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林和姐姐度过了忐忑不安的一周，令人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几份病理报告几乎在同一天通过曾医生转交到了高晓林和姐姐：全都没有明确的诊断结果。高晓林的情绪崩溃了，彻夜不睡觉，把各种监护的连接线都从身上扯下来，大喊着“我不想治了！”一向坚强的姐姐也落泪了，对曾医生说想尊重弟弟的意愿，回家去。曾医生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姐弟俩，从医十余年，真正愿意放弃生命的病人是极少的。曾医生曾经目睹的只有三个：一个是40多岁的肺癌晚期男人，上有70多岁的父亲和98岁的爷爷，下有16岁读高二的品学兼优的双胞胎儿子和女儿，想节省点钱；另一个女患者是白血病，60多岁了，自幼被父母遗弃，36岁又死了丈夫，好不容易拉扯大的儿子成家后做父亲还不到三年，想将自己积攒的钱留给马上上幼儿园的孙子；第三个是一个即将退休的中学校长，在得知自己是肝癌晚期时又接到刚博士毕业的唯一的儿子被准媳妇杀了，自己坚持出院回家的当晚，在夜深人静后偷偷地跳楼自杀了，现状惨不忍睹。至今回想都不寒而栗。
于是曾医生安慰姐弟俩：“这只是第一个回合失败了，还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姐姐还是哭个不停，表达感谢的同时，还是坚持要回家。“太难了，医生，实在熬不下去了，他们村里有风俗，死人不能进村，他想趁着弟弟还活着，带他回去。”
曾医生有点急了：“高晓林是因为病得难受，说些丧气话，你不能失去理智啊。取活检也花不了多少钱的。你今晚回去好好想一想，愿不愿意让弟弟走得不明不白。你要是决定出院，明天来找我办出院！”
姐姐抹着眼泪走了，曾医生心里也非常难受。在其他人眼里看来，这是一个把烫手山芋脱手的好机会，只需要让家属签署一份自动出院证明，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但是曾医生不想就这么算了。人类最大的恐惧是“未知”，他想通过他的努力，让高晓林能走得甘心一点。
经过一夜的思考，姐姐的情绪稳定很多。曾医生给高晓林加大镇静剂的用量，并尽可能让姐姐在床边陪伴。总算把姐弟俩都暂时稳住了。他拿着几张报告，去找病理科的同事沟通，却意外发现了突破口——皮肤活检里有一些淋巴瘤的蛛丝马迹，但组织实在太少，没有办法下诊断。他盯着显微镜里那星星点点疑似恶性的细胞，不禁握紧了双拳。他告诉姐姐，其实在皮肤活检里已经被他们发现一些端倪了，跟最初的猜测差不多，非常像他们怀疑的疾病——淋巴瘤，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只是组织太少了，无法诊断，必须取大块的组织才有可能弄清楚。当然，这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经过一夜的沉淀，姐弟俩的情绪都稳定了很多，最后都同意进行检测。
如果想取到大块组织，只能求助外科医生，去手术室进行操作。但高晓林的情况根本没办法去手术室，只能在病床上进行活检。这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如果不放手一搏，诊断的可能性就是零。但来会诊的外科医生表示，床边手术的风险太大，可能会出血不止、伤口愈合不了，曾医生恳请外科大夫艰难地答应了下来。手术开始，只进行了局部麻醉。高晓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医生拿起刀子，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皮肤。这样的场面和切身之痛，曾医生担心他受不了，找了一个架子，搭上床单，挡在他跟外科医生之间。高晓林的脸上紧扣着加压面罩，说话更加困难。曾医生告诉他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点点头，眼神坚定。他们决定取他溃烂速度最快的那部分皮肤，这样找到恶性细胞的几率会大一些。他站在床头，告诉他不用说话，如果疼就举手示意，他会让外科医生补麻药。手术刀精准切下去的瞬间，晓林举起了手。曾医生连忙说：“好的，知道了，给你打麻药。”他急切地摆摆手。高晓林举手去抓吸氧的面罩。曾医生按住他的手，轻声安抚他：“很快就好了，再坚持一下。”
高晓林顺势攥住曾医生的手，另一只手艰难的把吸氧面罩扯开一条缝儿：“多取一点儿，我不怕疼，你们给我多取一点儿。”曾医生看着他的眼睛，溢满破釜沉舟的决心。
曾医生鼻子一酸，答应他：“知道了，放心吧，你专心喘气，要是疼就捏我的手。”
手术顺利结束，外科医生尽力给他们取了一块很大的皮肤。外科医生很担忧，说这个伤口根本没法缝合，也难以愈合。曾医生说这些都是小事儿，只要诊断清楚，后续就有希望。这块皮肤泡在福尔马林液体里，隔着玻璃瓶，看上去比实际显得更大一点儿。曾医生举着它盯了很久，这是高晓林最后的希望了。取完活检的当天下午，曾医生决定给高晓林用超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需要家属签字同意。姐姐有点疑惑。她曾经跟曾医生说过，省城专家建议试试大剂量激素，但是被晓林拒绝了。高晓林告诉她，大剂量激素确实可以暂时缓解病情，但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且他最担心的是，用了激素以后会让病理变得更加不典型，难以检测出结果。她不明白，为什么弟弟现在又同意用激素了。曾医生委婉地告诉她，现在取了一大块皮肤组织，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了。“所以我想把激素给晓林用上，至少能撑到结果出来那一天。”
姐姐没有再提问题，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沉默地签下同意书。曾医生已经尽他所能做了全部的努力，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
孤注一掷的等待令所有人感到窒息，姐弟俩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有点刻意回避结果的问题。可能是不想再次失望，所以故意表现得不那么期盼吧。曾医生每天都在电脑上刷新数次病理报告，常常盯着那个灰色的界面发呆，既盼望能早一天出结果，又有点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如果再不能明确诊断，也许真的要放手了，曾医生有点不敢想象。当病理报告的灰色界面变成可读的蓝色界面时，他深呼吸了好几口气，才把鼠标对准它，点开。看过大段大段病理描述，几十个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他的目光最终定格在报告末尾的结论上：“淋巴瘤诊断成立”。那一刻，曾医生有点想哭的冲动，同时有一种卸力后的虚脱感。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明确的结果，这一次，总算能对病人和家属有交待，对他自己也像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被永远地翻页了。曾医生查阅了文献，高晓林的这种淋巴瘤是两年前刚刚新命名的一种类型，最突出的就是起病急骤、进展迅速，而且缺乏典型的病理特点，没有经验的医生根本不认识。不幸的是，这是恶性程度最高的那一类，治疗效果也极差。诊断清楚的起点，几乎等同于高晓林生命的终点。
曾医生把病理报告单交到姐姐的手上，告诉她终于诊断清楚了。姐姐激动得双手颤抖，茫然望着那一大段专业术语，有点不知所措。他提醒她：“看最后一行的结论就行。”
“淋巴瘤诊断成立。”姐姐喃喃地念了好几遍，声音越来越大，从自言自语变成掩面大哭。她说：“终于弄明白了。”
曾医生都有些不忍心告诉她，她弟弟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只能以天来计算了。姐姐问曾医生要不要瞒着弟弟？曾医生建议她不要给高晓林无谓的希望，这么聪明的孩子，自己上网查资料也能知道个大概。如果能清楚知道自己未来的时日，可以更好的规划，不在最后的时光留下任何遗憾。姐姐同意了，她拿着病理报告单去了弟弟床边，如实相告。姐弟两个人再次抱头痛哭。这么长时间的煎熬和祈盼，哪怕是坏的答案，也总比至死没得到结果更令人心安。高晓林有些沮丧，但慢慢又接受了这个事实，“至少，不是和爸爸一样的病。”
最终，姐弟俩决定继续接受治疗。高晓林的准姐夫也赶了过来。所有亲人都来到高晓林身边，陪伴他走最后的路程。每天晚上的楼梯间，母亲、姐姐、还有准姐夫，三个人并排睡在那里，在距离高晓林直线距离不到五十米的地方，默默陪伴着他。每天半小时的探病时间宝贵，曾医生也不便去打扰，他给相熟的血液科病房医生打好招呼，很快就把高晓林转了过去，并拜托同事尽量照顾。转科的时候，高晓林和姐姐都是感谢，没有提及一句病情。面对已知的有限未来，他们接受的很平静，高晓林知命地说：“有家人陪在身边的每一秒都是多赚来的。”
曾经总是愁眉苦脸的姐姐，自从得到答案以后，再碰见他时，不再是随时冲过来的样子，只是很坦然地打了声招呼“那么晚还没下班呀？”他极少把联系方式留给病人家属，但这次，他把手机号留给了高晓林姐姐，告诉她有事就给他打电话。姐姐很珍视地记下号码，再三表示不会轻易打扰他。
血液科病房很像流水线作业，住院、打化疗、出院，循环往复。这个治疗过程看似平平无奇，却很难想象，高晓林这样的病人，是所有人拼尽了全力，才争取到这个宝贵的治疗机会。有的病人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高晓林去了血液科以后，曾医生没有再去看望他，只是会经常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病历再看一看这个名字。高晓林因为身体状况太差，血液科的专家讨论后，为他制定了一个减量的化疗方案，然而只打了一个疗程，就无法再继续了，效果也很差。曾医生给同事发消息：“看你们科不准备再给他打化疗了，如果太占你那里的床位，可以把他再转回来给我，我送他走最后一程。”
同事很客气地回复，内容却让人心疼：“没关系，没有多长时间了。”
不久后的一天，曾医生收到了晓林姐姐的短信：“曾医生，非常感恩在弟弟最后的这段日子里遇到您，能让他走得明明白白。我要带着弟弟回老家了，再次感谢。”
曾医生回复说亲人都为高晓林倾尽了全力，他有爱和陪伴，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叮嘱她不要坐“黑车”。姐姐说是家乡的救护车，已经停在医院急诊外面了，当天就能到家。曾医生想，挺好的，高晓林还来得及看看老家地里的庄稼。那天，停在医院的外地救护车，少了一辆。曾医生最终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生命是无价的，但也不是只有病人活下来，才是唯一的胜利。当生命无法挽救时，让病人没有遗憾，也是一种“圆满”的结局。
“这就叫‘你若性命相托，我必全力以赴’，在医疗系统就是靠这些平凡中的伟人支撑起来的！特别是今天的****，更加彰显了科学家和一线工作人员的高大形象！”萧韵帧诚恳地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