温泉，当时那里是防空设施最好的地方，蒋介石也住在南温泉。有一回我下班后坐滑竿过江，一个炸弹下来，炸在旁边，力量很大，把我整个人吹出滑竿，我就掉在阴沟里面了。日本飞机过去以后，我才爬出来。我想我一定受伤了，摸摸身上，没什么地方疼，一看旁边的人都死了。后来人家说，幸亏是风把我吹到阴沟里面去了，我躺在阴沟里不敢动，弹片没有打到我。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我只是碰巧没有死掉，四川人说我是命大。
八年以后回来，家里看家的人都找不到了，家里住的都是我不认得的人。我的家完全变化了，什么都没有了，连家里的老房子，人家都不承认是我们的。抗日战争八年，完全割断了我家的历史。
我在重庆的时候，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政协委员会，每个月要开一次座谈会，每次都请我去，讨论世界大事。周恩来一直在重庆，周恩来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他是研究经济学的，所以我同周恩来很早就比较熟悉了。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呢？周恩来一再讲，我们共产党是讲究民主的——就是这一条。解放后，我们认为，共产党要建设新中国，新中国当然应该是民主的嘛。开头几年的确很好，比如“文字改革”问题，周恩来就找我们到国务院去讨论，讨论到中午还没完，周恩来就说，在国务院吃饭吧。我们吃饭，就是两荤两素。周恩来说，大家平等。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故人风流
当年卞之琳很有意思，卞之琳追求四妹充和，四妹不喜欢他——恋爱的事情本来就很难讲道理，譬如我不喜欢你，要讲出道理来是很难的。卞之琳天天追她，可是他怎么样也不行。
卞之琳追四妹失败了，沈从文追三妹（张兆和）倒是成功了。沈从文也有趣味，三妹那个时候在上海吴淞公学念书，胡适做校长。胡适提倡白话文，就请了沈从文来教学生写白话文。因为当时认为，沈从文写白话文写得最好。沈从文就喜欢上了他的学生三妹，他就写情书给三妹。三妹很生气，拿着情书去找胡适告状，说你看，沈从文是我的老师呢，还乱七八糟写这种信给我。没想到，胡适的思想太新了——胡适说，沈从文他没有结婚，他向你表示爱慕，这没有错呀。
三妹一听这句话，已经不高兴了，胡适下面一句话更糟糕——胡适说，我跟你爸爸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去讲？三妹气得不得了，把信一摔就走了。可是沈从文有毅力——我写给你的信，你看也好，不看也好，反正我不断写给你。后来他们慢慢就好起来了。
沈从文喜欢聊古代的东西，我年轻时候也是读的古书，所以古代的东西我们都能聊。可是我搞文字改革，搞汉语拼音方案，他不感兴趣。他说，用拼音在打字机上打文章，文章是不会好的，因为他自己不会用打字机。
沈从文这个人，脾气很好。三妹有时候发脾气，他就笑笑，也不发脾气，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还有就是他的自修能力很好，什么东西都是自修的，他确实小学都没有毕业。我们一个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看他，他说：“不得了，你都小学毕业了，我还没有小学毕业呢。”
我跟我老伴（张允和）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我根本没有追求。因为我的老伴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到我家来玩，我就认得她了。在苏州时，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后来我到上海，她也到上海，就接触比较多一点。又碰巧，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那时候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铁路炸了，她去不了上海，可是到杭州的路是通的，所以她就到杭州去借读。我恰好在杭州教书，接触更多了，就开始恋爱。我们这个恋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们两个人出去，一定要离开一段，不能手拉手的。手拉手在马路上走，有伤风化。古代人讲究举案齐眉，现代没有案了，我跟我老伴就用杯子，每天喝咖啡的时候，举杯齐眉。虽然只是好玩的事情，但这个小动作表示，我们彼此有敬重。男人要敬重女人，大男子主义其实每个男人都有的，所以更要提倡“敬”，这样家庭就可以和睦了。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文革”劫难
抗战结束，从重庆回到上海以后，我进入银行工作，银行就派我去美国。从美国回来以后，新中国已经成立，我本来是学经济学的，这时候改行去研究语言文字学。我不认为改行很困难，比如语音学的知识，我在学经济的时候就已经去旁听过课，这些知识都有。“通识教育”在国外是共识，所以外国人改行都很容易，中国学生要改一个专业却几乎不可能，这样下去是要吃亏的。解放以后我们变成向苏联学习，更糟糕，大学都变成专业学校了。这造成很多麻烦，比如清华大学本来有名气是因为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变成一个理工科的院校，直到改革开放，才又改回来。
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的情况也有意思，他对于国际政治不了解，对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也不了解。所以共产党来了他就害怕，为什么害怕呢？郭沫若公开骂他。沈从文一度精神很不好，后来上面把他派到故宫里做解释员，就是拿一根棍子跟人家讲故宫里的东西，这是当时故宫最低级的工作，但是他很高兴。他不是假高兴，是真高兴。他说他本来要研究古物，可是接触古物很困难，现在到故宫里来，就很方便，利用这个条件能写出书来。他能把不利条件变成有利条件。
后来的“反右”，谁都想不到。一九五六年开了一次大会，认为我们建设新中国最重要的就是知识。许多人回国不知道情况，美得不得了，讲话都是讲民主的，结果就不对了，“反右”开始，他们都被打倒了。我很侥幸，离开上海来到北京，改行搞语言文字。上海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经济学家在上海是“反右”的重点。我有个好朋友沈志远，是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从莫斯科大学回来，后来自杀了，我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不能通信。我逃过了“反右”的这一劫，他们不跟我翻旧账了。所以有人说我是命大，运气的确好。不是我有远见，是碰巧。我要是留在上海搞经济，肯定要坐牢的。
到了“文革”时期，就不能读书了，我的家也再次迁徙。我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作“五七干校”——这也是学习苏联的做法，认为我们这些旧的知识分子都没有用了，就给你下放下去，不许回来了。
我到宁夏去，规定说可以带字典，其他书不可以带。我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后来根据字典写了一本小书还发表了，这是字典的用处。另外我还带了《毛主席语录》，因为语录有二十几种外文版，我全都买来，装了满满一大包。人家一看我带的是《毛主席语录》，也不好说什么，我就用这些外文版的语录来做比较文字学研究。除此之外，连唐诗都不让带，那个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看书变成坏事情。我在宁夏待了两年四个月，林彪死了，我们又都被送回北京。
宁夏那个地方，有一百万到三百万政治犯，修了很多碉堡，一个碉堡五千人，是劳改犯待的地方。我们去的那里，有二十四个碉堡，叫作一个站。条件最好的两个站让我们去，是周总理特别关照，说我们这些人是国务院派去的，这两个站要有电灯，还要打一口井。所以我们可以洗澡，还有电灯，别的站都没有，这是优待我们。
许多人去了很不高兴，我是既来之则安之，住得很好。我本来容易失眠，到了宁夏，体力劳动多了，用脑少了，我就不失眠了，这不是很好吗？
我不觉得难过，我说宁夏这个地方，假如不是搞大运动，我不会来看的。现在看到了，中国还有那么落后的地方。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种的洋白菜，吃不完，送给老乡。老乡问：“这是什么东西，能吃吗？”他们没有知识，也没见过洋白菜。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大雁粪雨
一九六九年冬天，我随我的单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人员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里原来有二十来个劳动改造站。国务院有十几个直属单位连同家属，共一万多人，占用其中两个站（“一站”和“二站”），我们单位分配在“二站”。我在那里劳动两年四个月，这对我的健康有好处，我的百治不愈的失眠症自然痊愈了。
在那里两年四个月中，最有趣的记忆是遇到“大雁集体下大便”。
林彪死了，“五七干校”领导下令，明天早上五点集合，听报告。早上我一看天气晴朗，开会到中午，一定很热。我就戴了一顶很大的宽边草帽，防备中午的太阳。
快到十点钟时候，天上飞来一群大雁，不是几千，而是几万，黑压压如同一片乌云。飞到我们的头上时候，只听到一位大雁领导同志一声怪叫，大家集体大便，有如骤雨，倾盆而下，准确地落在集会的“五七战士”头上。
我有大草帽顶着，身上沾到大便不多。我的同志们个个如粪窖里爬出来的落汤鸡，满头满身都是大雁的粪便，狼狈不堪。当地老乡说，他们知道大雁是集体大便的，可是如此准确地落到人群头上要一万年才遇到一次。我们运气太好了，这是幸福的及时雨。我们原来个个宣誓，永远不再回老家。林彪死了，不久我们全体都奉命回老家了。
（《拾贝集》，周有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二0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暮年生活
我的家绕着世界跑了一圈，又绕着中国跑了一圈，最后落定在北京的这间小屋子里。我一直在自己的专业里面做事，直到八十五岁才离开办公室。这样的问题就是，在一个领域越钻越深，钻到井底里面去，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啦。所以到八十五岁我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就不搞专业研究了，随便看书，随便写点杂文，没有计划。
我最近还开了微博，因为这是新技术。前阵子伊朗搞选举，闹得很厉害，就因为他们用手机发微博，把消息都传到外面去了，搞得伊朗政府很被动。将来技术越来越进步，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变成真正透明的，要保密就很困难了。所有的国家都应当透明，这样整个人类就会更幸福。
我也关注新闻，比如好多人学历造假，我很奇怪，我在许多大学教过书，没有一个大学来查我的学历。我有中国的文凭和外国的文凭，全都没有用处。现在人们为什么造假？因为不讲你有多少学问了，就讲你有什么文凭，这是根本的错误。出来一个方舟子打假，结果他让人给打了。方舟子这个人我觉得了不起，他就是受了美国人的影响，在美国读书，我可以批评你，你也可以批评我，到了中国来谁都不可以批评。我们现在学术没有自由，造假的就横行。我认为今天的自由已经比从前多得多，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自由。
还有“神医”张悟本、道长李一，这些人出来行骗，他们代表的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坏的道德，却没有法律来限制。医学是一门科学，以前苏联人讲科学有阶级性，无产阶级的科学是真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是假的，结果他自己都是假的。我写过一篇文章讲科学的“一元性”，世界上只有一种科学，在外国这是用不着讲的道理，在中国却很混乱。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人家问我：你看中国有没有希望？我说中国当然有希望啦，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比如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辛亥革命是中国的大事情，人家说辛亥革命之后来了一堆军阀，搞得一塌糊涂。可是，辛亥革命把“家天下”的思想改变，变成了“民国”，虽然是个名义上的改变，也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辛亥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废除专制。我相信中国的发展前景，将来会更好。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傻瓜电脑”的趣事
一九八八年春天，日本夏普公司送我一台电脑，名叫“夏普中西文电子打字机”。我于是开始每天用电脑写作。用了七年之后，这台电脑有些老化了。我的儿子给我买一台新的电脑，名叫“光明夏普文字处理机”，这时“夏普”加上了繁体字。
我们给这种电脑起个爱称，叫作“傻瓜电脑”，因为它有如下的“傻相”：
一、只要输入拼音，自动变成汉字，完全不用学习任何编码。
二、功能键的用法写明在键盘上，一目了然，不用记忆。
三、它是便携式电脑，不占桌子，机内有打印器，写好文章立刻可以打印出来。
这样简便，不就是给我们这些傻瓜用的“傻瓜电脑”吗？
只要注意一点：以“语词、词组、成语、语段、常见人名地名”等作为单位，尽量避免单个汉字输入。它有“高频先见”功能，同音选择极少。它有“用过提前”功能，选择一次，下次自动显示出来。
八十六岁的老太学电脑
我今年（一九九五年）九十岁。我的老伴张允和八十六岁，她热爱昆曲和古典文学，对拼音和电脑原来不感兴趣。以前只有一台电脑，我每天打个不停，她也无法插手。一九九五年春天，她利用多余的一台电脑，把她二十年来的昆曲笔记加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