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以后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我的研究工作一点一点搞一个段落；第二个阶段就是随便看东西，写杂文。我是做学术工作的，不搞文学，为什么不搞文学？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我的精力有限。在学术上，对语言文字学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空白，我就占领这个空白，可以做许多事情。为什么说是空白呢？语言文字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学问，一向传统很深，要把旧的书看一遍，也要看好多年，大学里一向把音韵学、训诂学作为重点的课程。清华大学解放前有名的大学问家都叫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都是研究从前的东西，成果很大。可是有一个传统很糟糕，就是研究中国，研究古代，不研究中国以外的东西，不研究现代。没有外国，那范围就很小了，世界那么大，一个国家再大也只是一个国家。研究古代而不研究现代，现代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有实用的，研究古代当然很有价值，但是跟实用相差很多。王国维的创造了不起，可是有哪几条实用的？
我到了“文改会”，工作需要，我就在空白区里做了许多工作，很容易见效。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文改运动”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我在北京大学开汉字改革概论课，就是把原来人家没有系统的知识变得系统化，言之有据，把有系统的知识变成一门学问。第二件事情，我提倡现代汉字学，现代汉字许多问题很少有人研究，大学生到中文系都是研究古代，可是现在有用处的东西不研究不行。
胡适之了不起的，他到中国公学当校长，找沈从文去教白话文学，为什么呢？胡适之说：“我们提倡白话文很久，大学里面连课程都没有。笑话！”大学里谈到的文学都是古代的，没有现代的。中国提倡白话文以后，许多人认为小说上成就最大的是沈从文，诗上成就最大的是徐志摩。不能从政治角度来批评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当然可以否定他们。可是文学史不是那么看的。
同样地，在语言学、文字学方面，赵元任搞了现代，是了不起的，可是他搞的现代主要是方言，跟现代有实用的问题真正挂钩的很少。我就在这方面下功夫，一做这工作就立刻遇到许多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把这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第二是现代汉字学，这是成功的。第三是比较文字学，还没有成功，清华大学有一个研究小组，可是要成为一个课程，现在还没有条件。讲起来道理很简单，历史系只有中国历史，没有外国历史，行不行呢？只有古代史，没有现代史，行不行呢？为什么语言学、文字学老是古代的，老是中国的，没有现代的，没有外国的？这样来讲，很容易了解，可是到今天要改还是不容易，现在多少大学有现代汉字学我还不知道。他们说，至少有十几个大学，当中跟我有密切联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譬如今天在语言方面，有了电脑，很多新的名词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当时七国使用不同的文字，统一以后文字不同带来很多不便，办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可见，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虽然古代传说文字是由上帝给的，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文字是不断在改变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些工作中，我觉得近年来做得很好。解放后，在五十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的普及普通话工作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三十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连不远的京都的语言就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间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九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或者说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讲话，人不能不认字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八十五岁以后，我看一些专业以外的书，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学，另外一方面是历史学。为什么看文化学呢？这是偶然的，《光明日报》开一个栏目，要振兴中华文化，要找一百个人写文章，差不多每个星期一次，我开头不感兴趣，后来人家说请你写，就给他们写吧。我说：“他们有些人的写法我不同意的。”他说：“没有关系的，他讲他的，你讲你的。”好，我就给他们写，写了一篇，他们觉得感兴趣，这样就把研究文化学作为一个玩意儿，不作规规矩矩的研究，就看了很多中国和外国的文化学的书，都是零零星星，后来上海编了一本《周有光文化论稿》。对文化学我是外行，他们觉得我的看法还是跟人家不一样，有参考价值，这是业余的。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内地，有的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现在是“无业游民”。
《百岁新稿》是我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老来读书，我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中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未脱窠臼。
人家一看《苏联历史札记》，说：“这篇文章我们不敢登。”我说：“为什么不敢登呢？这都是公开的苏联的材料嘛。”他们说：“你把它结合起来就变成集束炸弹。”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经常看一些相关的中外文书籍。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一次跟朋友聊苏联的事情，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介绍苏联的书籍都是长篇大论，他希望我这篇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苏联历史札记》里完全讲的是事实，比如，我把苏联的几个领导人“排排队”，讲讲他们执政和下台的情况。苏联领导人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变下台，这就说明苏联有问题了。国家的领导人终身制是不行的。老了，没有精力，并且任职时间一长就有种种问题。因为政变下台，这个制度也是封建社会皇帝的做法。当然，我没有评论，我是写出来让别人去评论。在书中，我就写了几句叙述性的话，看的人自然明白。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两千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一百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得“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