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谅解，当时重庆刚解放，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对每个殉难者所掌握的资料是很不够的。生前从事地下工作的烈士，他们出于职业的本能，即使在狱中也不轻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别人，甚至还要以一些伪言假行来故意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而真正了解情况的人可能又与他同时牺牲了，加之在我国当代历史上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极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行动，在评定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将其生活细节无限夸大，上纲上线，而抹杀其主流本质，这就势必造成一些历史悲剧，席懋昭仅仅是其中的一员。
1983年，四川省委组织部根据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请求，对席懋昭和其他一些殉难者重新进行调查审定，陈云同志为席懋昭作了关键的证明：
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我回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当时我化装成小学教员，组织上派了一位担任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我。我们为躲避国民党的追击部队，走的是山路，经荥经、雅安到达成都。在成都，我和他分开活动。我持刘伯承同志的亲笔信，找到他的在中美银行任董事的朋友。那人一见我，就说外面风声紧，要我快走。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和护送我的同志前往重庆。在重庆，我又持刘伯承同志的信找到他在药铺的弟弟，在他家里住了几天，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到此，护送我的那位同志完成了任务，和我分手。
一九三七年，我到延安后曾见过护送我出川的那位同志，记得他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不久，他又被派回四川做地下工作，从此没有再听到有关他的消息。
今年四月，仪陇县委来信说，他们在征集党史资料过程中，了解到一位叫席懋昭的同志，一九三五年曾被四川省委派到大渡河迎接中央红军，并护送我去上海，以后在延安还见到过我，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牺牲于重庆渣滓洞，问我是否能够证明。我由于记不起护送我的那位同志的名字，便要办公室查一下这位席懋昭当年是否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是否也在该校当过教员。最近，四川省委组织部送来材料，证实席懋昭同志确曾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另外，还送来一张他的照片。这些情况以及照片，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断定，席懋昭同志就是当年护送我从灵关殿到成都、重庆的那位同志。
从四川省委材料上了解到，席懋昭同志一九四八年被捕后，积极参加狱中斗争，表现是好的，但由于一点小毛病（乱用难友的钱），一九五○年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未将其列在烈士名单上。一九五三年，他的家乡仪陇县将他定为革命烈士。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陈云八三，十二，二十日”
（摘自烈士陵园《席懋昭烈士档案》）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函（1984）156号”文件向四川省民政厅发出《关于同意追认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的批复》：
席懋昭（又名席哲明、席克进），仪陇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成都北区区委组织干事。一九三五年在天全县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迎接红军工作，同年阴历五月，经组织安排完成了护送陈云同志从天全县到重庆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到延安。一九三八年二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派回四川做地下工作，曾在仪陇、雅安、泸定、天全、小金（懋功）、芦山等地活动，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晨在雅安被敌人逮捕，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殉难于重庆渣滓洞。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关于追认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复查结论》，同意追认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追记大功一次。
（摘自烈士陵园《席懋昭烈士档案》）
牺牲在军统重庆集中营里的烈士，他们中有很多是夫妻、父子、母子、兄妹。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们牺牲了小家的幸福，换来的是崭新的中国。陈以文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陈以文，1923年1月出生于湖北沙市一个小商人家庭。1935年春，随父亲到汉口，考入湖北省第一中学初中部。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武汉学生纷纷响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年仅13岁的陈以文，出于爱国热情，和广大同学一道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通过这些活动，他开始受到革命的洗礼，同时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在当时进步学生组织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如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并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希望。1940年，经同班同学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鄂西一带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到皖南事变。
1942年秋，因皖南事变波及而失去组织关系的陈以文，为了寻找党组织，来到重庆，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理学院，进入化学系。1943年初，他只身到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与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接上了头。皖南事变以后，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决定在国统区暂时停止发展新党员，一般不恢复原有党员的组织关系。以文虽然找到了刘光同志，并没有解决恢复党的关系的问题。但从此以后，他和杜子材同志等在工作上就取得了党的直接领导，根据当时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工作。
1944年下半年，陈以文和杜子材在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与复旦大学的一批进步同学共同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在当时形势许可的条件下，对国统区的青年，特别是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花在《导报》上精力最多，通过《导报》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办《导报》的经费非常困难。除了党组织和朋友们的支援外，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为《导报》募集经费。他曾以《导报》的名义组织音乐学院、中大音乐系的进步同学在当年的胜利大厦举行民歌演唱会，为《导报》募捐。为了办好《导报》，他常和同志们一起加班加点，有时通宵不眠。那时，复旦大学在重庆北碚，远离市区，而送审、校对、付印必须在市区进行，为了工作需要，他经常是当夜从北碚步行进城，次日又将《导报》带回学校，和同志们一起分发、寄往各地。
当时在筹建《导报》的时候，同时组建了中国学生导报社，这是一个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团结、教育青年的半公开的进步学生组织，其成员遍及重庆各大、中学校。
为了开展青年工作和办好《导报》，他几乎走遍了当时重庆地区的大、中学校，和社员们密切联系。当时重庆交通不便，他经常是步行。他对青年工作倾注了满腔心血，除亲自吸收社员，发展组织，做好办报的业务工作外，还非常关心青年的健康成长，组织他们学习革命理论，讨论形势和任务。随着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团结和发动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经南方局青年组同意，在“中国学生导报社”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学生社”的组织。“中导社”和“中国学生社”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前期重庆的学生运动中，起过很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通过《导报》及“中导社”，陈以文为革命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的人材。在陈以文的亲自培养下，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中导社”社员中，有不少人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奔赴解放区，有的去川东农村参加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有的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一直在重庆坚持斗争至解放。
内战爆发后，按南方局的指示，党组织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农村，开展农民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以达到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目的。为此，党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并派党员到农村去工作。1947年春，陈以文接受组织安排到上川东农村，担任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在达县、梁山、大竹、垫江一带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他在当地民间组织“兰交会”、“山王会”、“姐妹会”的基础上，秘密组织“农民翻身会”，以此开展群众工作，从中发现优秀分子，吸收入党，他多次参加“兰交会”的成立会，和农民兄弟一起喝“血酒”盟誓。在长期的农村工作中，他总是努力使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有时为了工作需要，他装扮为商人，以作掩护，平时总是穿着当地农民的服装，头顶草帽或斗笠，脚踏草鞋，翻山越岭，深入贫苦农民群众中，通过拉家常的形式，向他们宣讲革命道理，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之所以受穷，并不是天生的命，而是因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共产党革命就是为了让穷人翻身。他经常向农民兄弟宣传解放战争和国统区人民斗争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土地法大纲。他指出，只有组织起来抗丁抗粮，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农民才能翻身解放。
为了组织抗丁，他常将一二十个适龄的青年组织起来，轮流到各家吃、住、干农活，一旦发现抓丁的来了，或发出警报，或拿棒自卫，这样很难抓到一个人。
为了发动群众，陈以文和同志们共同创作了《十把扇儿》的民歌，在群众中进行传唱。歌词是：
你我庄稼人（是连连），一辈子苦啊（溜溜），穿不热和（是唉哟），吃不饱啊（干哥儿乘）。
说起苦来（是连连），说不完罗（溜溜），好比大河水（是唉哟），舀不干啊（干哥儿乘）。
有钱之人（是连连），进学堂啊（溜溜），你我放牛娃（是唉哟），干着急啊（干哥儿乘）。
十岁那年（是连连），爹得病罗（溜溜），莫得钱来（是唉哟），抓药吃啊（干哥儿乘）。
求神拜佛（是连连），不得行罗（溜溜），拖来拖去（是唉哟），爹死得惨（干哥儿乘）。
龟儿老板（是连连），黑心肠啊（溜溜），估倒我妈（是唉哟），退押佃罗（干哥儿乘）。
女流之辈（是连连），莫办法啊（溜溜），拖起我弟兄（是唉哟），下了堂啊（干哥儿乘）。
廿岁那年（是连连），打日本罗（溜溜），龟儿保长（是唉哟），抓壮丁啊（干哥儿乘）。
逼得我弟兄（是连连），到处躲啊（溜溜），到了夜晚（是唉哟），睡田坎啊（干哥儿乘）。
日本垮了（是连连），心喜欢啊（溜溜），这一下子（是唉哟），享太平罗（干哥儿乘）。
龟儿老蒋（是连连），硬可恨啊（溜溜），投靠美帝（是唉哟），打内战啊（干哥儿乘）。
想来想去（是连连），路一条啊（溜溜），拿起枪杆（是唉哟），打老蒋啊（干哥儿乘）。
打倒老蒋（是连连），好翻身啊（溜溜），不受穷来（是唉哟），不受欺啊（干哥儿乘）。
他还自编自谱了《一杆红旗哗啦啦飘》，其歌词是：
共产党，解放军，解放人民，不当兵，不纳粮，消灭蒋匪军，一根红旗哗啦啦飘，打土豪，分田地，人人都平等。
救人民，出水火，建立红色政权，哗啦啦飘，一心要把革命闹。
这些歌曲在当时的游击区广泛传唱，1949年渣滓洞看守所难友们在春节联欢会大合唱时，也选唱了这些歌曲。
在长期的农村工作中，他一改知识分子的文弱之气，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一次，他为了把秘密宣传品送到目的地，在6个钟头内跑完了90里山路。当受命在中途截他的特务到达时，他早超前特务几十里路了。连敌人的警察局长也忍不住哀叹：“共产党里真有神行太保，陈以文就是的。”敌人更是把他传说得神乎其神，说他能够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他们悬赏500大洋，要陈以文的头颅。
经过陈以文、王敏等同志的艰苦努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在大竹县的张家场、杨通乡共发展党员近百人，组建了张家场、杨通乡等特别支部。在这里，他还和其他同志一道积极抓建军、建立两面政权和统一战线的工作，很多国民党的乡政权都为地下党所控制，组建了张家杨、杨家乡武工队，他们经常以狩猎为名，上山出操打靶，学习开会。
1948年2月，当邓照明和王敏等同志带着队伍在梁山的虎城寨、大树坝、黄廷乡，达县的南岳乡起义时，陈以文也带着队伍在大竹张家场、文星乡、杨通乡一带举行了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次起义遭到失败。1948年3月，根据组织安排，陈以文撤至梁山，组建梁（山）垫（江）忠（县）工委，由陈以文任工委书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当时，正值“虎南大”暴动失利不久，士气受挫，反动派实行残酷的清乡，同情革命的群众遭到残杀，环境极为险恶，党员干部所过的生活，正如一位同志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没有盐巴，喝玻璃汤（白水汤）；没有粮食，八颗米抬一块洋芋（土豆片）；钻刺笆笼，衣裳裤儿撕成条条。吃不到蔬菜，缺乏维生素，许多人嘴角糜烂；百分之百的同志，身上都有捉不完的革命虫（虱子）。”在这样的环境里，若非心中有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是一天也过不去的。但是陈以文同志却“忍常人所不能忍”，坚持战斗。他经常手挽竹篮，化装成卖笔墨文具的小贩，与梁垫特支书记蓝蒂裕或委员朱麟，走村串户，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截至年底，单在垫江一县，就发展新党员20余人，新青社社员30余人，农民翻身会会员50余人，使抗丁抗粮的斗争重又红火起来。
然而正当他准备又一次大展身手的时候，却不幸因红旗特务的出卖于1948年12月下旬在垫江被捕。在垫江县监狱里，特务专员、敌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等亲自开庭“审讯”甚至施用电刑，追查陈以文的组织关系，但除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外，敌人一无所获。于是把他押送到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旋即又解送渣滓洞楼下五室。
陈以文刚到渣滓洞，难友们就告诉了他父亲曾被捕关押在这里后获释的消息。原来，陈以文同志在下乡之前，曾托好友、重大进步学生宋廉嗣收转他父亲的来信。1947年11月，有不少进步学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或失踪，当时党组织考虑到宋廉嗣处境比较困难，安排她秘密离开重庆。同学们以为她失踪了，便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敌人也为此大伤脑筋。恰巧她一走，陈以文的父亲从湖北沙市的来信被学校训导长当成共产党的信件没收，予以公布。陈以文是国民党悬赏500大洋捉拿的“要犯”，自然不肯放过这一线索，于是，在沙市中山路二十八号万春花行当店员的陈以文父亲陈仲庭先生被敌人逮捕，关进渣滓洞看守所。敌人最初把陈老先生当成我地下党的联络员，后来发现不是，就要他交出儿子。老人面对敌特，义正词严地说：“我们父子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你们胡乱抓人，父赎子罪，天下哪有这般道理？你们敢把抓我的理由公诸于众吗？更何况我向来最了解自己的儿子，他为人光明正大，他同样是无罪的！”一席话，驳得敌人哑口无言。陈先生爱憎分明，一贯支持儿子的革命工作，在狱中表现很好，他利用敌人对老年人看管较松的方便，为难友们做了很多好事，难友们都很尊敬他，称他为“监狱之父”。后来，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老先生于1948年春被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