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庄最边的一户人家里，我见到了新的血头，一个浑身干巴，没有几两肉的男子。他的目光阴冷阴冷，像毒蛇的目光，让人看后不寒而栗。他的皮肤非常黑，就像煤炭一样，腮帮边还长着一个小肉瘤，看起来既丑陋又恶心。事前，三轮车夫在那片草地上告诉我，这个人尽管瘦小，但是他是周围村庄里最难对付的血头，他非常阴毒，身上常年带着一把一尺长的尖刀，一言不合，就会动刀杀人。这些年，被他刺伤的人不下十几个。他的手下也有一帮弟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欺男霸女，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但是一直没有人敢惹他们。
这个院子里也养着几只狗，每只狗都有半人多高。三轮车夫曾经向我说过，为了训练恶犬的杀气，肉瘤经常用生肉喂养它们，所以，即使在夜晚，也能感觉到它们浑身散发出来的戾气和恐怖，这些恶犬的眼睛像狼一样通红发亮，让人毛骨悚然。这些恶犬比狼的身躯更庞大，更有战斗力。
这个院子里有两行平房，每间房子里都睡满了人，他们打地铺睡在地上，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排木乃伊。房间里散发着霉烂和腐臭的气味。肉瘤让一个手下带着我一直向里面走，在最里间的房子门口停住了脚步，那间房屋照样没有房门，路灯光照耀着他们一双双很多天没有清洗的脚，他们的脚就像烧黑了的木桩，一动不动。
肉瘤的手下一把将我推了进去，这间猪窝一样的房屋，以后就是我的住所。
借着门外的路灯灯光，我在地面上铺好了床铺。这间房屋里还有四个人，他们此刻睡得正香，都在打着鼾，有的鼾声像战车碾过冰封的荒原，声音隆隆；有的鼾声却又像檐前融雪悄然滑落，断断续续。他们的睡姿也很恶俗，你捂着我的嘴巴，我抓着你的裤裆。
我刚刚躺下去，突然就看到两只蟑螂从铺盖卷下爬出来，慌手慌脚地爬向墙角。我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像见到了那几只满眼血红的恶犬一样。这间潮湿肮脏的房间里一定有很多蟑螂，一定有很多昆虫，此刻它们都躲藏在阴暗的角落，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我，准备在我熟睡了以后，爬上我的身体，爬上我的脸颊……
我一直很爱干净，然而，自从做了暗访后，我不得不让自己变得肮脏起来。只有让自己的身体肮脏起来，我的心中才没有了恐惧。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铺上，我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座省城，和拾荒者和小偷们睡在一张通铺上的情景，回想起睡在帮主窨井里的情景，回想起逃离丐帮的凶险情景，回想起小兰被杀害后的情景，回想起小雯被抓后蹲在墙边捂着脸的情景……我又想起了此刻在北方一座贫困山村中卧病在床的父亲，父亲肯定也没有睡，癌症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此刻正在折磨着父亲；我又想起了母亲，母亲肯定也没有睡，她站立在父亲的身边，暗自垂泪……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告诫自己，再苦再累，再脏再怕，我也要坚持下去，我要赚很多钱，我要还清为父亲治病所欠的几万元外债，我还要支付父亲现在每天几十元的医药费用，我要治好父亲的病，让父母的生活好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喊声：“起来起来，他妈的，快点！”屋子里有两个人起床了，他们摸索着穿好了衣服，另外两个人依然鼾声大作地熟睡着。我知道，就像前一天凌晨一样，这些血奴会在村口集合，然后坐着大卡车，去到某一个采血点去卖血。可是，另外两个人为什么不去呢？
血奴们离开后，院子里显得异常安静。我在蒙蒙眬眬中睡着了，睡梦中，蟑螂爬满了我的全身，我想呼喊，可是喊不出来，嘴巴里也是蠕动的蟑螂，它们的身体碰撞在一起，咔嚓作响……突然，我感到脚上一阵剧疼，睁开眼睛，我看到一个留着长发的人站在我脚边，面目狰狞，他正用穿着皮鞋的脚踢着我裸露的脚脖子，他盛气凌人地喊道：“快点起来，老子带你办身份证去。”
10年前的流氓，都喜欢留长头发或者剃光头，人们走在大街上，见到那些长发的和青色头皮的，都躲得远远的。而10年后的今天，长头发变成了艺术家的标志，而光头则是时尚的特征。现在的流氓也有爱好，他们的爱好变成了文身。
我站了起来，走到水龙头边，用冷水刷牙洗脸。长发看着我，给另一个小流氓说：“这丫的还知道讲卫生。”
长发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教师。”
长发怀疑地说：“教师？就你这样子？教师还卖血？骗鬼去吧。”
我说：“我是小学民办教师，穷得叮当响，不卖血能有什么办法？”
长发似乎恍然大悟：“哦——干这一行比当教师好多了，当教师能有几个钱？”
§§§第五节血奴的“生产率”
那天早晨，我跟着长发去办身份证，长发知道我是民办教师后，一路上对我很客气。他说民办教师都很穷，他们村庄就有几个，穷得都没人愿意嫁给他。唉，连流氓都看出民办教师恓惶，为什么那些大肚子的人就看不到呢？
我和长发坐着一辆人力三轮车，蹬三轮车的是一个50多岁的人，腰身佝偻，像一个问号。长发一路向我炫耀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他口若悬河，畅谈国家大事。他可能认为，能让一个教师佩服他的观点，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一路都在听着，随声附和着，他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俗语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其实，流氓都喜欢装作自己有文化，喜欢装深沉，说话的时候也喜欢文绉绉的，一些人们不会用的书面语言，也会出现在他们的口头中，让人觉得莫名其妙。长发还喜欢在说话时夹杂一些成语，而这些成语要么使用不恰当，要么错字连篇。他说：“美国打伊拉克，简直是囫囵吞枣。伊拉克‘腊’手不及。”他把囫囵吞枣理解成“容易方便”了，他把措手不及说成了“腊”手不及。
我向长发讲起了我小时候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一次饱饭，那时候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够吃一碗凉粉，因为那时候的我认为凉粉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每次赶集的时候，经过凉粉摊，我都会大口大口地吞咽口水。其实那时候一碗凉粉也就两毛钱，可是父母舍不得给我两毛钱，因为两毛钱还能买到一斤盐，或者灌到一瓶醋。那时候的食盐和醋都是散装的。食盐像岩石一样颗粒巨大坚硬无比，需要用榔头才能砸开；醋是本地的一个老人用柿子自己酿造的，醋的上面经常会漂浮着一层白色的凝固物，有时候还会有几只被酸死的昆虫。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住校生，一周回家一次，每周日下午背着一周的干粮来到学校。我每天只能吃一个玉米面窝窝头，其余就用红薯充饥。冬天的时候，玉米面窝窝头非常坚硬，都能把狗砸死，窝窝头的表面结着一层冰凌，一咬，就留下几个牙印。周六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挖野菜，什么小蒜、荠菜、野苜蓿等等，凡是吃起来没有奇怪味道的都挖起来，回家后，母亲用开水把这些野菜烫熟，撒上盐，拌上醋，装在一个罐头瓶子里，这就是我一周的副食。那个罐头瓶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初中三年一直用着……
长发也说起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说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民办老师，对他很好，天冷的时候，还会让他睡在自己生着土炉子的房子里。可是那时候他不喜欢学习，喜欢打架，总是惹那个老师生气。后来那个老师患病死了，他一直觉得很愧疚。初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总是受到村长的欺负。有一次，他叫上几个哥们，躲藏在村口，夜晚村长回家的时候，他们用石头一顿猛砸，把村长砸得住院了。后来，村长知道是他干的，但是不敢找他的碴儿，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帮子弟兄，都喜欢打架……
长发是我在血奴群落中接触到的最可爱的流氓。
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辆拉着血奴卖血归来的车辆，长发说，这些都是别处的卖血人。这里有多少血奴，连他都不知道，“少说也有几千吧。这是我们这里的致富之道、发财之路。”
中午的时候，人力三轮车将我和长发拉到了我上次来到的那个卖血的地点，卖血点的周围依然聚集了很多人，都是血奴。长发说：“这里每天都是这样，血站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抽血的只有那么几个女子，一天给出去的钱就有好几万，你说他们能有多少钱？”长发羡慕地说。
距离血站几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家商店，商店掩映在一片浓密的树荫下。商店的货架上放着几瓶可口可乐和雪碧，还有几包方便面，外包装上蒙着一层尘土。商店有一个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几个作业本，边角都已经卷了起来，显然放置了很长时间。作业本的旁边是几个烟盒，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让烟盒的颜色变淡变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香烟。和几乎所有乡间小店一样，这间商店经营各种日常用品，每种商品却都只有少数陈旧的几件。
这家商店和大城市火车站的那些商店一样，它们做的都不是商品生意，这些商品只是一个幌子，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它们有另外的见不得人的生意。
这家商店办理各种证件。长发说，老板以前是刻章的，生意一直不好，一年到头只有两身衣服，夏天一套，冬天一套。可自从做了办证的生意后，彻底发财了，整天穿西装打领带，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港商，“癞蛤蟆上大街，冒充绿色小吉普。”长发嘲弄地说。
我跟着长发走进这家商店，老板显然认识长发，他抽出一根香烟，讨好似地给他点燃了，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把香烟放进口袋里。长发从老板的口袋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说：“你他妈的也太吝啬了，生意来了，一根烟也舍不得发。”老板点头哈腰地说：“抽啊，抽啊。”
老板有四十多岁，满脸都写着油滑和奸诈，他前一秒钟还在笑着，后一秒钟就会拉下脸来，笑容像风一样突然消散了，你只能听到他在说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想法就像女人的年龄一样，让人无法猜透。他穿着一条黄色军裤，黑色皮鞋，上面穿着一件大红毛衣，毛衣的下摆塞进裤腰里，用皮带扎紧，毛衣的外面还打着一条花花绿绿的领带，领带的外面是一件苍青色的西装。正像长发说的，老板果然发财了，果然喜欢穿西装。
办理身份证前，先要去照相。三轮车又拉着我和长发来到了相距二三里路的镇上。在一家照相馆里，照完相后，又等了两个小时，我就拿到了自己的一寸免冠照片。午后，三轮车拉着我们回到了商店里。
老板说：“最少要交六张照片，办六个身份证。”
我问：“身份证怎么办这么多？一张不就够了？”
老板说：“一张怎么能够呢？人家一般都是办十几张身份证，每次卖血的时候拿一个，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
长发也在旁边说：“老板说得对，大家都是这样。你必须最少办六张。”
老板拿出一张纸，让我把所要办理身份证的地址和姓名写上去。我拿着圆珠笔，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写。老板一把抢过了圆珠笔：“这有什么难写的？”他在纸上一下子就写出了六个名字，张明强、李德生、胡山海等等，然后，又在每个名字后面填写了江西省、河南省等六个不同的详细地址。“我办的证多了，全国各地的地址提笔就写。”他得意地说。
这样，我照了一张照片，洗成了六张，就变成了六个人，出生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叫着六个不同的名字。
下午，六张身份证办好了。每张身份证上都是同样的一张我的照片，而名字不同，出生地址不同，身份证号码也不同。我捧着这些身份证，惊讶万分。
三轮车将我们拉到居住地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远山近水，静默无语，树影疏淡，炊烟袅袅，高高的天空中，有几只鸟的翅翼无声划过，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美丽，然而，没有人知道这里掩藏的血腥罪恶。
我回到房间，看到同寝室的四个人都在。他们刚刚吃过晚饭，正百无聊赖地坐在地铺上，有的用手指抠着脚趾甲；有的无神地望着门外；有的用手掌在干瘦的身上揉搓，一搓就会掉下一层泥垢；还有一个和我床铺挨着的，正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好像有心事。
我刚在自己的铺位上坐稳，血头肉瘤就走过来了。他站在门口，他不屑走进这间散发着异味的房间，他指着我说：“89号，明天你上班。”说完，他就离开了。我的编号是89号。在这里，血头称呼每个血奴都不用名字，都是用编号或者外号，就像囚犯一样。
抠脚趾甲的停止了动作，右手食指仍然做出一个勺子的形状，他问我：“你是什么血型？”
我说：“O型。”
勺子说：“我也是O型，明天一块儿去。”
勺子说：“我一月要卖血十几次，每次都用不同的身份证。”他挽起胳膊，让我看他两条手臂上的针眼。手臂上，针眼密密麻麻，就像是包了一层纱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