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宁波市象山县海船
1994年，宁波市象山县涂茨镇后七埠村的一个砖瓦厂取土时发现了一艘保存较好的明代海船，残长23.7米，残宽4.9米，共有13个船舱。这艘船“最具特点的是存在纵向从2号隔舱壁开始，穿过3至12号各隔舱板的两根‘龙筋’”。船上发现了一只“比较典型的元代器物”小口瓶，也有多件明朝前期的龙泉窑瓷器，所以此船应是明朝前期的船只。全船的船板是用质地坚硬的杉木制成的，首桅与主桅座用樟木。船上还有压舱石、砖瓦等。发掘者认为，这艘古船与蓬莱古船有着许多“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例如“它们的长宽比很接近；平面造型也基本一致；船底为尖圆底或圆弧底；吃水较浅；都有前后两段补强材和头、中桅座；以及具有多道水密舱壁等特征”。不过，有专家认为，与蓬莱古船不同的是，“象山海船很可能是一艘民间的运输船而不是官家的战船，虽然它仍是‘刀鱼船’的船型”；船体两侧的圆弧形木构件，应当是“阻梗船舶摇摆”的“梗水木”，“这是象山船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蓬莱船的排水量约为173吨，象山船的排水量约为107吨。
4.韩国新安海底沉船
1976年，韩国渔民在全罗南道新安郡道德岛海面作业时，发现一些中国瓷器，随后，韩国政府组成了调查团，发现了一条沉没于海底的木船。1976-1982年，韩国政府连续组织了8次海底打捞。沉船中所发现的文物非常丰富，包括2万多件中国陶瓷器，金银器、木器、漆器、石器、骨制品、玉制品，香料、药物，甚至还有中国特色的赌具“骰子”。沉船中出土了364只木牌，上面写着日本货主或代理人的名字，日本“东福寺”的字样以及10多个僧人的名字。沉船中的中国古铜钱可谓数量惊人，“仅1982年利用吸引软管就打捞起18吨，这些铜钱都是中国铸造的，包括唐、北宋、南宋、辽、金、西夏、元等各代产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发现的遗物中，有一个秤砣上镌有“庆元路”的中文，庆元路正是元朝宁波的名称。
新安沉船的发现，引发了热烈的学术讨论。例如，这艘是一艘中国船还是日本船？它的出发地是宁波，还是温州，还是泉州或者福州？这艘船的目的地是朝鲜还是日本？等等。韩国政府在1988年出版的报告中认为：这是一艘用于远洋贸易的中国海船；它的始发港是庆元（宁波），出发的时间是在1323年左右；它的目的地是日本的博多；由于木牌上最多的名字是“东福寺”，所以，该船最大的货主应当是日本京都的东福寺。尽管如此，还有“堆积如山”的问题尚未解决，例如：船籍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船主是中国商人还是日本商人？船员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此船是否仅仅往返于中国庆元（宁波）与日本博多之间？它中途是否曾在朝鲜半岛的某个港口停靠？船上的货物是否准备全部都运往日本博多？日本学者村井章介认为：“作为装载货物以外的遗物，有中国式的炊具、高丽式的匙、日本制的镜子、砚台盒、漆碗、日本象棋的棋子、木屐、刀的护手、古濑户的瓶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船员由中国、朝鲜、日本三民族混合而成，其中多数可能是日本人。”另一位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认为：“这艘船是打算在日本和高丽结束交易后取道冲绳，再前往菲律宾，最后返航庆元府（宁波）的周游船。……前面述及有‘东福寺’记号的一件木牌，日本有的报纸仅根据这一点，就报道说该船是货主是日本的东福寺，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报道有害无益，这个木牌只不过表示在该船货物中包含有东福寺所订购的一批陶瓷器而已经。”最近，还有韩国学者根据新安沉船上装载的此行檀木，认为它应当是从泉州出发的，然后“一直沿着福州、温州、庆元路线进行中介式航海”，“在向最终目的地日本博多航行过程中，经过高丽沿岸时遇难”。
在海底沉睡了700年的新安沉船，隐藏着许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秘密。通过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将会越来越多地知道这些秘密，知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真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丝绸之路考察活动
1987年年底，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四届大会决定实施联合国“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年）”计划，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对丝绸之路进行全面的研究。该项目的全称为“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ue）。大会之后，成立了丝绸之路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为来自2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其中包括中国专家。
丝绸之路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在巴黎、巴格达、新德里、大阪、西安等地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最后确定分三条线路对丝绸之路进行考察。第一条是沙漠之路，从中国西安出发，穿越中亚，最终到达巴基斯坦或土耳其。第二条是草原之路，从苏联的罗斯托夫出发，经中国伊宁至乌鲁木齐。第三条是海上丝绸之路，从意大利威尼斯出发，经波斯湾，至中国广州、泉州，最后延伸至韩国庆洲和日本大阪。
1989年，我国成立了中国丝绸之路项目协调组，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于1990年10月23日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启程。阿曼的卡布斯苏丹陛下将其个人所有的万吨豪华游轮“法尔卡·阿·沙马拉马”号无偿提供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用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该船命名为“和平方舟”号。我国学者刘迎胜登船参加了这次考察活动。
“和平方舟”号考察船从威尼斯出发后，经埃及古城亚历山大港，穿越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绕阿拉伯半岛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接着又经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由马六甲海峡而进入太平洋，途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于1991年2月9日驶入广州黄埔港。“和平方舟”号从威尼斯到广州，越过了7个海域（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爪哇海和南中国海），途经10多个国家和20多个港口。在航行期间，还在沿途的威尼斯、雅典、伊兹密尔、开罗、马斯喀特、卡拉奇、果阿、科伦坡、马德拉斯、马六甲、苏腊巴亚、曼谷、文莱、马尼拉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和学术研讨。除了刘迎胜外，我国学者陈炎、安家瑶、陈达生等人也应邀参加了不同城市的考察及学术交流活动。
1991年2月14日，“和平方舟”号来到泉州，受到隆重的欢迎。各国专家在泉州参观了海交史博物馆、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教寺遗址等，并且召开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此次讨论会上各国专家的论文，收录在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
陈高华在总结在泉州召开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以非常概括的语言指出了此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对于中国学术界的重要意义：“过去中国学者与外国同行的接触和交流是不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影响了研究的进展；同时也使得外国学者对中国学术研究的状况，不甚了解。在这次会议以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热潮。”诚如陈高华所言，这次会议之后中国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热潮”确实越来越迅猛。
三、香港与澳门的回归
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结束了对香港的统治。
1999年12月，葡萄牙将澳门政权移交给中国政府。这是20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由于英国与葡萄牙都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角，因此，中国学术界在以各种形式庆祝香港与澳门回归（特别是澳门回归）的过程中，开展了许多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学术活动与科学研究，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英两国还在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以北京与广州为主的大陆学者就着手研究香港问题了。1995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香港新亚洲文化基金会在珠海共同主办了“香港史研究现状与前景研讨会”。199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香港大学在香港共同主办了“香港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世界历史》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澳门回归祖国学术研讨会”；同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珠海召开了“澳门历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等等。而全国各地的相关活动则不胜枚举。例如，浙江省舟山市为迎澳门回归，于1999年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对16世纪葡萄牙人在舟山的活动基地双屿港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完成了调研报告《葡萄牙人在舟山双屿港活动考》。而且，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后，这股力量依然持续发挥作用。2003年11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澳门理工大学、澳门基金会合作，在澳门共同举办了“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为学术研究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为了庆祝香港、澳门与回归，大陆学者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并且出版了不少高水平的著作，例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1994年），邓开颂的《澳门历史》（1995年），汤开建的《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1999年），章文钦的《澳门历史文化》（1999年），万明的《中葡早期关系史》（2001年），等等。此外，还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文献，包括《澳门问题史料集》（1998年）、《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1999年）、《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1999年）、《中葡关系史资料集》（1999年）、《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000年）、《粤澳公牍录存》（2000年）。这些档案文献的刊布，为深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这样，从80年代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到2000年，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投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除了上面所说的朱杰勤、韩振华、姚楠、陈炎、田汝康、夏应元、孙毓棠、陈高华、刘迎胜、陈瑞德等人外，还有一大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海上丝绸之路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如果按照姓氏汉语拼音为序，可以列举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蔡鸿生、晁中辰、陈碧笙、陈达生、陈佳荣、陈尚胜、陈希育、陈自强、戴逸、邓开颂、范金民、冯先铭、耿昇、顾卫民、郭成康、韩琦、韩昇、黄鸿钊、黄启臣、黄盛璋、黄时鉴、金国平、金秋鹏、黎虎、李金明、李龙潜、李庆新、李天纲、李玉昆、林金水、林梅村、林仁川、林士民、卢苇、罗荣渠、马文宽、齐文颖、钱江、曲金良、沙丁、沈定平、沈福伟、宋岘、石源华、孙光圻、孙尚扬、汤开建、万明、汪向荣、王金林、王连茂、王文楚、王仲殊、王子今、韦庆远、魏能涛、汶江、武伯纶、席龙飞、萧致治、谢必震、谢方、徐方平、杨典求、杨国桢、杨翰球、杨泓、杨槱、杨熺、叶文程、叶显恩、余太山、喻常森、张国刚、张箭、张铠、张难生、张荣芳、张西平、章文钦、章巽、郑鹤声、郑一钧、周连宽、周一良、周中坚、朱鉴秋、庄国土、庄景辉、庄为玑、邹振鹤、邹振环……
在上述这些学者中，有的是1949年之前即已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有的是1949年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也有的是1978年之后开始崭露头角的，可谓老中青三代相继，后起之秀辈出。这些学者根据各自的学术志趣，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与此前几个阶段（1901-1977年）的研究相比，无论从研究的广度还是学术深度上来说，1978年之后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都在明显提高，不断超越前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中文史料上有很多新的发现，特别是珍藏在海外的丰富的历史文献被大陆学者有效地得以利用，而在此前多数中国学者是无缘获睹这些文献的。（2）此前中国学者往往依据二手或三手外文资料，而在这个阶段，大陆学者有机会、有能力充分利用外文原始文献，而且，所利用的外文原始文献在语种上也不断增多，除了英文、日文外，还有阿拉伯文、韩文、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等语种。（3）研究领域大大拓展，此前不太受关注甚至是空白的领域，在此阶段不仅得到了重视，而且成果不菲，例如科学技术（包括医药）的交流、来华传教士（特别是新教传教士）、海外汉学等。（4）在许多学术问题上都取得了原创性的突破，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限于篇幅，这几个方面的进展与成就，详见本书下编各章节，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