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态度，叫人们吃惊。大家只是静静地听，没有人发表任何见解。
此后，杨成武随毛泽东散步。林荫路上，很安静，没有鸟声，也没有蝉叫。
毛泽东问：“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
“他会反对我吗？”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毛泽东是指武汉的“七二0”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曾组织数十万人到首都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归来，王力被捧为英雄。紧接着，“中央文革”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声讨“百万雄师”，声讨陈再道。
这消息，毛泽东是知道的，杨成武也是知道的。
他又往前面走了一段，说：“陈再道现在哪里？”
“不清楚。”
“你去问总理。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是保陈再道。而林彪、江青、王力、谢富治是要置陈再道于死地。
杨成武说：“好，我马上报告总理。”
毛泽东又指示说：“你报告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那个师长、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
杨成武很快将主席的指示报告了总理，总理很快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八一”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向主席报告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毛泽东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9月9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做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９月９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忙拿出纸笔，听他口授：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作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说：“还是由老帅讲好。”
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帅也受到了冲击。”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帅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
……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诵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受命回到燥热的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次回到北京，叶群见了杨成武。当时林彪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杨成武和她客套几句，自然也就问到林彪的情况。叶群马上接了茬：“主席最近有什么最新指示吗？”
杨成武马上想到“谁封我四个官啊……”也想起了“什么永远健康……”
这些话能对叶群讲吗？将军只能对叶群说：“没有讲什么。”……
杨成武不知道，他却因此得罪了叶群，也得罪了林彪，他们认为杨成武封锁了他们。
此后，毛泽东又几次谈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很明确地指出：
1968年春或稍迟些召开的党的“九大”要尽快解放一些老干部，像邓小平、贺龙等老同志都要当选中央委员。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再次谈到了1968年春天结束“文化大革命”，召开党的“九大”的想法，并且指示周恩来负责筹备工作。
周恩来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展开工作，为解放一批老干部的问题专门在怀仁堂召开了会议，杨成武参加了这个会议。
当时，中央专案组下边有许多专案分组，比如饶漱石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等。这些专案组大都由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当组长。要迅速解放一批老同志，“专案”都要搞清楚，搞清楚了才能继续当中央委员。所以周恩来提出分出十个专案组给杨成武，要他帮助尽快搞清这些专案的所谓“问题”。
杨成武觉得自己搞不了这种事情，就对总理说：“我没搞过这类事情，是不是请别人……”
总理说：“你是不是想要我累死？帮我做点工作嘛！”
杨成武看着周恩来日见消瘦的面容，只能答应了。
这是所谓中央专案组的一段插曲。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大浩劫，经常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想结束这场运动，尽快解放老同志。谁能料到，杨成武接受任务以后，还没来得及按主席、总理的指示开展工作，甚至连十个专案组的情况还没完全搞清楚，就被抓了起来。于是，中央专案组被林彪的死党黄永胜、邱会作等人把持，成了以后专整军队老干部的黑班底。
动乱中的卫戍司令
江青一伙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周恩来千方百计保护这些老同志。
这一点，作为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看得比较清楚。他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同江青、林彪抗争，但他还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有时做得比较巧妙，有时做得不那么巧妙，因而常被江青一伙责骂。
黄克诚被“监护”起来后，有七八个人组成的专案组每天都在对他进行折磨。老人患有习惯性便秘，再加上吃不到蔬菜、水果，常是一个星期大便一次。
他请求专案组的人给买些水果，专案组置之不理。他悄悄写了条子，叫同情他的警卫战士送给傅崇碧。傅崇碧看到条子，说：“给他买些苹果，用他的钱嘛，谁也没有规定受监护不许吃水果。”
有了司令员的指示，警卫战士买了一兜苹果，准备给他送去。
“不能叫专案组的人知道。”他叮嘱那个战士，“吃了苹果，要把苹果核藏起来。”
不知道怎么搞的，专案组发现了黄克诚屋里有苹果核，立即顺藤摸瓜，查出了苹果。问题反映到“中央文革”，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
江青、姚文元、陈伯达等人脸色都很难看。江青质问他：“你们卫戍区是怎么搞监护的？”傅崇碧不清楚是什么地方出的纰漏，只好低头不语。“谁给黄克诚买了苹果？”“他自己的钱，战士买的。”傅崇碧说，“监护，又没规定不许为他代买东西。”
陈伯达说：“有人反映，你让彭德怀的亲属给他送了东西，这你怎么解释？
送进去的是什么？很可能是攻守同盟！”
彭德怀的侄女，的确给彭总送过衣服等生活用品。这事，傅崇碧也知道。
江青又说：“你的胆子好大，敢叫刘志坚的老婆送药，让他们在一起过夜。”
傅崇碧解释说：“刘志坚病了，他老婆送药去，很晚了，住了一夜。这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是夫妻嘛。”
“夫妻、夫妻！一对老反革命！”
傅崇碧说：“上头规定的监护纪律，并没有说不允许这样。再说，旧社会的监狱也还许可探监的……”
“你胡说！你把我们比成旧社会？”江青歇斯底里，大光其火。
傅崇碧赶忙说：“我不是把现在比成旧社会，我是说……”
“我不听！我不听！”江青双手捂住耳朵，像疯子一样，又是跺脚，又是尖叫。若是第一次见到她这个样子，谁都要吓一跳。
“你要检讨。这样下去不行的！人家反映，你把监护对象当成上宾来招待！”
在座的周恩来见江青没完没了，故意把话题转向别处，这样才使得傅崇碧躲了过去。
他们朝傅崇碧发脾气，不仅是因为上述这几件事情。还有一些事情也让他们坐卧不宁，十分恼火。
有一天，聂荣臻元帅把傅崇碧叫了去。
聂荣臻很是难过地对他说：“现在，造反派什么都冲，揪斗搞原子弹、导弹的专家，说他们是‘反动学术权威’。没有他们，我们的原子弹能爆炸吗？”
“聂总，你的意思是……”
“能不能把他们保护起来，叫他们继续搞科研……”
“能。我加一个连的兵力，一定保证他们的安全。”
他派了一个加强连，把这些人“看”了起来。
这件事情传到“中央文革”那里，傅崇碧被诬蔑为“接受聂荣臻旨意，保护反动学术权威”。
贺龙元帅的家被红卫兵冲了之后，曾一度在中南海住着。有天晚上，周恩来把杨成武找去，对他说：“贺龙同志住在这里不是个办法，你要找个地方，叫贺龙同志住进去。”
杨成武提议，把贺龙转移到京郊某地的一个战备指挥所。
周恩来说：“可以。外面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你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
事情定下后，杨成武找到傅崇碧，叫他想法转移贺龙。傅崇碧连夜派人将贺龙隐蔽起来……
没多久，贺龙发起高烧，警卫人员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傅崇碧。他又急忙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说：“要送301，可是……”
周恩来似有难言之隐，停顿了一会儿，他说：“这样吧，在钓鱼台开会的时候，你把这个情况讲一下。”
傅崇碧说：“我讲不合适吧？”“你讲好一些。”周恩来苦笑了一下。“周总理叫讲，那就讲。”
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正在开会。会议要结束时，傅崇碧把贺龙生病的情况通报了，并且建议把贺龙送到３０１治疗。
江青一听就发火：“他是什么东西？一个大土匪，还能住301？301可不是给这样的大土匪开的。”
他们一致反对，301是住不成了。怎么办呢？
散会后，周恩来叫住傅崇碧，说：“你想个办法，北京军区的医院能不能住？”
“军区总医院也造反了。”
“还有什么地方？”
“五棵松那儿有我们警卫一师的医院，比较安静，估计能行。”
周恩来说：“好。你亲自去落实。药品不够，找我的保健医生。”
接受了周恩来下达的任务，傅崇碧火速赶到警卫一师的医院，看好房子，派了一个炊事员，又对医院和师里的负责人专门交代了保密注意事项。
贺龙住进医院后，经过精心治疗，很快退了烧。
这消息，也传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耳朵里。
没多久，发生了红卫兵冲击京西宾馆的事件。
那天清晨，数以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把京西宾馆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口号声震耳欲聋：“打倒陈再道！”“向陈再道讨还血债！”“不揪出陈再道绝不收兵！”
傅崇碧和卫戍区的其他领导同志赶到那里，很是惊异，陈再道等同志刚刚来到北京，是谁走漏了风声呢？
警卫战士在门口挽起胳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耐心向红卫兵解释，都无济于事。第一道防线快被冲垮，红卫兵已经拥到楼前，情况万分紧急。
傅崇碧等人驱车来到周恩来办公室请示该怎么办。周恩来说：“我写个条子。黄作珍，你去宣布，要他们马上退出去。”
周总理说着，挥动毛笔，写了三条意见：第一，冲击京西宾馆是错误的。
第二，必须马上退回去。第三，我可接见他们。
黄作珍拿了周恩来的指示，赶到京西宾馆，用广播喇叭喊了半天，找红卫兵头头苦口婆心谈了好一会儿，仍旧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的拳头已经开始向警卫战士打去。
傅崇碧当即命令卫戍一师副师长：“把冲进楼里的人赶出去！把陈再道等人锁进电梯里，切断电梯电源。出了问题，拿你是问！”
这时，红卫兵已经冲进楼里搜人了。
卫戍区的负责同志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傅崇碧说：“要解围，必须请戚本禹、谢富治不可，他们和这些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密切。”
“是这样？”周恩来顿时明白了什么，立即叫秘书把谢富治、戚本禹等人“请”来。
周恩来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现在，红卫兵冲进了京西宾馆，我写了意见，叫卫戍区的同志去做工作，他们根本不听。好了，这事情我不管了！京西宾馆冲坏了，你们要负责！你们去向主席交代！”
周恩来气得双手抱在胸前，口气异常严厉。谢富治、戚本禹本来就心中有鬼，见周恩来真的生了气，连忙答应，马上去京西宾馆做学生的工作。
……
他们走后，总理问傅崇碧：“陈再道同志现在哪里？”
“锁在电梯里，电梯断了电。”
总理忍不住笑了，说：“你这个办法好。”
为了保护老同志，周恩来可谓绞尽脑汁，同“中央文革”的人进行巧妙的斗争，有时甚至是周旋。
一天深夜，傅崇碧又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
周恩来的脸上满是倦容，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他把一张纸递给傅崇碧，说：“这些同志正受到冲击，造反派中的坏人要抓他们，揪斗他们，要想个办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傅崇碧看看总理开列的名单上，有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30多位国务院部长以上的干部，他已掂量出手上这张纸的分量。
这些人都是“中央文革”要斗倒、斗垮、斗臭、斗死的人。把这些人保护起来，会担什么罪名，傅崇碧清楚。然而这些人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傅崇碧心里也不清楚。他们当中，有的人傅崇碧熟悉，有的人傅崇碧并不熟悉。
他凭着一种老同志的感情，本能地觉得他们不是坏人，不会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
“东高地的营房比较僻静，也安全。先把他们转移到那里行吗？”
他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并且指着地图上这片营房的位置请周恩来看。
“我看可以。要保密，不能走漏一点风声，要快办。”
傅崇碧点点头。他明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让他们吃干部灶，安排他们打扑克。”周恩来又叮嘱了一句。
傅崇碧接受任务后，很快调了3辆汽车和几十名精干的警卫战士，亲自给他们交代任务，要他们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把分散居住在北京城内小胡同里的三十几位老同志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