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悄悄地来了，又静悄悄地走了。当然，见面时我们总少不了寒暄，走时也必定会打一声招呼：“我走了啊！”“我出去一下啊！”……声音里透着亲切。然后，挎着那标志性的军用小挎包，他就轻轻地下了楼——时光荏苒，屈指数来，我和庆邦在京城的同一个屋檐下，相识与相交已有十多年了。十几年抑或几十年，他的绿色军用小挎包也新换成了褐色的小挎包，但与我们日常交往的情形基本没有变。来了，收拾好自己的房间，他就默默地坐在里面写小说，每天只写一两千字，完成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收工。成天沉浸在自己创造的小说艺术世界里，他有些陶醉，也有些幸福。
当然，我们也要经常交流一些工作的。
他除了是北京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专业作家之外，还是我们中国煤矿作协的主席，是《阳光》杂志的前任主编，现在仍然是我们杂志的特约编审。有时，为了作协和杂志的事情，我会到他的房间，坐在他的沙发上向他汇报工作；有时，在写作的间歇，他也会捧着茶杯，静静地踱到我的房间说上三言两语。这样，作协和刊物的很多事情一下子就谈好了。正儿八经开会的情形也是有的——开会总少不了讲话，看他漫不经心，但话一出口，却是深思熟虑，说得特别认真。比如，煤矿作协每四五年会评一次“乌金奖”，对这个全国煤矿文学的最高奖项，领导们都很重视。启动大奖的时候，大家一起开会，我们说些评奖上琐碎的工作，他强调的则是评奖的纪律。他要求大家认真，提醒大家注意保密，尤其不要接受别人的“信封”云云，说得大家都笑。笑过之后，大家对他的郑重其事和周到细致都心生敬意……有时，我们杂志社几位编辑为一篇稿子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我就会拿给他看。他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计，不仅认真看，而且还认真地写出审稿意见。作协发展会员、培养新人、开展活动……若说煤矿作协和刊物这些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与他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是分不开的。
说起他生活中的认真劲儿，从我们偶尔的娱乐活动中也看得出来。他好玩牌，出差在外，朋友们赶在一起，就有一些扑克的牌局；工作之余，一年里也会有三五个朋友相邀玩几场牌。他出牌慢条斯理，该出的出，该闪的闪，他从不轻狂和随意，若输了牌，最多自言自语一句：“唉，打得真臭！”开始打牌时，我总有些胡闹，一时兴起，出牌时嘻嘻哈哈，就有些玩笑的成分。他看出来了，轻言慢语地说：“打牌要认真，打牌都不认真怎么行呢？”……“敬畏文字”“诚实劳动”“用心写作”“凭良心”这些平常的话，都是他写创作谈时用的标题。他这么写，在别人看来，也许只会当作一种老生常谈，但对于我们这些天天与他相处而了解他的人来说，却知道他是怎样的言为心声，怎样的一种自省与修炼——我这样说，或许让人以为他是一个爱“较真儿”的人，其实也不是。他是一个宽容的人，甚至显得十分宽厚。
早些年，他与我的四五位同事一起坐在一间大办公室。那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忙忙叨叨，他却像一位入定的老僧，在自己的桌上写着小说。后来，我们俩在一间办公室，我的工作电话多，又喜欢烟不离手，屋里经常烟雾缭绕。他一进门便放下自己的小挎包，照样伏在桌上写小说，弄得我过意不去，他却泰然处之，丝毫也没有责备的意思。实在写累了，自己就从屋里踱出去，散步、晒太阳，或者找一块绿地活动一下筋骨。完成了自己的写作任务，他另一种休息的方式就是下楼去拿报纸和信件，然后翻翻报纸和杂志。再后来，我们好不容易弄了两个房间，他才有了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写作的房间。尽管颇费周折，他却没一丝厌烦，更没有一句怨言。
写作是要有一定的定力的。庆邦就是属于那种有定力的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上，还能从他的创作态度上看得出来。读过他小说的人都知道，文坛上那些年总有一些“时尚”的东西作祟，一阵风接一阵风，一个浪接一个浪，让人眼花缭乱。但他从不追风逐浪，总像一位持重的钓者，只钓自己的那一尾鱼；又仿佛一座智慧的岛屿，只生长自己的植物。“老老实实地写”，他还把这话写进了他出版的一部小说集的序言。他说：“我尊重同行们的创新、求变和探索，但文学不能赶时尚，时尚都是肥皂泡泡，炫目得很，也易碎得很，我们永远赶不上。生活是在不断变化，不断给我们提供新鲜的感受，我们应予以关注。但变中有不变，文学也应该关注那些不变的东西……”
有一段时间读他的小说，我觉得他小说里有一种水草般的轻灵，仿佛一泓清水浅浅地流淌在青草间，洇出了一大片的美。不是那种密不透风的味道，而是一种漾着水、漾着爱的轻盈。我仿佛还看见青草上那晶莹的水珠。他的确是追求美的，小说往往呈现的是一种或明朗或阴柔的人性美，即便写悲剧，也有一种夺人心魄的酷烈之美。美可以说是他小说的基调。许多人喜欢他的小说成名作《走窑汉》，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位矿工常年在井下，而在井上的妻子被人欺辱，那矿工找人复仇的过程。这是一篇具有复仇性质的小说，故事说起来简单，他却把它写成了一个灵魂拷问和精神逼迫的人性悲剧。或许是生长在南方的缘故，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曲胡》《鞋》《梅妞放羊》《春天的仪式》《响器》等等被我称为“浸润着水草性质”的小说……我甚至认为，读他的书必须在心静的时候，最好是在春天，躺在有太阳的草地上，一边牧羊或者放牛，一边静静地翻着他的作品，那时，阳光的味道和青草的味道会使人沉醉，从而憧憬和感悟人生……
记得我刚到北京工作不久，有一回接他的电话，他称我是“有南方口音的人”。熟悉了，操着浓浓的南方乡音，我喜欢冒冒失失地谈他的小说。有一回，我问他：“你的小说有些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的味道？”他点了点头。后来我才知道，他喜欢《红楼梦》，喜欢曹雪芹，现代作家里爱读的是鲁迅和沈从文的小说。这两位文学大师的作品对他的创作都产生过影响。他曾把鲁迅小说和沈从文小说作过比较，说：“鲁迅小说重理性、重批判，风格沉郁，读起来比较坚硬，但深刻；而沈从文小说重感性、重抒情，风格忧郁，读来比较柔软，小说表现优美。”如果说，在鲁迅的小说里，他看到了非同凡响的思想之美，使他认识到了作家对社会与人生思考的重要性，那么，沈从文的小说就让他享受到超凡脱俗的情感之美和诗意之美了。沈从文的很多情感饱满、闪烁着诗意光辉的小说，更是契合他的审美趣味，他如同找到了精神导师。沈从文先生在世时，他就想去拜访，但最后还是怕打扰人家而错过了机会。而对于汪曾祺的小说，他认为汪继承了沈小说的衣钵，在新时期文学中起到了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知道他对他们都有着自己透彻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我很为自己简单的理解感到冒昧和唐突。
很快，我就读到了他的很多另一种风格的小说。比如他的《平地风雷》，写的是“文革”时期一位老实农民因受欺侮而报仇的故事，写得也非同凡响，透过故事的本身，深深地揭示出了人性的悲哀和民族的劣根性。评论家陈思和说这篇小说写的是“在一个令人压抑的环境里，人们本能地抗衡平庸，妄想制造一些刺激性的事件宣泄心中无名的苦闷”。这一篇有别于我认为的具有“水草”性质的其他作品，它充满了阳刚之美……实际上，他有很多这样的作品。由少年到青年的农村和煤矿生活，由思索和努力而得出的对人生、对艺术的看法，使他的脚下有着挖掘不尽的乡土、煤矿和城市的深厚土壤。这三色可以说是他摆弄小说的魔方，谁都不知道他用这些魔方会“制造”出一篇什么样的小说。说他的小说是一坛陈年的老酒历久弥香吧，我想并不过分和夸张。比如，他多年前的作品《鞋》，小说那如纳鞋底的细腻的笔锋，氤氲了一种温馨的艺术光芒——一双布鞋，许多有乡村恋爱经历的人都珍藏过，其中所蕴含的女性光辉和人间真情叫人怎不珍爱和亲切？……他写了七部长篇、三十多部中篇、二百多篇短篇，这样的数量是很大的。从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中篇《神木》《卧底》《家属房》《哑炮》，到短篇《走窑汉》《鞋》，等等，研究过他小说的人都知道，他有着几种方式和语言的写作……人类本身的缺点和人性的真与伪、善与恶、崇高与卑微，他都写得不动声色，对社会、对人情和人性的揭露与展示更是力透纸背，自然他的小说观照的都是我们的民族之魂、国民之性……因此，读他的小说，不仅是要在阳光下的青草地上，也需要在黑夜和黎明，需要在一切需要思想的时候——在这个喧嚣与嘈杂，大众文化、精神快餐正在不断败坏我们胃口的时代，我想，读他的小说是可以帮助我们剥落一些浮躁的。不要仅仅看到文坛上“各领风骚三五天”的表演，人们最终还是需要一种沉甸甸的黄金品质的艺术和人格，而他和他的小说是会为我们提供这些的。
关于小说创作，庆邦的很多见解新鲜而独特。他有过“小说的种子”和“含心量”的说法。他认为，小说的种子有可能生长成一篇小说的根本因素，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小说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我听他讲这话的那一阵子，轻言细语，仿佛心里真的装满了大把大把小说的种子……他还总结出小说的审美，说“哪里美往哪里走”，提出小说创作的“实”与“虚”等等观点。他认为，存在、生活、近、文字、现实、客观、物质、肉体、具象都是实的，而相对应的理想、情感、远、味道、思想、主观、精神、灵魂、抽象就为虚……小说就是要处理好这些实和虚的关系问题。他怕没说清楚，耐心地解释说：小说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即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为此，他分析出了几个层面，说第一个层面是从实到虚，第二个层面是从虚到实，第三个层面从实又到虚。这是层层递进的三个层面，或者说这几个层面是一步一步提高的。只有把小说写虚了，才能达到艺术的要求，才能真正成为艺术品。从实到虚，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了第二个层面，就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第三个层面，山隔着一层雾，水带着一片云。从实到虚，是从入世到出世；从虚到实，是从出世再到入世；从实再到虚，就是超世了……这些观点类似于佛教的“悟禅”，有些玄妙，但他用自己的创作体会做例证，又毫不保留地把观点讲得深入浅出，大家听了都懂，都受启发。他曾在《中国煤炭报》当过副刊部主任，又在《阳光》杂志当过主编，培养的作者成了“气候”的就不少，他当然知道作者心里最需要的是什么。他讲得慢条斯理，听众听得津津有味。因此，他的课很受欢迎，让听众觉得这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庆邦好像还有个“距离”的说法，大意是说人与人的相交得有“距离美”。写小说是一种“审美”，与人相交，他时时用的也是一种美好的眼光。他诚实为人，也以一颗善心待人，真的遇到什么不平之事，顶多连连说上两声“这不好，这不好”，就算是最大的愤怒而没有了下文。当然，有些事是由不得他的。他写了“千万别讨论我”，但还是被开了一次作品研讨会；他说“短篇王”是个纸糊的高帽子，但人们见了他，还要恭维他几句“短篇王”……远远地，要是隔着“距离”看庆邦，更多的让人觉得他性子像一只温和的小绵羊，不急不躁。单说常年挎在他身上的一只过时的军用挎包，就叫人浮想联翩，疑心那里面一定暗藏着一颗小说的心。“不然，有谁能像他那样持续地写出那么多出色的短篇小说来呢？”著名作家王安忆干脆这样说过。说起他与王安忆的交往有一段故事：一九八五年九月，《北京文学》发了他的短篇小说《走窑汉》，小说排在第四条位置，一点儿都不突出。但王安忆读到了，感觉很好，说“好得不得了”，立即推荐给了评论家程德培。程德培随即写了一篇题为《这活儿让他做绝了》的评论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并把小说收入了他和吴亮主编的《探索小说集》里。小说得到王安忆的赞赏，庆邦的自信心自然增加不少，惺惺相惜，从此便和王安忆有了联系，并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这样，他那挎包里不仅有一颗小说的心，还有一颗温暖而悲悯的“人心”了。王安忆说，只要在煤矿的地方说起他，都会有酒喝。这里的“酒”，当然不只是他的“名”，还有他的为人和为事。他开始工作在煤矿，写作和感情与煤矿都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联系，这也是后来他还愿意继续为煤矿的文学事业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现在，不管是熟悉的煤矿老板，还是一般的矿工，他都会把他们当作“哥们儿”，无论是好酒，还是一般的酒，他都喝得一样尽兴。有一年，河南平顶山煤矿发生了特大瓦斯爆炸，死了不少矿工，他二话没说，掏钱买了车票就去。去了也不麻烦别人，一个人悄悄地采访。回来后，他写了一篇题为《生命悲悯》的报告文学。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全部的感情都投放在那些死难的矿工和矿工家属身上，对劳动与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作品一经发表，就在矿工间引起很大反响，甚至成了矿工的安全教材……庆邦更是一个著名的孝子。他的父亲死得早，兄妹几人都是母亲一手养大，到北京工作后，他常常把母亲接到身边。母亲在老家，他也会挤出时间回去陪陪她。母亲生病时，他天天守护在母亲身边侍候，直到把母亲送老归山。母亲去世后，年年清明，他都回去祭奠，有时候，还一个人住在母亲生前为她新建的那已经长满了荒草的房子里。
这里，抄录一段他写母亲的文字——
父亲死时，我们姐弟六个还小，大姐最大十三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周岁，上头还有一个年届七旬的爷爷，一家八口全靠母亲一个人养活。为了多干活，多挣工分，母亲从妇女队伍中走了出来，天天跟男劳力一块干活。母亲犁地耙地，放磙扬场，和泥脱坯，挖河盖房，凡是男劳力干的活，我们的母亲都一点不落地跟着干。在秋天的雨季，母亲要冒着雨到地里出红薯，不出红薯全村人就没吃的。出完红薯回家，母亲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身上滚的全是泥巴。在大雪飘飘的冬天，妇女们都不出工了，在家里做针线活。这时母亲要和男劳力一起往麦地里抬雪。初春队里的草不够牲口吃，母亲要下到冰冷的河水里，为牲口捞水草。母亲所受的苦累和委屈，一想起来就让我这个当儿子的痛彻心扉。我对两个姐姐和弟弟妹妹说过，我一定要写写母亲。可我的小说还没写出来，苦命的母亲已于二〇〇三年三月五日去世了。母亲再也看不到我的小说了……
母亲去世后，他写过不少回忆母亲的文字，读起来叫人泪水潸然。
说起来，庆邦的小说创作起始就受到过汪曾祺、林斤澜两位小说家的赞赏。这三人的交往后来也有些意思——林老曾以“一棵树的森林”比喻汪老，后来又用这话比喻庆邦。庆邦知道了，说这样的“比喻”实在不敢当。倒是林老说他的创作“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和汪老当年指点他的“你就按《走窑汉》的路子走，我看挺好”这两句话，他记在了心里。他和汪老、林老感情都很深。林老在世时喜欢喝酒，喜欢收藏漂亮的酒瓶，他会拿出自己珍藏了多年的好酒与林老一起品尝，见到值得收藏的酒瓶，也不忘带给林老。林老去世时，我和他一起去八宝山送别林老，到了林老逝世周年时，他还专门去了一趟通县（现通州区）祭奠，那天好像与林老的女儿布谷还喝了些酒……轮到自己写小说有了名望，来看望和向他讨教的人就很多，这样就少不了饭局，他也总是自己拎了酒与大家一起分享——和他在一起吃过多少回饭我记不清楚了，但与他第一次喝酒倒是印象深刻。那天，大家依了他，都喝，每人两大杯，居然没有一个醉的。庆邦的酒量究竟有多大，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但与他一起喝过酒的人都会说，他的酒风亦如他的牌品和人品，那是一点儿也不作假的。有时他那喝酒的样子，就让人觉得他像一个顽童，非常可爱。
这种可爱，我还会从他平时的一言一行中深切地感受到。比如，有时下班之前，他会给他爱人打一个电话，喊着老婆的名字，问“今天吃什么啊”，或者说“今天我买了一点儿面，晚上就吃这个啊”，声音温柔而亲切……我们办公室的楼下有一片小小的草坪，草坪里有一棵石榴树，还有一丛翠竹。写作的间歇，他会去那里扭扭手、甩甩腿，偶尔还会对着红红的石榴走一会儿神，说上几句话；出门在外看到美丽的湖海，他会一个人潜下水里，尽情地畅游一番。他亲近自然，爱自然的一草一木，也爱一切的动物——朋友间流传着他的一件趣事，说是有一次到山西大同一个煤矿去体验生活，他在路边碰到一头拉煤的骡子，抱着骡子的脑袋，说：“辛苦了骡子，你要跟着人受累……”竟说了半天的话。在他的眼里，这些动物虽然不会说话，但都是有灵性的。他说：“正因为它们不会说话，我们才需要用人类的语言来理解它们。”
善待一切，总这样有意无意地渗透在他的言行里。
我在前面说过，我与庆邦相识、相交和相处转眼就是十几年了。我和庆邦都属兔，他正好又大了我一轮。在这十几年里，我先喊他老师，而后又是“庆邦老师”“庆邦”地乱叫，他从不介意，也慢慢习惯了。现在，我们当然少不了天天都要说上几句话——记得前不久的一天，他告诉我，他从农村出来四十年了，收麦的时候从来没有回去过，很想在收麦的季节回老家去看看麦田，感受一下久违的大平原上麦子成熟时，那遍地金黄、麦浪滚滚的华美与壮观的景象。他说，收麦的劳动激动人心，就像一场盛大而隆重的仪式，尤其是现在用联合收割机收麦。他要在成熟的麦田里待一待，看看用联合收割机收麦的全部过程，闻一闻那麦田的芬芳，享受一下大地丰收的喜悦。我听了都有些激动——读过许多写与名家们交往的文字，很为他们之间的那种友情感动。有时候，我就静静地想，我能天天与庆邦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真切地感受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这该是怎样一种值得好好珍惜的缘分！
2010年6月24日，北京东城区和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