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一位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青年，在与本阶级决裂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谈到先烈们的嘱托，不能不谈到罗广斌。
罗广斌，192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有同父异母的一兄一姐。他的哥哥便是在四川握有重权的罗广文，罗广文在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是四川境内兵力最强的将领，并与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等人均有交情。
罗广斌从初识世事起便与这个家庭显得不甚和谐，少年时的罗广斌便与这个家庭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39年2月，为躲避日机的轰炸，罗广斌随父母从成都迁到洪雅县城居住，这期间他与同学-一个家道中落的商人的女儿相爱了。他们的恋爱遭到了家庭的强烈反对，“门不当户不对，有辱家风！”
不准说话，不准会面，不准随便外出，这些严酷的家法，使他深深地感觉到这个封建的家庭对他的压迫和专制，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罗广斌彻底与父母闹翻了，同时暗地里仍与这位女同学保持往来。罗广斌认为从1940年到1943年，他过了三年囚禁般的生活。
1944年，他脱离家庭进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西南联大的生活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使他从一个只反对封建家庭的懵懂青年成为一个革命者。在他人生道路上有一个关键人物叫马识途。马家与罗家是世交，马识途对罗广斌比较了解，对他的境遇和反抗精神也表示同情和理解，并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1945年5月，罗广斌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他积极投入到学生运动中，后来又加入了“六一社”，被推选为“学生罢课委员会”主席。1946年，罗广斌毕业后到云南建水县健民中学教书，从此自食其力，摆脱了其封建家庭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在极端危险的地下工作中，他那被压抑已久的热情得到充分的释放，他利用教师的合法身份，一边教书，一边开展学运，并参加了《反攻》刊物的印刷工作。1947年，罗广斌被派到重庆工作。1948年3月1日，由江竹筠、刘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为9个月，同时被派到较偏远的秀山工作。
当罗广斌还沉浸在加入党组织的兴奋中时，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这次大破坏几乎将重庆地下党组织逼入绝境，这就是发生在1948年的《挺进报》被特务破获事件。此时在秀山的罗广斌听闻重庆党组织正遭受破坏，却不知具体情况，1948年7月底和在秀山工作的陈家骏同志由秀山回到重庆。当时在重庆负责工作的邓照明同志指示罗广斌，利用家庭关系回成都做统战工作，陈家骏同志也同去成都。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M─99）中关于罗广斌同志的被捕和狱中表现有许多记载。
在“对罗广斌同志被捕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关于被捕的原因罗广斌自己写到：
1948年7月底我和陈家骏等同志由秀山回到重庆，邓照明同志指示我，利用家庭关系回家做统战工作，陈家骏同志也去成都。回到成都以后，当时马识途、齐亮两同志和我们见过几次面，马识途同志说我可能已暴露，不宜再留家中做统战工作，并要我动身到重庆找邓照明同志去成都商量工作和传达钱瑛同志最近的指示。9月9日下午，伪警察分局突然来了一个人找我母亲，并到花园中走了一圈。当时我避开了，后来问母亲，她说是来查户口的。母亲虽然不知道我已入党，但知道我的政治态度，所以担心我的安全。我也警惕起来，但是一看当天报纸，报上登载全市普查户口，我就释然了，以为是偶然的。晚上，我把后门的钥匙放在枕边，一夜未眠。到天亮以后，才放心了，便一直睡到十点钟。这时，我妹妹来叫我，说有人会，来人自称是老马派来送信的。这两天，我正在等马识途同志的联系，所以便相信了。一出去便被捕了，逮捕证上写着“奸匪嫌疑”。当时我高叫抢人，但无结果。
敌人为什么假用马识途的信件来捕我，刚被捕时我不理解这点，后来叛徒冉益智和我谈话说我的入党自传是绿色稿笺写的，十几页，这时我才猜想到原因。我的入党自传确是冉益智说的那样，冉和刘国定都看过，而在自传上清楚地写了马识途从1940年起便引导我革命，1945年吸收我参加地下社……所以敌人用他名义诱捕，我一点也不怀疑。因此，我认为敌人是由于叛徒供出材料，才用马识途的名义诱捕我。谁出卖我，因为冉益智和我谈话，所以我判断是冉出卖的。1956年我在市公安局查材料，才看见刘国定解放后供认是他出卖的。
实际情况是，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后，很快叛变，竞相出卖组织。刘国定被捕后，交出了罗广斌的组织关系，冉益智怕让刘国定抢了功劳，也赶快供出了罗广斌的地址，他们联合出卖了罗广斌。
原国民党特务成都稽查处处长周迅予在被关押期间交代：
1948年4月伪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派左志良来成都请我协助逮捕伪兵团司令之弟罗广斌的情况是：左持徐匪亲笔信给我，信中内容大概是：“兹派科长左志良来成都，请兄协助左科长逮捕共产党人罗广斌”等语。我看完徐匪给我的信后对左志良说：“罗广斌是驻重庆兵团司令罗广文之弟，我们要捕他，罗广文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左志良说：“徐处长已同罗广文商量过，罗广文叫我们逮捕罗广斌的，但不要使他（指罗广文）父母知道。他答应同意逮捕罗广斌的。”我当时答应左志良派人同去逮捕罗广斌，接着我派匪稽查处特务队长张俊良同左志良去研究逮捕罗广斌的办法。过后听到张俊良说造了一封假信，内容不详，以送信方式叫罗广斌出来拿信，就把他逮捕了。
罗广斌由成都转押重庆，先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后又关押在白公馆监狱。在一份自传中，罗广斌有这样一段很真实的回忆：
……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一直到送到渣滓洞，我还存着可以释放的侥幸心理，虽然也一直要求自己不对革命犯罪。现在来说，当时在通过考验时，一次比一次心情放松，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在虚心的严格的要求自己坚定上，是有一些进步。这得依靠监狱的教育和同志们的鼓舞。徐远举问过我三回，冉益智一回，伪法官二回，所长二回，在成都一回。
有一段时间，只要有汽车到渣滓洞，便是问我，有时从早上搞到下午，难友们焦急地探望，每回问完，我强自微笑着回来，难友们都很高兴，接着自己也真的微笑了。我确信，在难友们对同志的关心下，我没有变节，一次次通过了考验，这到底是值得高兴的事。这其中的进步，有时自己觉察得到。徐远举对我的要求很简单，组织已经破坏了，也不用我参加工作，只单纯要求我停止“政治生活”，写悔过书出去。他给罗广文的信上说“令弟年幼无知，误入歧途……若稍知悔悟，即行优先予以自新机会”。
“稍知”二字旁边的圈是他在底稿上注明的，所以冉益智说：“你只要稍微表示一下态度。”还说：“人都是动摇的、矛盾的，渣滓洞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希望自新而不可能（其实渣滓洞大多数都是坚定的），你不要过分坚持，免得以后玉石俱焚”。江竹筠同志说：“毒刑、镣铐，是太小的考验！”我很了解她的坚定和说这话的意思，我知道，自己受的是太小太小的考验，比之于千百个革命烈士所受过的，那是太微不足道了（在狱中给女室同志们慰问的回信），我没有受刑，但是不是要求自己能通过毒刑的考验呢？我以为答复是肯定的。最后，徐远举用老虎凳威胁，终之，下令给我带镣……
1949年1月底，成都送来的一批“政治犯”，我发现齐亮和他的妻子马秀英（老马的妹妹）都在，心里很难过，齐亮也急于想和我谈话，我写信告诉他“狱中情形，学习情形”，并告诉他可以秘密看报，这信被管理人员发现，我又加了一副镣，全渣滓洞管理也加紧了，后来徐远举说我在狱中还进行组织，情形严重，2月5日调到白公馆。这回事情由于自己不小心，影响大家，始终很难过，但大家并不埋怨，叫我更是不安，直到后来，听说渣滓洞的管理稍松才宽心了。
……到白公馆和陈然、邓兴丰同住楼上（不能下楼），当时蒋介石“引退”，特务们十分慌乱，陈然已开始教育他们，后来管理员小周、杨钦典在影响下转变了，小周请长假不干了，杨和另一管理员安文芳也请过假，未准。当时黄显声将军秘密给报我们看，便节录下来，由陈然用仿宋字抄写了丢往楼下的王振华夫妇处，转刘国、王朴再转许晓轩、谭沈明看，其他用口头转告。有一回宣灏发现许（晓轩）在看，许便给了他，宣近视，被管理人员发现，于是“挺进报白宫版”就此停刊。后来检讨，许认为他不该温情地想“大家看看”，而应该口头转告，这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碍于情面的感情上的尾巴，重复了我在渣滓洞犯的错误。
白公馆是较严重的集中营，是“雷都打不出去的，轻则终身监禁，重则枪毙死”
的地方，大家知道这情形，我自己的一切侥幸心理也从此被清除掉了。但大家认为，尤其是根据许、谭（沈明）起的示范作用，不管怎样，应该积极学习，充实自己，出不去多读些书死了没关系，但不读书，万一出去了什么不懂，当一个真正的“落后分子”那是不仅对不起革命，对不起党，对不起解放我们的解放军，也更对不起自己的革命要求。因此，学习一直被重视，一直被提到最高的强度。我自己，比较仔细地修了理化、生物、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原理等自然科学，中国史纲、中国史论集、社会史教程、中国古代及近世思想学说史等，科学概论、哲学、艺术、经济等，论第二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论、现代战争论及战争论（克劳什维赤）的一部分和屠格涅夫、鲁迅、高尔基等牢中所有的小说，其中铁流、粮食、愤怒的葡萄、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等小说读得较为仔细，也曾部分的加以讨论。另外，曾协助陈然修完高中化学与一部分代数，协助宋均培（工人）修完实用经济学讲话，并指导他进行有系统的学习。
除了学习，便是对身体的保健和劳动习惯的养成，作为以后参加劳动的本钱，每天尽量争取运动时间，打毽子、板羽球和晒太阳做柔软操，但由于营养不够，每个人的健康情形，始终是下降的。另外，除了专门对特工的教育而外，我们也曾计划打监，自己解放，但条件太差，无法实现……
因“六一”大逮捕在白公馆被关押过的《大公报》记者顾建中的回忆中写到：
……我搬到楼上的第二天，知道这监狱里关着一位罗广文的胞弟，而且是刚从楼上搬下去。这是黄显声将军告诉我的。当时我住在黄显声将军的隔壁，我们二人每天有相当多的时间可以在走廊散步讲话。他早已知道我的案情，所以对我很同情、很照顾，向我讲了许多狱中的秘密……提到罗广斌，他说：“这青年有骨气，因为有人证物证，他只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始终不肯交出组织关系。他哥哥已经与徐远举讲好了，保了他回家教管，只要他写悔过书，但不肯认错，誓死不肯写。”黄将军每一提到他：“是好样的。”
从管理员（特务）的口中，我也听到许多关于罗广斌的事。杨（钦典）说：罗广斌不肯写悔过书，与徐处长闹翻了，要不然就用不着再坐牢了。
……他意志坚定，生活有秩序，正常、平静、乐观，我没有从他脸上看到一分沮丧和忧虑。他对难友也极诚恳，家里送进去的食物，大部分都送给难友吃。我曾看见他把“代用券”（狱中的钱币）与一包黄油递给另一囚室内的一位生病难友。
关于罗在7月间被押带进城的事，我所知所见如此：7月某日，当时我独囚在楼下的一间在屋子内，被监视得特别严，但从窗子内可以看到院子、楼梯及其他难友。
这天，忽见有一个抱着铺盖的人的背影，随管理员走上楼梯去。晚上，我听到管理员杨钦典与别人说：罗广斌这时候该同家里的人见面了，在城里洗了澡、理发。我认为他是取保开释了。但大约三四天后，我从窗内又看见他同陈然在院子里一起散步，态度仍那么平静、乐观，仍然和陈然那么亲密。我很奇怪，他为什么又被解回来，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下午，别人睡午觉，很清静，我发现他与王朴在廊子角落在秘谈。当天黄昏，我在洗碗时，悄悄问刘国：罗广斌怎么回来了？他说：他家里保他出去，但第二处必须要他写一张自白书或者悔过书，他仍然一个字不肯写，宁愿回到这里来，所以又抱着铺盖来坐牢……罗的事使我很感动，我想，假如换一个人，家庭境遇这样好，监牢生活这样苦，既然走出这黑狱，就可能考虑到恢复自由的“技术问题”，但他竟不折不扣拒绝低头，而且回到监狱时态度、精神仍然那么正常，毫无后悔怨尤，真难得！真可敬！
沉重的代价，血的教训！罗广斌越狱后的第二十八天，怀着对死难者的崇敬之情，饱含热泪，将死难者生前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写成报告，向党组织提交了一份浸透着血与泪的“八条意见”，这“八条意见”表现了革命者对党的最大忠诚罗广斌同志是“11·27”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在1949年“11·27”大屠杀时，他带领十几个人越狱脱险。重庆解放后，他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后，便把那些死难者的嘱托和意见写成了报告，交给了党组织。这份报告二万多字，题目是《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关于这份报告的形成，罗广斌在一个材料中写道：
……在渣滓洞难友们也同样有侥幸的看法，以为我可以活着出去，所以容许我知道较多的材料。同时，我自己也比较关心和希望了解牢里的情形，所以目前能提出这些材料供组织参考。
……7月19日，由于家里的努力，我被调进城，二处强迫我办自新手续。当时我告诉白公馆难友说，两三天就回来，那时就明白地表现了我在上面提到的看法。在二处我和父亲见面吵了一阵，但心里面还是相当的难过，哭了。因为我再度拒绝自新，21号仍回白宫。较了解我的陈然、刘国、王朴是知道我会回白宫的……经过这小小的考验（事实上已不再是考验了），白宫了解我的程度增加了，因此得到更多的今天的报告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