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被捕后，廖承志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以前在狱外为革命东奔西走，虽是艰辛，却很充实，而今身陷囹圄，不免无聊。白天，作作画，也就打发过去了，可恨的是寂寞更长的夜晚，四周一片黑暗，监狱里不时传来刽子手的吼叫，受刑者的呼号声。这时，他常常想狱外的同志，惦念着母亲和妻子。母亲，是一位巾帼英雄，她正直、刚强，纤弱的躯体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惊人的意志，一生中矢志追求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父亲的遇害，不仅没有将她击垮，反而更坚定了她的信念，她把母爱倾注到儿女身上，同时又把这伟大的母爱延伸到整个社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宁愿卖画为生，也不食国民党的俸禄。母亲是儿子的骄傲，也让他魂牵梦萦。由于母亲敢作敢为，激烈抨击蒋介石的反动，蒋早就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动辄株连九族的专制时代，自己的被捕，将会使她老人家的处境更加险恶。还有妻子，她是一个端庄、敏慧、娴静而又贤德的女人，他深爱着她。记得当年他在敌人追捕下，奉组织之命，偷偷离开上海时怀揣着妻子的玉照，踏上充满艰难险阻的征途。这照片伴随廖承志带着手铐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延安。尽管汗水、雨水、热血，早已将照片揉搓得面目全非，但他依然留着，因为经普椿在他心中是永远不可替代的。那时在延安，一位从上海来的三流影星，钦佩他的才华，对他频抛绣球。面对频频的秋波，他心如止水，一心挂念着在上海的阿普，没想到，那一次分别，五年时间才得相见。如今自己又在坐牢，今生今世不知能否再见，她还好吗？
想到战友、亲人，廖承志夜不能寐。“决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一定要想办法向党向亲人告知自己被捕的消息。”但是，在这密不透风的高墙电网内，怎样才能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呢？利用狱中难友，不行，因为自己独囚一室，根本不可能与他们见面，况且这里只进不出。越狱逃跑，更行不通，敌人监视如此严密，插翅难飞，从哪里逃呢？他在囚室里来回走着，不断地思考着，设想着种种方案，又被一一否定。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了，利用监狱的工作人员，传递消息应该是比较安全。他开始物色策反的对象。其实，狱中看守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一些中下级士兵，他们是为生活所迫，并不是甘心情愿替蒋卖命，只要晓以大义，是能够争取过来的。狱中有一个姓姚的工作人员，很钦佩廖的才华，更敬佩他刚正不阿的品质，每次送饭时，总要报以同情的目光，廖承志选中他为突破口。此后，廖承志常常与他从拉家常到谈论目前形势，分析中国的前途命运。滴水穿石，这人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决计投奔延安，并利用休假的机会，冒着风险把廖承志的信送到韶关交给经普椿。据廖承志夫人经普椿在《承志与我》一文中叙述：
大约在1943年，有一天晚上，一个陌生人来敲我家的门。我问他找谁？他说有事相告，说完他把雨伞扯下来，从竹制伞中取出一封信交给我。我一看，是承志从江西监狱写给我的。信中写着，自己被关在江西监狱，死不足惜，但决不做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百姓的事，要我放心。这个陌生人姓姚，是江西监狱中的工作人员，承志经常对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很同情承志的遭遇，决计去延安找共产党。承志就让他到广东来找连贯、乔冠华等人联系。听说，这个人后来真的到延安去了。
打听到廖承志关押地后，何香凝立即赶到江西探监，特务推说不知此人下落。不得已，她只好直奔重庆，找到蒋介石，逼蒋交人。她一见到蒋介石就质问：“仲恺先生就这么一个后代，你们究竟把他弄到哪里去了？”面对这位外表看似纤弱的老太太，蒋介石不由得有点发怵，十年前她营救廖承志出狱的情况，老蒋还记忆犹新：
1933年3月，刚从德国回到上海不久，在党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工会党组书记的廖承志，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串通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病体未愈的何香凝救子心切，直闯上海警备司令部，要警备司令吴铁城要么放人，要么把她一同关起来，吴深知何是国民党元老，连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请她做“证婚人”，她都敢于当面拒绝，要是夫人有个三长两短，他岂能担当得了，于是忙打电话请示宋子文。事又凑巧，给夫人看过病的医生就是宋的表哥，正在宋家作客。他把夫人正患心脏病，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告诉了宋。宋于是又急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蒋也害怕何万一死在警备部门口，他无法向国人交代。只好向宋说：“你看着办吧！”这一模棱两可的话，使得何香凝顺利地将廖营救出来。蒋介石私下也慨叹：这是一位难缠的老太太。此时面对何香凝的诘问，他又耍起了无赖手段，百般抵赖。以后，何香凝、宋庆龄也不断向蒋施加压力，共产党也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但国民党有关方面总采取抵赖态度。
1945年1月，蒋介石电令江西省主席曹浩森，嘱曹转知军统江西站站长邓树勋，将廖用飞机押解到重庆，自此，廖承志落入军统之手。到重庆后，廖立即被投进渣滓洞监狱，在狱中，他每天都在牢房门口高唱《国际歌》，看守禁止不住，又害怕引起骚动，几天以后，将他转到离白公馆约一华里的黄家院子秘密囚室单独囚禁。院外层由交警巡察总队两个排的兵力看守。
囚于黄家院子后，他又想作画，无奈没有纸笔。不久，他再次将一个看守说通，从狱外的朋友郁风和黄苗子那里弄来了笔墨纸张，从此，他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懒得看，专心致志作画，打发狱中时光。他的画生动、活泼、幽默，很多看守都想要，但慑于戴笠的淫威，却不敢要。军统总务处长沈醉想将廖承志的画收藏起来，被戴笠知道后，叫去臭骂了一顿，画也被毁了。廖公在狱中作了很多画，可惜的是，出狱时由于特务的刁难，一幅也未带出。
1945年下半年的某一天，黄家院子突然来了几个人，他们又是给廖承志理发，又是为他比量，说是要做衣服。几天后，他被押上一辆汽车，在歌乐山上转来转去绕了几个圈子后，便在一幢漂亮的房子前停了下来。廖承志被带进了一间布置得非常豪华气派的房中。他在房中坐了大约10分钟，心里正在想不知这些家伙又在搞什么名堂，这时，蒋介石走了进来。廖承志坐着未动，看了蒋介石一眼。蒋介石先说话了：“辛苦啦，只要你不再给共产党做事，我一定重用你。你不要忘记，你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后代，不要对不起他们。”廖承志说：“我只有现在这样做才对得起他们。”蒋介石又说：“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后悔。”廖承志没有再说话，蒋介石只好走了。
回到监狱后，他发现其他待遇没有改变，伙食倒是改善了。原来一天只给两碗饭，饭中加了点盐，掺点水，就算一天的囚犯伙食。现在改成中午晚上均有菜、汤。廖承志心想，恐怕是蒋介石见我不思悔改，让我吃好一点，要送终了。廖承志一向开朗、乐观，他想，要死，也要做个饱死鬼，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风卷残云般将桌上饭菜吃光，然后就等刽子手押他赴刑场了。可是，刽子手并没有来，有些看守对他的态度还有所改变。其实，那是由于宋庆龄和何香凝不断向蒋要人，国共重庆谈判时，周恩来也当面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廖承志等人的要求，政协会议上蒋也许诺释放政治犯，各方面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释放廖承志。此次蒋介石见他，不过是想最后进行威逼和收买罢了。
1946年1月22日，廖承志获释，成为抗战胜利后政治犯获得自由的第一人。
1978年10月20日，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同志到北京请廖承志回忆在重庆被关押的情况，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正在准备出国访问，他在百忙之中仍抽出时间接待了来采访的同志，下面就是当时的采访记录：
廖副委员长和来访的4位同志一一握手，一面问：“你们是重庆来的吗？”接着用四川话问：“你们来做啥子？”大家顿时都笑了，我们感到格外亲切。我们说：“我们今天主要访问您，您在重庆被关在‘中美合作所’的地方在哪里？是不是黄家院子”。并拿照片给廖看，他戴上眼镜看了照片一会儿说：“对头，在这里关了两个月，是在楼上。”问：“那么长的时间您还关在哪几个地方？”问时，又拿照片和中美合作所简介给他看。他看了简介上面的照片指着渣滓洞监狱说：“就是这个地方，先是一个大房子，有两层楼。关在这里有三四天，我唱国际歌，敌人害怕了，就把我关到黄家院子，之后又搬了个地方，要翻两三个山头，有两间平房，有两个排看守，整天看守我。”廖承志同志对当年关押的情形仍记忆犹新。”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A类173卷）
国民党军统重庆集中营里遇难的300多人中，有唯一的一名外籍人-日本军医官河北外男。
河北外男，1917年出生于日本一个贫民家庭，幼年父母双亡，靠卖报和做杂工赚钱交纳学费，一直读到医科学校毕业。
1940年6月，侵华日军占领湖北沙市。由于战乱年代人民流离失所，加之天气炎热，因此沦陷区病疫流行。日军为实施占领区的防疫，以日本红十字会慈善事业的名义设立防区防疫机构，将河北外男从军医处调到沙市“荆沙防疫诊疗所”充任所长，担负着全荆沙地区的防疫工作，如派人在通衢要道和各哨口打预防针、种牛痘、检查粪便等。
1942年5月，河北外男以出去搞防疫注射为名，骗过日军检查哨，带领周大泉等七名医护人员，离开沙市，沿柳林洲江堤步行20公里，到达观音寺瓦子湾渡口，进入中国军队驻防区。
正当他们为脱离险境而暗自庆幸时，不料被驻守公安县闸口镇的国民党军队逮捕，并立即经巴东押解到陈诚第六战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恩施，一直秘密监禁到1942年底。
1943年春，河北等人被押到重庆，先后被军统关押在石灰市稽查处监狱和望龙门22号军统看守所。军统将河北外男当做“国际间谍”，对其施以电刑、老虎凳等酷刑。河北不堪忍受，遂在牢房里用刀片割颈自杀，经抢救脱险。
不久，河北被转押于歌乐山下红炉厂秘密囚室，与国民党青年将校团成员梅含章关在一起。起初彼此不敢讲话，待慢慢熟了，便开始交谈，成了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下棋、聊天。
河北外男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写一手漂亮的汉字。
1945年，梅含章被转往孟家院子秘密囚室。分手时，两人依依不舍，河北用中、日文写了两首诗，赠给梅含章。中文诗的内容是：
歌乐山下茅屋外，一夜轻雪梅花开。愿汝百春鲜微笑，莫忘馨香送东海。
日文诗的内容是（译意）：
临别的话
我站在长满青草的路边送你，跟你告别，祝你永远幸福。
1945年，河北外男牢房里关进了另一名日本人-黑木正清。他的到来，改变了河北外男的命运。黑木是日本的职业间谍，贵州独山失守后，黑木曾携带日本特务头子山满的密信，潜入桂林投奔于广西省长黄旭初门下，由黄将他密送重庆进行诱降活动。后局势转变，蒋介石怕他泄露机密，命令将他监禁起来。作为一名军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在黑木眼中，河北外男自然被视为帝国的叛徒、军人的耻辱。河北外男也鄙视黑木的鸡鸣狗盗、不人不鬼的特务行径。两人水火不相容，狱中不断发生争吵和斗殴。黑木竟向国民党告密说：河北外男是日本的共产党人。
“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人”的特务，哪能听得河北外男是共产党的密告。
1947年夏，国民党保密局以“国际间谍”、“图谋刺杀委员长”的罪名，将他押至重庆两路口南区公园秘密枪杀。
除河北外男、黑木正清两名日籍人员外，在军统重庆集中营里，还关押过苏联工兵上尉辛可夫和瑞士籍人米乐斯。
辛可夫是1945年秋被捕的，当时，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派辛可夫到察哈尔张北县附近侦察地形，被傅作义部捕获，囚于第十二战区长官部，不久解送北平行辕。苏联大使馆获悉辛可夫被捕后，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国民党一面矢口否认，同时军令部命北平行辕将辛送往重庆关押于白公馆。因不堪虐待，他于1947年越狱，当跑至小龙坎时，被看守长杨进兴带人抓回，改囚于松林坡原戴笠警卫室。在苏联大使馆的再三追问下，1948年10月，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派西亚司秘书朱士熊持外交、国防两部会签命令来渝，指示释放辛可夫，由徐远举派总务课长安国华会同朱士熊，用空军飞机将辛可夫送往兰州，交由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遣送回国。
米乐斯抗战初期来华，被军统视为“嫌疑分子”而加以逮捕，先是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经过长期侦讯，未获“罪证”，即被提到“教务所”作“工作修养人”，后转到重庆白公馆，不久即获释放，因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徐远举认为可利用他做反苏情报工作，将他要去试用了半年，但是米乐斯本是一浪人，在这半年时间里，除偶尔去办公室应卯，剩余时间都在外面日嫖夜赌，还假借外国人的身份，在社会上招摇撞骗，给特务惹下不少麻烦。徐远举大失所望，于是发给他几个月薪水，外加一张到上海的飞机票，将其打发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