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婚姻的厌恶主要有以下两个缘由：第一，从外地嫁过来的新娘由于婚前无法见面，婚姻成了一场叫人提心吊胆的赌博；第二，我当时已经悄悄地做好了逃离枣梨的一切准备，我做梦都想离开这个荒僻的山村，在这个时候结婚，无疑会改变我的决心。但是，我的反抗不仅没有使母亲妥协，相反，它促使母亲加快了联姻的步伐。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只能顺从她，任何对她的拂逆和抗拒只会导致她变本加厉的报复，父亲和她生活了一世，可惜，对于这一点明白得太晚。
当新娘的轿子顺着桔麓山下的一条小路朝村里走来的时候，我依照母亲的吩咐在大门口迎候。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想拉屎的欲望，我忍无可忍，只好朝村头的一簇小树林里奔去，可是来到树林之后却怎么也拉不出屎来。九斤和尚每隔一会儿就到树林里来看我一次：“快，轿子已经到了村头了。”这时，我听见鞭炮在空气中炸响了，硫黄和纸捻的气味一股股地朝树林里飘过来。九斤和尚在树林边急得直跺脚，可是我一点也不着急，我故意慢慢吞吞，把它作为对母亲的最后一次徒劳的抗拒。
我跟着九斤和尚走进院门的时候，那顶红轿已经在院中停稳了。我看见轿顶上积了薄薄的一层霜。新娘正由几个陌生的女人搀扶着从轿子里走下来。她的旗袍让轿子上的一个竹钩挂住了，露出了里面深红色的绒裤。在手忙脚乱之中，她头上顶着的一块红布也掉在了地上。她的脸一路上让风吹得红扑扑的，眼中流露出既欢乐又悲伤的神情，怯生生地打量着四周的人群，我不知道是她可怜无依的神色使我对她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是相反。但是它一下子就感动了我。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当我想到这个高大而陌生的女人将要与我朝夕相处，一种奇妙的感觉立即爬遍了我的全身。我的内心甚至产生了某种庆幸的念头，我似乎感到为了这桩婚事和母亲足足顶撞了一个月看来毫无必要。
九斤和尚拉着我的手，将我拽到新娘的边上。她在冷风中瑟瑟打抖，并飞快地瞥了我一眼。从她的娘家跟来的媒婆愣愣地打量了我一下，一把就将我推开来。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困窘，他们簇拥着新娘朝院子的中门走去，将我撇在了一边。
我和九斤和尚面面相觑，站在院中不知所措，他替我拨弄掉头发上散落的草屑和蛛网，随后终于想出了一句话来安慰我：“不要着急，天总会黑下来的。”
新娘来自几十里之外的大泽乡，名叫杜鹃，来到枣梨之前的大部分时光，她是在一条船上度过的。长年的水上生活使她的皮肤变得黑黪黪的，她平常总是紧抿着双唇，很少跟人说话，可是当她笑起来的时候，嘴唇就会微微上翘，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后来，杜鹃告诉我，婚礼的当天，当她从轿子上下来时，尽管那么多的陌生人让她眼花缭乱，可她还是一眼就将我认了出来。“我早就在船上梦到过你了。”她说。当那天中午，她们在客厅坐着喝茶的时候，媒婆拉了拉她的衣角，悄悄地问她：“刚才你看到新郎了吗？”“我看到了。”杜鹃回答。“我看那个秃顶的半老头有点像。”媒婆果断地说。她指的是九斤和尚，的确，九斤和尚那天刚刚刮过胡子，穿着笔挺，容光焕发。
九斤和尚所说的那个天黑的时辰很快就来了。我走进修饰一新的卧房，母亲正在房内和杜鹃说着话，看到我进来，杜鹃的身体在一条木质的长凳上挪动了一下，尽管我没有像她指望的那样坐到她的边上去，可心里还是觉得暖洋洋的。她的脸就像一只刚刚长熟的石榴，既腼腆又大胆，在以后的日子里，当她在摆弄一团团绒线或者用汤婆子熨衣服的时候，我常常看到她脸上的这种安详的神色。在母亲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这样彼此对望着，不说一句话。炉火烧得正旺，树柴在燃烧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火光将大半个床沿都染红了。深夜，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呼刮过的北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睡意。起先我们是背靠背地睡着，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她已经蜷缩在我的怀里，牙关轻轻地扣动着，发出均匀而轻微的鼾声。
杜鹃的身上带有一种水乡女人特有的无忧无虑的气息，一种凡事深信不疑的秉性。她像井水一样沉静，像风一样自由自在。这正是我所希望的。这门预先被安排的婚事给我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安宁，但是这种短暂的时光很快就结束了。就像一泓清水被突然搅浑了一样，我的心情总是因为对过去有所顾忌而一下子变得很坏。
一天晚上，杜鹃告诉我，在她从水码头边洗完衣服回家的路上，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将她拦住了。他们跟她开起了粗野的玩笑，编造出一些下流话来挑逗她。其中的一个人还让杜鹃三更时分在河边的码头上等他。
“我才不会搭理他呢。”杜鹃一边用剪刀剔着蜡烛，一边低低地说。
她的脸在烛光下显得模糊而虚幻，我好像是在隔着一层雾看她似的。
第二天早上，杜鹃到田地摘金针的时候，又在村头被那伙人缠住了。宋癞子嬉皮笑脸地跟她说着话，看到我走过去，他并没显出惊慌的样子，而是用他那种惯常的阴冷的目光瞥了我一眼，领着那伙人慢慢散开。宋癞子走到河边，回过身来朝我喊了一句：
“晚上睡觉的时候，代我来那么几下。”
杜鹃来到枣梨园不久，马上就和小扣混熟了。她们常常一块儿去赶集，一块儿去村里的磨坊轧面，一块儿给院子里新栽的花木浇水。在白天，她们俩像姐妹似的形影不离，晚上，她们就一起坐在灯下做针线，像咕咕叫着的鸽子一样说一些只有她们自己才能听得懂的话。
小扣现在已经有二十六七岁了。可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永远就像处女一样。我和杜鹃躺在床上的时候，常常会突然想到她，想起她成熟而又有弹性的身体。我和杜鹃的床笫之欢更加激起了我对她的渴望，有时候，我好像觉得是在和小扣干那样的事。这个念头怎么也驱赶不掉。有一次，我在廊下碰到小扣，就悄悄地把这一切告诉她，谁知她不但没有表示感激，反而立刻伏在廊柱上哭了起来。在我婚后的那些日子里，小扣的眼神总是躲躲闪闪的，一看到我朝她走过去，就像一只猫似的远远地逃开了。
对于我和小扣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杜鹃也应该有所察觉，但她从来不闻不问，依旧和小扣有说有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母亲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变老了。她的肩膀瘦削下去，眼窝坍陷，而且总留着一层黑圈。她成天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在枣梨园渐渐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她的记性大不如前，说话的时候老爱流口水。有时，她盯着墙壁沉思好半天才想起她要做的事。有时，她手里抓着一把菜刀和几枚洋葱头走到我的房里来。这年清明节，她突然提出来要去祭奠父亲的坟冢。这件事，九斤和尚和我都感到非常意外，因为父亲死了那么多年，这个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早已将他忘记了。那天，我们来到父亲那座早已坍塌的坟前，为它新壅了土，按照母亲的要求，我们还特意为它做了一顶双层的新帽子。
又过了一些日子，杜鹃迟疑而又认真地告诉我，她梦见母亲去世了。她比枣梨园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更相信梦，相信那些只有她才会想象出来的预感。有一回，她梦见我在十月的雨天离家出走了，然后就哭了起来，它深深地刺痛了我。因为那时，由于一位乡绅的推荐，我不久就要离开枣梨园前往信阳了。这一切都是私下里悄悄进行的，我对谁都没有透露过半点风声。那些天，我常常在深夜被她的啼哭惊醒，她的脸像一面映入落日的镜子，长时间地仰望着我。一个月之后，当我把第二天准备离开枣梨的消息告诉她时，她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吃惊，而是用她那种惯常的坚定语气对我说：“带着我一起走吧。”
临行前，母亲已经重病在床了，整个枣梨园都被一种令人颓丧的气氛包裹着。那些天，杜鹃像是为了给我们长久以来沉默不语的时光做一些弥补，整日整夜地跟我说着话。她说起大泽乡的水上生活，说起她的外公，那条在江中漂泊的船只，说起她曾经丢失在水里的一枚戒指，她的话匣子打开了，她的故事比一个向日葵结出的籽还要多。
由于母亲的猝死，我的行期往后挪了几个月。上路那天，刚好是十月的第一个阴沉的黎明。我沿着村外桔麓山下的那条道路走出了很远，杜鹃依旧扶着门框站在门边，依旧是往昔那副仰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会突然改变主意，重新回到她身边似的。在我以后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一直到我在东驿第一次看到胡蝶的前夕，我都清晰地记得她当时的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