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凡中国人，皆“亲情难舍”。香港另一位商界巨人包玉刚有无子之憾，在离世前做好让其女婿接班的安排，一块心病才算落地。在香港，曾有不少“二世祖”照样克绍箕裘。他们或浪子回头，奋发图强；或有负父训，落得一败涂地。作为含着金银匙出生的世家弟子，难免都会有纨绔之气。据接触过李家两公子泽钜、泽锴的人称，李家公子却毫无纨绔之气。。
“李超人”是血肉之人，在接班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亲情难舍”。李嘉诚、庄月明夫妇，在接班人培养上，可谓煞费苦心，深谋远虑，而绝不溺爱。
温室里的幼苗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李嘉诚常带儿子去看外面的困难，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看那个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希望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李泽楷在国外上大学时，李嘉诚前往探望。那天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么危险。”等到走近了，再看清楚一点，这才发现原来是泽楷。
当初，他送两兄弟到国外读书，李嘉诚没打算给他们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自那次目睹险境后，他才放弃了这种磨炼儿子的方法。
李泽楷不满14岁赴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同学不论出身富家或平民，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目睹耳染，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父亲去看儿子，发现泽楷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说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儿子在家时，每当星期天，李泽钜、李泽锴两兄弟必定会跟父亲出海畅游。这已是多年的老习惯了，像一日三餐一样不可或缺。也许大家会感到奇怪，不就出海吗？人人都会，人人都去。但是，他们出海畅游的目的，在于他们要协力上演一幕“压轴好戏”。
据李嘉诚所言：“每次出海时，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水火不容。但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融为一体。在香港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他体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确实难能可贵。
做人跟做生意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他常对儿子讲：“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允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较舒坦。
李嘉诚对儿子的培养，还不仅限于此。在泽钜、泽楷兄弟俩不满10岁时，李嘉诚就在长实会议室配有“专席”，让他的两位公子出席董事会议，接受最早的商业训练。
这件事，过了好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不然当时就要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有人不禁纳闷，不满10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其实李嘉诚并不计较他们听懂了什么，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商业氛围中受到熏陶。正如要培养一名音乐家，在襁褓时就要让他听曲子；造就一个航海家，在他学步之时就要让他到舢艇里颠簸一样。
李嘉诚给儿子们的“最高指示”，是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大肆渲染。
当儿子们逐步有些业绩时，在一些适当的场合里，他也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让他们曝光亮相。比如在1990年万博豪园推出预售之前，长实集团公司精心安排，让当时的集团执行董事李泽钜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两本杂志的访问。但是在一些无关大局的场面里，他总不让儿子面对大众，以免树大招风，无助于心理成长。
李嘉诚素以念旧著称，周千和因年老而退下来，但仍继续担任长实非执行董事，于是变相担当起了“太傅”的角色，以便世侄李泽钜好时时向他请教。
此时，周千和之子周年茂早已经是李氏的重臣了，他在李氏集团里，主要负责处理有关地产发展的问题。多年来他也是李泽钜的“指导员”，特别是在集团的重量级地产业务方面。
尽管至1993年2月，李泽钜已出任长实集团的副董事总经理，但身边仍有“师傅”与“指导员”在指导他的行为，而总司令李嘉诚仍稳稳地坐在决策者的位置上，并没有丝毫放权之意。
对于在和记大厦办公的李泽楷，李嘉诚由于“鞭长莫及”，只好放手让他打理卫视。尽管如此，他仍亲自担任卫星广播有限公司主席，对小儿子实行“遥控”。
李嘉诚再次对李泽楷重申“最高指示”——“凡事要保持低调”。但搞电视及大众传媒业，本身就是需要“曝光”的行业，因此要执行父命，确实令李泽楷颇费心机。
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二人，自出道以来，由于处事的“高姿态”而受到老父的责骂、教训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曾有一次，用来迎送贵宾的劳斯莱斯车，李泽钜受父亲交代，在车内装置一台激光碟机，却由于差少许未做足一百分，而被训斥了两句。即使是对于这样的小事，李嘉诚依然毫不放过，足见其教子之严。
其实，李泽钜本人处事一贯低调，不会像弟弟泽楷那样张扬。他“曝光”机会也不多，而且上镜表情也十分严肃。这大概是李泽钜从其父身上，察感“树大招风”、“人言可畏”，故而尽可能保持低调，风头较其弟李泽楷小得多。
李泽钜多次说，他最忌讳“接班”一词，最不愿听到的词，就是“接班人”。
李泽钜又说：“一个人完成学业，就需要工作。请不要把我们兄弟在父亲公司里工作，与接父亲的班混为一谈。”
此话锋芒不露，颇为得体。作为香港首席华资财团，其继承权问题可谓是八方瞩目。李泽钜深觉压力重大，害怕“接班”实属真言。
舆论普遍认为，李泽钜的害怕，并非懦夫心理，而是自知之明。他会努力奋斗，以期来日不负此任。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总的态度是既严格又开明，既寄予愿望又给予自由。1993年8月底，身任和黄集团执行董事的李泽楷，被提升为和黄副主席。大公子泽钜坐镇全系大本营长实集团，二公子泽楷将任全系主力舰和黄集团的舵手。李嘉诚安排儿子接班的趋势已十分明朗。
此时，二公子李泽楷正好27岁。
泽楷从少年起，就似乎与其兄泽钜不一样。回港后，李泽楷在父亲的监督下过了一段俭朴而寂寞的日子，独居普通屋村，以日本小房车代步，与打工族无异。但没过多久，李泽楷显露出“公子哥”的任性，父亲批评他时，他反驳道：“是花我自己赚的钱。”
美国《华盛顿邮报》1994年1月24日刊出一篇关于李泽楷的文章，开篇说到：
“莫看香港只是个繁荣的小都市，当中不乏自命不凡的年轻才俊。在芸芸众子中，最瞩目而又最惹众人羡慕的，当算是香港首富李嘉诚27岁的次子李泽楷。这位身材瘦小、神情紧张、头发修剪得极短的富家子弟，讲英语时带着极夸张的腔调，使他本身看来像富贵圈中骄纵的小公子。”
针对二公子的性格特点，李嘉诚郑重送给李泽楷两条忠告，除“树大招风，保持低调”外，另一条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益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
李嘉诚的箴言，不仅是他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也是他从商一辈子的经验。就是这个简单不过的原则，让李嘉诚结交了无数商界朋友，赢得了广大股东和职员的信赖和支持，树立了崇高的形象，为他赢来了无数的财富，并一举登上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满招损，谦受益”，讲究“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懂得“以和为贵”、“财不外露”。
利益共享也是中国式经商的行动准则。如果违反这一游戏规则，失去的绝不只是合作者这一个对象。口口相传，失去的将是你的整个商业信誉，继而危及你的整个商业地位。
但是如果把事情反过来考虑呢？如果按照李嘉诚所说的少拿一点，你得到的又绝非仅仅是合作的一方，而且还将包括人们对你的无限信赖和尊敬、无穷的商业机会、是少拿的1％的百倍，甚至是千倍、万倍。
显然，李嘉诚一生培养和教导儿子的，与其说是经商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做人的学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做人乃是经商之本，只有首先务这个本，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商人。李嘉诚本人是一个儒商，他希望儿子以后也成为义利相兼、德才兼备的儒商。
应当指出，李嘉诚的做法对于商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一方面，做人是做一切事业之本；另一方面，今后的商场日益没有那些见利忘义的狡诈之徒的容身之地，只有通过合法手段进行正当竞争，才能成大事。
李嘉诚经商语录：
文明一定要靠知耻，要有良心，不能靠打人家，骂人家，否则午夜梦回也不好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