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分批调集所辖各地区地下党主要领导干部参加整风学习班。作为市委第一委员的彭咏梧到红岩村参加了南方局举办的整风学习班。1943年5月，彭咏梧从南方局带回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根据南方局的部署，决定在地下党组织中开展整风运动，要求每个党员秘密阅读整风文献，联系实际，写出思想、工作、生活总结。逐层转到彭咏梧手中，由他弄清每个人的情况，记入脑海，并提出问题与市委的其他同志研究解决，然后，再把这些材料销毁。
当时彭咏梧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单身集体宿舍，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而彭咏梧手中，有七八十个党员的关系，这样的环境，很不利于领导整风学习。恰巧这时中信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给彭咏梧派一位女同志来协助工作，与他假扮夫妻，可借口有了家庭，分到一套住房，更好地开展工作。
其实，彭咏梧已经有了家室，并且还有了一个近四岁的儿子。其妻子谭正伦正在老家云阳。彭咏梧是1941年8月根据组织决定调到重庆，并由彭庆邦改名彭咏梧，充实重庆市委，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的。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上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彭炳忠正在出麻疹，谭正伦举债在云阳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刚刚开张，于是她给彭咏梧写了封回信，希望过段时间，到重庆团聚。谭正伦的回信，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当时重庆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形势极其险恶，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员，稍有不慎，即可能给组织造成很大破坏。彭咏梧来重庆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职员，如果特务因此截获了他的信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当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莫达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同志的赞同。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派人将他的妻儿接到重庆。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一计划成为泡影。
现在，需要有家庭作掩护时，彭咏梧提出是否把妻儿接来。考虑到彭咏梧的工作性质，他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涉及到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机密，特别是整风期间，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联络工作需要处理，一个普通的家庭是不能起到帮助老彭工作的作用。
尽管彭咏梧在云阳从事地下工作时，谭正伦也进行了大量的掩护工作，但毕竟她还不是党员，更不要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同志们提出，能够掩护彭咏梧的，应该是稳健而有学识、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有斗争经验的党内的女同志。
这些建议，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彭咏梧虽感到无奈，但根据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他也只好面对现实。把对妻子的内疚深埋于心底。
在人选的问题上，市委经过讨论，选中了虽然年轻但却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江竹筠。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贫苦家庭，江竹筠是她被捕后用的名字。
八岁时，由于家乡的一场特大旱灾，江竹筠姐弟在母亲的带领下，从自贡乡下到重庆，投奔三舅李铭义。十二岁时，接受三舅的安排，进入由慈善家刘子如和李铭义合办的孤儿院小学读书。
1936年秋，江竹筠小学毕业，考入南岸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共中央在次日通电全国，呼吁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抗日。
蒋介石迫于压力，终于采纳了共产党的主张，国民党对学校和社会团体的爱国活动的控制也随之放松。重庆南岸中学的抗日活动像全国各地一样迅速高涨。
向来文静不爱出风头的江竹筠坐不住了。暑期到了，她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潜心帮助母亲谋生了。她和同学们组织了歌咏队、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活报剧，唱救亡歌曲，贴标语。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洗礼下，江竹筠迅速成长。
1939年春天，江竹筠考入爱国科学家、教育家何鲁办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就在这年的夏天，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活。
1940年，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停办，江竹筠转到中华职校学习会计专业，担任了该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主要是做青年学生的工作。1941年夏末，二十一岁的江竹筠离开中华职校后，被地下党组织安插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再次作出调整重庆地下党组织、紧缩党员数量的决定，有些党员暂时停止了组织生活，失掉了关系的党员也暂不恢复组织关系，让他们以个人身份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保持秘密的工作关系，只留下少数骨干单线联系一部分党员。江竹筠虽然参加了进步活动，但在斗争中她不突出个人，不太引人注意，因此她和她领导的组织始终未暴露。她也成了这少数骨干中的一个。1941年秋，江竹筠被川东特委指派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
对于彭咏梧来说，他与江竹筠虽未曾谋面，但却是神交已久。
彭咏梧从云阳调到重庆任市委第一委员后，除全面负责市委工作外，还具体负责建立和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学生运动。
江竹筠是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的党员正是在彭咏梧具体负责的这一地区，两个人的工作是那么神秘地交叉着。由于地下工作的单线联系，她还不能直接与彭咏梧相识并共同工作。她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是新市区区委书记魏兴学，而魏兴学单线联系的领导就是彭咏梧。
彭咏梧就是通过魏兴学，间接地了解到江竹筠。魏兴学经常向他提到，新市区女区委委员江竹筠虽然年轻，却稳重、干练，不仅把新市区的女党员联系得很成功，而且把他彭咏梧交叉负责的沙坪坝一带高校的工作领导得隐蔽而特有成效。彭咏梧开始关注这位年轻的优秀女党员骨干，希望有机会相见，鼓励鼓励。
没想到，他和江竹筠的相见竟会是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处于这样一个十分尴尬的场面。
对于江竹筠来说，这份任务的困难决不亚于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一方面，从情感上来说，她毕竟还是未婚青年，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虽然是假扮夫妻，可是外人哪里能知道这些秘密，这无疑对她今后的婚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扮假夫妻确有很多具体问题。朝夕与一位男同志在同一间屋里共同生活，白天是一套，晚上是另一套，又要使旁人看不出是假的，这毕竟不是在舞台上演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万一露了馅儿暴露了怎么办？还有，假扮的时间有多久，要是时间长了，万一自己真的因此爱上了彭委员，而彭委员又有了家室呢？
她不可能没有顾虑。因此当领导同志交代这一任务时，迫不及待领受任务的江竹筠却一改往日果断干练的作风，显得有些犹豫。请求组织上是否可以给她一个考虑的时间。组织上破例同意了她的请求。
江竹筠就是江竹筠，当她明白这的确是革命的需要、党交给的重任时，她还是毅然地接受了这份任务。
这时，中信局的职工宿舍也刚刚竣工。于是彭咏梧向中信局的负责人提出：“我太太要从老家来重庆长住，请分给一套宿舍。”彭咏梧这时已是中信局的中级职员，业务骨干，自然，中信局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在机房街给了他一套住房。
万事俱备，只欠佳人，彭咏梧就可以有个家了。
几天以后，彭咏梧把江竹筠接到了新家。
彭咏梧的同事听说“彭太太”来了，彭咏梧又搬了新居，都赶去贺喜。想一睹“彭太太”的芳容。
彭咏梧热情地招呼着客人们，并把江竹筠介绍给大家，客人们把目光投向江竹筠，但见她，齐耳短发微微卷曲，淡淡的眉毛似一弯新月，身着合体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外套一件枣红色薄呢外套，脚穿一双半高跟鞋。突然面对一大帮陌生客人，微红的圆脸上略现娇羞，更显文静而又端庄。她很快给客人沏好了茶水，并陪着太太们说着女人的话。
很晚了，客人们在“久别胜新婚，良宵一刻值千金”的善意的玩笑话中离开了，在一片笑声和祝贺声中，客人们走了。刚才在大家的说说笑笑中，他们倒没有觉得有什么别扭，可现在独自剩下他俩，双方才发觉都有点局促不安。屋里一时显得沉寂。
好在他们很快找到了话题，打破了僵局。年轻的江竹筠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开始她人生中的情感历程。
刚开始时，她是那么不习惯。邻居称呼她“彭太太”时，她差一点忘了自己已“为人妻”，以为不是叫她。她立即警觉起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有强烈的掩护组织领导的责任感。她不断强化自己的“彭太太”身份。为了符合彭咏梧这个中信局中级职员的“太太”身份，她穿得比较阔气了。她也在努力地尽着“彭太太”的责任。彭咏梧有严重的肺病，工作担子重，急需合理调配膳食，机房街的邻居们经常看到她清晨提着篮子上街去买些富有营养的菜，弄给彭咏梧吃，给他补充营养。每当彭咏梧工作到深夜，她就把煮好的莲米汤或银耳汤送到他的桌上。街坊们发现，原来脸色苍白的彭先生，现在脸色红润，每天进进出出都精神百倍。邻居们发现，彭咏梧虽是白领阶层，却没有当时那种成功男人们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他对江竹筠十分尊重和爱护，除了必要的应酬外，他总是下班就回到家里，帮着做一些家务，家里的重体力活，他总是抢着干，邻居们经常看到他们手挽手，有说有笑地出去散步。他们都互相传赞开了：
“这对年轻人真有教养，没听见吵半句嘴！”他们都艳羡彭咏梧有福气，找了这么个知书识理、和气、贤惠的好太太！
只是在中信局和机房街与彭咏梧装扮夫妻自然是不够的。江竹筠毅然决定把彭咏梧以她的“丈夫”的身份介绍给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她领着彭咏梧去见自己的母亲李舜华，当她把彭咏梧介绍给母亲时，一声“妈妈好”，乐得李舜华合不拢嘴，江竹筠的母亲一直希望女儿早日成婚，曾为她的婚姻，母女俩有一段时间闹得不愉快，今天看到女儿带回这么好的女婿，自然高兴。江竹筠还带着彭咏梧去拜访三舅李义铭那个大家庭，稍闲时还将亲朋好友约到一起团聚。她亲热地叫彭咏梧“四哥”，亲友们也跟着她这么称呼，而彭咏梧也亲热地称她“竹”。人们都以为他俩是一对真的夫妻了，就连她的母亲也一直以为彭咏梧就是自己的真女婿。
她很珍惜这做彭咏梧的“太太”的机会。在这个“家”里，她关起门来就能自由地阅读党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就可以随时得到彭四哥的指点，这样的机会从哪里找呢？
整风学习运动开始后，她一面帮助彭四哥工作，一面联系实际扎实地学习整风文件，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理论水平提高很快。
岁月就这样滑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特殊的情愫在两人身上悄悄地滋生。
在这个“家”里，江竹筠细致入微地照顾彭咏梧的生活，开始时，这仅仅是出于对领导的敬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敬重的心情已悄然发生着变化，她不仅仅是把他当做领导，而更多的是把他当做可以依靠的亲人。彭四哥不仅有俊朗的外表，优雅的谈吐，更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在思想上和工作方法上对她有很大帮助。
四哥虽然是领导，但是他是那样平易近人，在日常生活中，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她的关心和爱护，更是让从小失去了父爱的江竹筠怦然心动。她有时突发奇想，要是四哥真是自己的丈夫该多好啊。然而，她必须把这份情感埋藏起来，因为彭四哥已是一个有妻儿的人了啊！
而在彭咏梧眼里，江竹筠是那么精干优秀，又是那么体贴贤惠。自从有了她的协助，工作起来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在这里，他又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他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依恋上了她。但是他同样为这种想法而深深自责。他觉得这种想法太对不起自己的妻子了。结婚九载，他亏欠谭正伦的太多了。那是一个多好的妻子啊!他长年在外，她不仅独自支撑着这个家，而且一直负重劳作资助着甚至可以说是供养着他啊！他不能辜负于她，他必须要以最坚强的理智守护住对谭正伦这样一个好妻子的忠贞。
他们虽都在压制着这种刚刚萌芽的情感，但是天天生活在一起的现实环境，却又在不断催生着这份情感，使得这份情感犹如夏季的禾苗，任由狂风暴雨，也压制不住它的生长。
他们在互相爱着，但是，他们都没有捅破感情上的最后一层薄纸。
这种有爱不能言的日子一复一日地持续着，一个意外的突发性变故，在检验着两人的这份情感。
1944年的春天，江竹筠同挚友何理立一道去《新华日报》营业部买苏联小说《虹》，从报社出来，被特务跟踪。她们发现后，想了很多办法才甩掉了“尾巴”。
党组织知道后，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决定她俩先后转移到成都。于是江竹筠离别了这个纯洁无瑕、温馨惬意而又充满戏剧色彩的“小家庭”。
到成都后，江竹筠根据组织安排，考入四川大学。她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繁忙的学习和火热的斗争中。然而，当她静下来，梳理着和彭咏梧的感情时，却发现这份情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她明白自己人虽离去，却并不能就此扼断对彭四哥的这份已然生根萌芽但尚未破土的爱情。像彭四哥一样，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稳重、不轻易冲动地暴露个人情感的革命者了。有爱说不得，她心里涌动着沸腾难抑的情愫和难以言状的酸楚。
这次分离，也让彭咏梧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失落感。他一下子又从温暖的“家”回到了以前单身的日子里。每当像从前一样，忙完工作，匆匆赶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再没有以前那种温馨，一切依然，只是伊人已去。他本以为两人分离后，可以斩断他们之间的情丝，没想到却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江竹筠遭遇了人生情感上的一次重大打击。原来她的母亲在她离开不久因高血压病加重而陡然病逝。当江竹筠知道这个消息时，已是两个多月以后的九月份了。得知这一噩耗，江竹筠十分悲痛。很长一段时间，当她和好友谈到母亲含辛茹苦把他们姐弟抚养成人，而自己却不能在她身边尽孝送终时就肝肠寸断，泪沾衣襟。
寒假一到，她立即回到重庆，到母亲的坟前祭奠。她和彭四哥继续着假扮的夫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