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食堂好还是糟？
毛泽东见江渭清面有难色，说：“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你说！”
“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
公共食堂好还是糟？
1960年，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他把6个大区的书记及有关的省委书记叫到专列上，和他们研究有关农村工作的问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
汇报中涉及“公共食堂”问题。当时上上下下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办公共食堂有利于集体出工，可以节省粮食，节约柴草……总之好处很多。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太多，弊大于利，根本不适合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必须加以解决。
在这趟专列上，拥护办公共食堂的是多数，大家先后发言，历数公共食堂的好处，发表了很多意见。
江渭清一直没有说话，不久前他到农村调查，发现了很多问题，是说还是不说？他一直在琢磨，公共食堂问题一直是个敏感问题，不是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打成右倾吗？
但是，他还是想说，因为有一件事情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不能抹去，他认为必须在毛泽东面前说真话。
那是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泽东到了上海，把江苏、安徽等地的省委书记叫到上海开会时，曾和江渭清有一次谈话。毛泽东开门见山，问他：你们江苏省委有没有右派？有人说刘顺元就是个大右派。
江渭清一惊，马上想到过去的一些事情，刘顺元在旅大当市委书记时，对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对斯大林的一些做法也有意见。因而有人说他反苏。他甚至还说，列宁主义高明，斯大林有局限……仅凭这些，就能说人家是右派吗？
江渭清看了看主席，说：“主席，这话恐怕不能这样说，您老人家说过，10句话有9句说对了，打90分；10句话有8句说对了打80分。谁不说几句错话呢？”
毛泽东好像没有料到江渭清会这么说，他把手中的烟拧灭，问：“你打不打？”
江渭清沉默了一下，说：“主席，要打也可以，您派人来搞。”
按照一般情况，毛泽东会不高兴甚至会对江渭清有看法，但他老人家并非如此，而是口气缓和地说：“那你就不打嘛。”
江渭清很受感动，看来主席并非听不进不同意见。
江渭清正在沉思，毛泽东点他的名了：“渭清，他们都发表意见，唯独你不发表意见，这是什么道理？”
主席又点名要自己发表意见，当着这么多的人说不同意见，合适吗？
毛泽东见他面有难色，说：“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你说！”
江渭清说：“不少同志认为办公共食堂怎么好、怎么好，我了解到的情况却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那你就讲怎么不好嘛！”
江渭清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说了出来。
他说：“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粮，我们的国家吃不起啊！您老人家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现在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的粮。”
毛泽东认真听着，竖起一个食指，操着湖南腔普通话说：“这是一。二呢？”
江渭清见毛泽东的态度如此，进一步放开讲：“猪为什么少了？鸡为什么没有了？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口猪，就是3亿口猪。
现在您老人家带头不吃猪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
毛泽东竖起他的中指，问：“这是二。那么三呢？”
江渭清深感痛心地说：“主席，办公共食堂的损失，是很难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这还算小，您再到公路上看看，树都砍得差不多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搂一搂，弄点树叶子，烂柴草，就可以了。现在都给你烧木柴，毁了多少木材啊！”
毛泽东竖起无名指，对周恩来总理说：“总理，他说的有道理啊！”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又说：“看来可以搞几个调查组，田家英一个，陈伯达一个，胡乔木一个，到各地农村去搞调查，搞它一个月，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如果他说得对，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说到这里，毛泽东挥动右手，做了个有力的手势，好像真的要一风吹。他接着说：“如果不是呢，另当别论。”
毛泽东侧过身，对江渭清说：“你江渭清说食堂不好，不能办，你就马上解散吧！”
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还不行，群众没有锅，碗筷也要准备。”
“你说要多久？”
“要三个月。”
这时，坐在一边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发言了，他对江渭清说：“你们江苏的苏州地区基础比较好，他们那里的食堂还可以照办下去。”
江渭清解释说：“苏州的情况好一点，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也不能办。”
柯庆施很不高兴，正要说话，毛泽东摆摆手，说：“柯老你不要压他。”
……
事后，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详细调查，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相继取消。真的应了毛泽东的话：“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
1958年中国大地上的“大跃进”，使“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毛泽东热情地肯定了它，但对这其中的很多问题，他的心里也没有底。因此，20世纪60年代，他花了不少心思来研究这个问题。
郑州会议召开前，毛泽东跑了不少地方深入调查情况。这次他来上海，把曾希圣、江渭清等人找去，专题研究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
毛泽东见到省委书记们，开门见山地说：“有人说我们，所有制这个大前提，既搞大了，又搞快了。现在我们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要找到理论根据。
柯老、曾希圣、江渭清你们三个人，分头去搞调查，把调查的情况向我汇报。”
毛泽东坐镇上海，并叮嘱他们，这次调查的时间不要长，一个星期到十天，然后回上海来汇报。
毛泽东有令，他们立即行动。
江渭清和陈光带了两个秘书很快到了武进，找了一个有特点的大队，蹲了一个星期，然后风尘仆仆地返回上海。
毛泽东已经在等他们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们回来了好。我就等着你们的情况呢！”
柯庆施说：“我作自我批评，我因为有别的工作，没有去成，主席您知道。”
毛泽东说：“不要你讲，听他们的。”
江渭清听曾希圣汇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调查来的实际情况讲给毛泽东听，不管那些情况是不是阴暗面，因为主席是要听真实情况的。
一时走了神，毛泽东又在叫他：“渭清，你呢？”
江渭清赶忙回答：“我和陈光到了武进，在一个村子待了几天，有个支部书记给我很大启发。”
“这个支部书记讲了什么？”
“他说，今天人民公社搞得这么大，出现了浮夸风，平调风，主要原因是三个误解。”
“哪三个误解？”
毛泽东听得十分认真，这时候你休想来点什么假的，他的眼睛你是骗不了的。
江渭清沉住气，将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话复述给党的最高领袖听：“在农村，现在有三个误解：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二，我们把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第三，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误解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听到这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钢笔，对在座的人说：“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呀！”
江渭清又把农村支部书记、大队长们的意见，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现在的问题是三个不相适应，这三个不相适应是因为前面的三个误解造成的。
“说说哪三个不相适应？”
“首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公社所有制，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力，而是耕牛的生产力；第二，是现阶段人们的觉悟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农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适应不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第三，我们的干部的管理水平与农业大生产不相适应。这个问题很明显，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从互助组、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人民公社，怎么能适应得了？”
听完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站起来，又说一句：“这个支部书记有水平！”
听到毛泽东这么讲，江渭清十分兴奋，他对毛泽东说：“现在，农村基层的同志，都希望中央能有个正确的决策，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好，我们很快就开会，是要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不久，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刮起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问题。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犯了冒险主义。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下面的同志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现在搞的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应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要出安民告示，我们在党内的主要锋芒还要反“左”。
毛泽东的这些话，肯定是吸取了来自基层的意见，这其中有没有那个支部书记的意见，我们没有考证，但他的话中的确讲到了误解，讲到了不相适应。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怎样评价郑州会议，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毛泽东的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则是值得人们效法的。
说到这一点，江渭清总要重复毛泽东的一句话，毛泽东说过： 中央是个加工厂，原材料来自各省，根据各省提供的材料，制成成品。你们提供的是优质材料，就加工成优质产品；你们提供的是劣质材料，就加工出劣质产品。
毛泽东的话可谓语重心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