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奇制胜是兵家上乘谋略，这种战略战策同样适用于商海。商海无常，谁都难以预料，但怎样才能在变幻无常的商海中捕捉住战机呢？靠的就是“奇”字。李嘉诚眼光犀利，不为别人的看法和意见所左右，能够准确洞察先机，善于以势借势，以奇取胜。
1.以小搏大，用一万元做十万元生意
做生意就是要学会以小博大，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做生意。晚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这方面的高手，是一个在钱眼里翻跟头的人。时至今日，李嘉诚把这种经营理论再度翻版。
现代资本运营理论认为，评价一位现代企业家的能力，不仅要看他拥有多少财富，还要看他能调动多少财富作为资本。因为在资金回报率同等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家能够调动的财富越多，他所得到的资金回报也就越多。
融资问题无论对于叱咤商场的大企业家，还是对于刚刚起步的小企业主，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白手起家和扩大企业规模的过程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李嘉诚无法忘记他在创业之初，其塑胶厂资金紧张几乎倒闭的经历，也同样无法忘记事业发达之后在融资方面帮了他大忙的银行和股民。可以说，善于筹集足够的资金，是李嘉诚作为一个超级企业家的重要秘诀。
早在为适应北美市场需要，扩大塑胶花生产规模的时候，李嘉诚就为缺少必要的资金而深感苦恼。他说：“我深刻感受到：资金，它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之泉。”尽管李嘉诚通过到亲友中集资招股，解决了租赁厂房、添置设备的燃眉之急，但是从这时开始，他就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而寻找突破口。
他赴意大利考察塑胶花时，深深体会到了西方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更对欧洲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觉得股份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种企业组织方式不仅不用承担无限责任，而且能较快地筹集到大批资本。对于想扩大规模，而又缺少资金的企业更为有利。
李嘉诚看准蓬勃发展的地产高潮后，一方面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楼宇未等建成就有用户上门求租，获得租金后，又继续投入兴建楼宇；另一方面根据企业的发展规模申请上市，成为公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以期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
李嘉诚是个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渴望从事具有挑战性事业的人。他已经树立赶超置地的目标，以其作为竞争对手。置地是一家上市公司，长江也非得跻身股市不可。除此，长江要想拓展别无他径。
李嘉诚的决策既是公司自身发展形势所迫，又是被香港股市发生的巨大变化所诱。
关于香港股市在当时的发展状况，李锴先生在其著作中介绍说：
香港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早在1891年就已经开始。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则是1969年前后的事。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更是在70年代以后……
香港股市，对众多欲上市的华资企业，可望不可及。香港上市条件之苛刻，使不少条件具备的华资大企业，长期被拒之门外。
证券经纪是股市与股民间的桥梁。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只使用英语，把不谙英语的华人经纪排斥在外。这样，无形中又把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投资者排斥在外。投资者难入市，股市自然萧条；股市萧条，投资者越发望而却步。
1969年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开始营业，打破了香港会一手垄断的地位。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辟了香港证券业的******。
时值内地政治趋于安定，香港经济经历大动荡后恢复并开始起飞，亟待筹资的企业纷纷触发上市的需求。1970年，远东会的成交额高达29亿元，占当时香港股市总成交额的49%。
其后，金银证券交易所（金银会）、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相继成立。加上原有的香港会、远东会，形成香港股市“四会”并存的格局。
四会并存，使公司上市变得容易，为上市公司集资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大大刺激了投资者对股票的兴趣。股市成交活跃，恒生指数攀升到1971年底收市的341点。低迷多年的香港股市大牛出世，一派兴旺。
李嘉诚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将长江实业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的。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实）。随即，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
同年10月，李嘉诚向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月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2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2元，溢价1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等三家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长实骑牛上市，备受投资者青睐。上市后24小时不到，股票就升值一倍多。“僧多粥少”，认购额竟超过发行额的65.4倍，包销商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是长实的股东。
股票升值一倍多，意味着公司市值增幅一倍多。消息传来，长实职员惊喜若狂，买来香槟庆贺。长实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并未显出特别的欣喜。
股票升值，并不表明投资者独钟长实，而是大势所致，其他上市股票均有升值，有的比长实股升值更惊人。要使投资者真正信任并宠爱长实股，最终得看长实的未来实绩，以及股东所得实惠。
李嘉诚还意识到：股票升值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会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风险会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自从1950年创业，李嘉诚经历了独资、合股的漫长岁月，终于跻身上市公司之列，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筹措无门的问题。
长实在港上市的同时，李嘉诚还积极谋求海外上市。
1973年初，由新鸿基证券投资公司代表与英国股票公司牵线搭桥，达成了协议，长实股票开始在伦敦挂牌。挂牌后，买者纷至沓来，受到了英国投资者的热烈欢迎。
1974年5月，长实又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了“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为港币5000万元，双方各付出现金资本2500万元，即各占50％的权益，积极在港拓展业务。这一联营公司的建立，对长实有重大意义，从此它可以引来大量加拿大外资，从而增强实力。
同年6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力促下，加拿大政府批准长江实业在加拿大温哥华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此举首开香港股票在加拿大上市的先例，标志着长实在加入国际金融市场中又跨进了一大步。
李嘉诚全方位在香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江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为长实发展成为庞大的集团公司拓开了一条宽广之路，这也是他跨入超级富豪行列的关键一步。
后来，李嘉诚在股市中来回搏击，收获甚丰，显得比他办实业更具天赋。他从此找到了发挥专长的最佳舞台。
李嘉诚经商语录：
创业是绝不容易的事，在发展事业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知识是助我立足社会的最主要的工具，因此，虽然没有接受正规高深教育的机会，但很早已立志只要能力所及，一定支持教育和医疗的发展。
2.借鸡下蛋，用别人的钱赚钱
李嘉诚是一个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人，而且雄心很大，能力很强，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除招股集资之外，他还努力博得银行的支持。他的格言是：尽量用别人的钱赚钱。
为了用别人的钱赚钱，李嘉诚想办法攀结汇丰银行。
香港经济界的人士常说：“谁攀上了汇丰银行，谁就攀上了财神爷；谁攀上了汇丰大班，谁就攀上了汇丰银行。”
说起汇丰，港人无人不晓，所用的港纸（港币）几乎全是汇丰银行发行的。汇丰的中文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创设于1864年，由英、美、德、丹麦和犹太人的洋行出资组成，次年正式开业，后因各股东意见不合，相继退出，成为一家英资银行。现为一家公众持股的在港注册的上市公司，1988年股东为19万人，约占香港人口的3％，是香港所有权最分散的上市公司。汇丰一直奉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管理权一直操纵在英籍董事长手中。
当时的汇丰集团董事局常务副主席为沈弼，李嘉诚寻求与汇丰合作发展华人行大厦，正是与沈弼接洽的，两人还由此建立友谊。
这样一个财神爷成了李嘉诚的合作伙伴，197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攀高峰，与汇丰银行联手合作，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发展旧华人行地盘，商业界莫不惊奇李嘉诚“高超的外交手腕”。其实，熟悉李嘉诚的人都知道，言行较为拘谨的李嘉诚，绝不像一位谈锋犀利、能言善道的外交家。
李嘉诚靠的是一贯奉行的诚实，以及多年建立的信誉，尤其是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使他名声大振，信誉猛增。所有这些，便是他与汇丰合作的基础。
长实中标获取中区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才使得“高高在上”的汇丰大班沈弼关注起地产“新人”李嘉诚来。
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虽然没有给李嘉诚带来多少利润，但他在这场战斗中显示出的大智大勇，以及由此带来的声名和信誉，令汇丰现任大班沈弼对这位地产“新人”格外关注，欣赏有加，并产生了合作意向。
原来，早在1974年，汇丰银行已购得华人行产权。因华人行位于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区，原来的华人行已年久失修，显得十分破旧矮小，与该地段的摩天大楼极不相称。1976年，汇丰开始拆卸旧华人行，决定清出地基，发展新的出租物业。
由于此时正处于地产高潮时期，该物业又处于黄金地段，因此地产商们闻讯后莫不跃跃欲试，除了想在这一物业中分一杯羹，更想借此搭上与汇丰银行的关系。
在地铁上盖竞投中一举中标、声誉大振的李嘉诚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他原以为会经过一番激烈竞争才能取胜，没想到竟然十分顺利地如愿以偿。沈弼在接到李嘉诚的合作意向材料后，当即拍板确定长实为合作伙伴。
新华人行被人们视为长江的招牌大厦。李嘉诚与汇丰合作的良好开端发展为未来的“蜜月”。汇丰力助长实收购英资洋行，并于1985年邀请李嘉诚担任汇丰的非执行董事。应该说，李嘉诚能有后来的辉煌，汇丰银行功不可没。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领略到李嘉诚进行商场征战的一个要诀，那就是攀高结贵，努力借助他人特别是银行的力量。
李嘉诚经商语录：
在有危机感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冷静、和谐。
3.一箭双雕，既卖人情又赚钱
商界中有一句话叫“和气生财”，讲的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既不要感情用事而影响生意，也不要因争夺小利，得罪他人而难获大利。与普通人比，李嘉诚更有经商头脑，不仅能够在和气的前提下赢利，而且能够卖足人情。尤其是与包玉刚的合作，更体现了这一点。
80年代中期，李嘉诚坐上香港首席富豪的宝座。可当时，李嘉诚论实力和声誉，都还比不上包玉刚。
其时，香港报刊还没有进行富豪榜编制工作，根据海外传媒，包玉刚是香港第一富豪。他拥有50艘油轮，一艘油轮的价值就相当于一座大厦。
在包玉刚集团总部办公室，挂满了他与世界各国王室成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界名人的合影照片。他是香港商界与世界政要交往最多的一位。此时，李嘉诚还未单独会见过哪一国的元首和首脑。
包玉刚起念登陆，并非一时冲动。1973年的石油危机，促使英国开发北海油田，企图重新开发本土油田，同时，亚洲、拉美都有油田相继投入开采。这样，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将减少，到7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油轮闲置。油轮是包氏船队的主力，包氏从油轮闲置联想到世界性的造船热，预感到一场空前的航运低潮将会来临。
“先知先觉”的包氏决定减船登陆，套取现金投资新产业，他瞄准的产业，是香港百业中前景最诱人的房地产。
正在吸收九龙仓股并感受到压力的李嘉诚虽不明包玉刚吸纳九龙仓是做一般性的长期投资，还是有意控得九龙仓，但他可以肯定包玉刚会对九龙仓感兴趣。九龙仓码头虽迁址，但新建的码头气势更宏伟、设备更现代化。执世界航运业牛耳的船王包玉刚，何尝不愿拥有与其航运相配套的港务业？
在华人商界，论实力，论与银行业的关系，能与怡和抗衡的，非包氏莫属。
李嘉诚权衡得失，已胸有成竹，决定把球踢给包玉刚，预料包玉刚得球后会奋力射门——直捣九龙仓。
1978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两位华商俊杰，在中环的文华酒店一间幽静的雅阁晤面：一位是具有学者风范的未来地王李嘉诚；另一位是洋溢着海派作风的登陆船王包玉刚。
五星级文华酒店是怡和集团的一项重要产业，文华以其高贵豪华、优质服务而数次被列为全球十佳酒店榜首。现在，两位华商俊杰，坐在怡和的酒店，决定怡和台柱——九龙仓的前途命运。
李嘉诚秘密约见包玉刚，一定有重要事情——他们那时的私交并不密切。包玉刚欲减船登陆，苦于无门，当他将目标瞄准九龙仓，发现李嘉诚已捷足先登。九龙仓对包氏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它的码头货仓，更有利他发展海上航运；它的地盘物业，可供他在陆地大展拳脚。
冷夏、晓笛在《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记叙道：
“经过简短的寒暄，李嘉诚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
转让？包玉刚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好事。包玉刚低头稍加思索，便悟出了李嘉诚的精明之处。李嘉诚很清楚包玉刚的情况，知道他需要什么，于是，用包玉刚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一‘转让’，可真是一家便宜两家数的好事。”
从包玉刚这方面来说，他一下子从李嘉诚手中接受了九龙仓的1000万股票，再加上他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股票，他已经可以与怡和洋行进行公开竞购，如果收购成功，他就可以稳稳地控制资产雄厚的九龙仓。而从李嘉诚这一方面来说，他以10～30元的市价买了九龙仓股票而以30多元脱手给包玉刚，一 下子就获利数千万元。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包玉刚搭桥，从汇丰银行那里承接和记黄埔的股票9000万股，一旦达到目的，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则非他莫属。
这真是只有李嘉诚这样的脑袋才想得出来的主意！包玉刚在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这位比自己小但精明过人的地产界新贵。
没有太多的解释，没有冗长的说明，更没有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两个同样精明的人一拍即合，秘密订下了一个同样精明的协议：
李嘉诚把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3亿多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包玉刚协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股票。
一个决定两家英资企业命运的历史性协议，在华商两强低声密语中顺利达成。最终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坐上英资洋行大班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