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这个方索瓦，松冈大佐就着手调整对于“皇协军”的“怀柔”政策。先是从“满洲国”又增调了两个中队东北籍士官生，再从联队抽调一批“皇军”下士官干部候补生，穿插充实到宫临济的三个团里，名为战术指导，实为思想行为监视。横向封闭，全由联队部亲善科直线联系，加之顾问和翻译人员，至少形成三张秘密网络，以防这些朝三暮四的中国人生变。
同时，根据方索瓦的建议，在桃花坞建立了“王道乐土”模范区，本来松冈希望方索瓦出任区长，但方索瓦认为，由他的妹妹方明珠出面更合适。一个中国女子担任“王道乐土”模范区的区长，会更有说服力，影响更大。松冈拍案叫绝，夸奖方索瓦不仅有军事才能，还很有政治眼光。由陆安州商会夏侯舒城等人筹资，在桃花坞办起了学校、工厂、医院等等，尽管“皇军”厌恶天主教，但松冈大佐还是拨款整修了皮诺尔的教堂，表示尊重桃花坞居民的宗教信仰，同时纪念已故的方蕴初和皮诺尔先生。看得出来，这些举措是行之有效的，不仅老百姓渐渐打消了顾虑，连方明珠和他的同学也为“皇军”的宽宏大量和体贴民情所感化，医科学院的学生翟维新出任桃花坞“亲善医院”的院长，宋诗芩在方明珠兼任校长的“亲善小学”服务，担任教务主任。
对方索瓦这样的人，松冈大佐自然是要委以重任的。这个人比夏侯舒城更有个性，更像个激进的中国人。因为他对中国政治不满，对于国家政权失望。一句话说到底，方索瓦认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他为“皇军”效劳，既有思想基础，又有行为依据。
为了测试方索瓦的政治素养，松冈还曾经带着他到古井坊里喝茶。在古井坊二楼议事堂里，松冈向夏侯舒城介绍说，这个年轻人是建立“王道乐土”的模范，为陆安州中日亲善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年轻人文武兼备，前程不可估量。
夏侯舒城握着方索瓦的手，口气怪怪地说，久仰久仰，有志不在年高，识时务者为俊杰。
早就听说方家父子两挂外国旗的故事，更听说方先生是个干大事的人，果然有胆有识，意气风发。
方索瓦似乎没有听出讥讽的味道，倒也坦然，说，夏侯家族在陆安州是名门望族，夏侯先生名校出身，还望多多指教。
见面情况总的看来比较融洽，但到进入深层次的谈话之后，彼此就有点互相瞧不起了。
通过方索瓦同夏侯舒城的交谈，松冈进一步印证了自己对方索瓦的判断。他发现方索瓦非常崇尚西洋文化，对于本国政治文化乃至民族素质，深恶痛绝。在谈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次受辱的时候，方索瓦毫不掩饰地说，这个国家完了，不仅是封建专制的问题，也不仅是政府腐败军阀混战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堕落到了只知道活着的地步，你给他民主，他恨不得自己当皇帝。国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就不应该拒绝发达国家的帮助。
为了证明中国人的不可救药，方索瓦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在当年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在山东境内因为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进攻中国的德国军队是花钱雇用中国渔民背上岸来的。方索瓦说，我的父亲在陆安州是方圆数百里闻名的好人，但是，竟然被江淮保安团逼死，我的妹妹差一点儿遭到凌辱。倒是日本军队，在紧要时刻救了我一家。所以说，是非有时候是可以超越国界的。
当着松冈的面，夏侯舒城同方索瓦发生了争论。夏侯舒城说，方索瓦先生不应该把自己一家的遭遇同民族的遭遇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民族中的一些败类理解为整个民族。这样一叶障目，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公允的。
方索瓦说，可是这个民族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啊，我听说鲁庐战役，日本军队仅仅以不到一万人的兵力，将抗日部队十万余人打得落花流水。
松冈微笑插话，是有这么回事。
方索瓦说，联想到当初沿海渔民背着八国联军来打中国，我就心灰意冷，战争失利不是偶然的。
夏侯舒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民族是由人组成的，说到底民族的缺陷是由个人的缺陷堆砌的，民族的懦弱也是由个人的懦弱积累而成的，包括你和我的懦弱。我们今天都在松冈先生的支配之下，都在为日本人做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民族的懦弱也好，明哲保身也好，见利忘义也好，归根到底是由生存状态决定的。不能把账算到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连活着都成问题，他当然不可能去忧国忧民，他拿什么去救国啊？只有国家独立，才有可能改良政治，发展经济，提高国计民生水平。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他自然要守护自己的家园。
方索瓦说，其实，我跟夏侯舒城先生的认识是相同的，苛政猛于虎，百姓不爱国。区别在于怎么办。老蒋号召焦土抗战，天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听起来其壮烈令人怆然涕下，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今的中国，虽然政府是一个政府，可是派系多如牛毛，国民政府根本拢不住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我认为，与其乱成一团，不如打散重铸。
夏侯舒城说，中国并不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也不是军阀的中国，而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王朝之争，集团之争，党派之争，信仰之争，都不能超越国家利益。方先生说国民政府控制不住中国的局面，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国民政府本身就是脆弱的、无力的。那么，用什么来收拢民族意志呢？在救国这个旗帜下，比依赖信仰哪个政府都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
松冈插话说，夏侯先生不能始终对本国抱着敌意，口口声声救国抗日，我们来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完全是为了帮助贵国摆脱困难局面，拯救民众于倒悬。你说的救国，是不是要把我们打出去的意思？
夏侯舒城说，松冈先生，我说的救国，就是说，当我们的国家富强了，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帮助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我现在不想讨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问题。我只是想说，中国人的问题，最终需要中国人来解决。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同样，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站起来的，也只能是我们自己。
松冈的脸色极其难看，说，我们到中国来，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作扶上马，送一程。有何不可啊？
夏侯舒城说，松冈先生，虽然你是日军大佐，但我们都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人，我们在这里夸夸其谈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同方索瓦先生切磋，不能妄自菲薄。即便我们现在同松冈先生合作，我坦白地说，那也是在利益的支配下的互相利用，还有个人交情。这同根本上否定国家是两回事，同卖国更是两回事。
方索瓦反唇相讥，问夏侯舒城，那么夏侯先生跟日本人合作，难道是救国？
夏侯舒城顿时语塞，沉吟一会儿才苦笑说，我承认在行为上我有见利忘义的举动，因为我是商人。但在思想上，我不能鄙弃自己的国家。
松冈和了一把稀泥说，夏侯先生，不管你怎样坚持对“皇军”的成见，但是，“皇军”还是很看重你的人格和风度。你和方索瓦先生都是爱国者，其实“皇军”也很器重爱国者，很尊重爱国者。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天经地义的，是理所当然的，是责无旁贷的，哪怕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在战场上厮杀，但我从内心还希望我们的敌人是爱国者，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尊，甚至是强大的和智慧的。在这一点上，二位都是当之无愧的。但是爱国的方式不同，夏侯先生坚持不同“皇军”在经济以外的领域合作，这是一种爱国；但是方索瓦先生希望借助日本文明的政治发展中国文明的经济，这也是一种爱国方式。有时候卖国也是为了爱国。也许你们是殊途同归，我希望你们好好合作。
夏侯舒城说，这一点松冈先生可以放心，探讨问题不妨碍做生意。
方索瓦也表示，可以同夏侯舒城很好地相处。
不久，松冈向方索瓦提出，以桃花坞原区公所的二十个兵丁和方家的十名家丁为基础，增加人员装备，建立桃花坞别动队，由方索瓦出任司令。方索瓦欣然允诺，但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名称不能叫别动队，可以叫自卫团，手里有几条枪报仇、有几个人看家护院就行了；二是自卫团成立后，河田大尉手下的日军就不能再留在桃花坞了，既然是模范区，驻扎日本军队不伦不类。
松冈大佐反复掂量，最后还是同意了方索瓦的条件，并且答应给方索瓦拨发一批武器。
这次谈话之后，松冈大佐秘密探访了桃花坞。在方蕴初的墓前，他看见自己的挽联已被刻成石碑，竖在墓侧。松冈大佐问，你把我的祭文刻在令尊墓前，就不怕落汉奸骂名？
方索瓦坦然回答，大丈夫敢作敢当，既然已经跟日本人合作了，骂不骂汉奸都是汉奸，无所谓了。
五桃花坞自卫团从一成立那天起，就意味着比“皇协军”享有更多的特权。首先是松冈奏请江淮派遣军司令部，给自卫团拨发了二百条三八式步枪和十挺歪把子机关枪，很让“皇协军”眼红；不分老少，只要是兵，军饷是每人每月十块大洋，这是“皇协军”排长和真鬼子士兵的待遇，更让“皇协军”心酸。一团团长马甫金和二团团长常相知都在宫临济面前发牢骚，一个公子哥儿临时拉起来看家护院的队伍，怎么就弄得这么红火呢？
宫临济总算对松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松冈心里到底有多少秘密，没有人清楚，但是有一个秘密是公开的，那就是松冈不相信中国人，不相信任何中国人，包括“皇协军”的军官，包括陆安州“亲善商会”的“皇协”人员，包括他新结识的诸如夏侯舒城、王月凤之流的陆安州工商界人士。但是这并不妨碍松冈同这些人“亲善”。对于松冈来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敌人，不同的是，有的是公开的敌人，有的是潜在的敌人，有的是今天的敌人，有的是明天的敌人，有的是后天的敌人，有的则是明年或者后年的敌人。异国作战，尤其是长期驻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有一批可以利用的异国人。利用他们的威望、骗术、武力、智慧或者贪欲来为“皇军”效力；利用他们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通过他们之间的互相消耗来平衡“皇军”雄踞其上的格局。利用中国人来收拾中国人，很容易奏效，这真是非常合算的事情。
桃花坞的“模范行为”更坚定了松冈成立陆安州“亲善政府”的决心，日本驻屯军华东司令部也认为应该有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政府机构来替“皇军”工作，这样更有说服力，这也是建立“王道乐土”的必然要求。经过一番动员和推让，最后就确定以原拟定的“亲善商会”人马为基础，干脆成立一个“亲善政府”，反正作用都是一样的。
在酝酿“亲善政府”组成人员时，原信少佐一反过去对松冈唯唯诺诺的常态，激烈地反对由夏侯舒城出任“亲善政府”市长。原信说，夏侯舒城的排日情绪非常明显，对于日军军官态度傲慢，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对“皇军”忠心耿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