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是疯狂又无法计算的东西，价值则是固有且无法摧毁的东西。
——G.K.切斯特顿
一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
星巴克盒子里装着丹麦点心、甜甜圈和咖啡，用于经济系教职员聘任委员会的晨间会议提振精神。“银餐具”其实是塑料的，杯子是泡沫塑料杯。委员会成员来开会，也不是看在食物和饮料的质或是量的份上。
委员会的成员横跨了“老中青”三代。赫伯特·亚伯拉罕是部门里面的资深人士，大家信赖他的成熟老到，可以避免犯下任何严重错误。马修·贝托司是年轻的土耳其人，安排他在委员会里显示蒙特维斯塔关心年轻教职员的观点。汉纳·托司玛的位置也很重要，因为她既非年轻没经验，也不像某些资深教授一样疲乏到漠不关心。身为副教授，托司玛是温度适中的“缓和剂”，也让委员会的性别更多元。
每个聘任委员会里也有来自其他系的教职员代表，他们的工作（这只是猜测），是报告院长或教务长，系里的成员是否有人暗地搞鬼，或是不认真对待招聘的任务。艺术系的迈克尔·卡瓦诺是会议里最特殊的成员。他不具备特殊专业可评估经济学家的学术潜力，但他会担任行政部门的耳目，万一经济系聘任委员会在任何时候未能遵循适合的流程，他便会提出警告。等到斯皮尔曼加入委员会时，已经是邀请候选人来校拜访的时间。
会议一开始，委员会里常有的谈话声马上消失。一小迭履历、推荐信和访谈笔记放在委员面前的桌上，但是没有人敢先开口。大家全都在等斯皮尔曼说出他的建议与评分，而他的答复让众人大为吃惊。
“你们三位曾进行访谈的委员比我和卡瓦诺教授都更懂。这些书面数据可以让我们有具体的概念，但是你们见过他们本人。我想你们应该要带头，然后我们两位，”斯皮尔曼对着卡瓦诺教授点点头：“会提供我们的想法。”这番发言打破沉默，接着亚伯拉罕、托司玛和贝托司分别报告他们对助理教授的评等想法，这也是委员会当天唯一要考虑的职缺。
在委员辩论的时候，斯皮尔曼同时在回想。当亚拉巴马州或密歇安州提供运动员奖学金给杰出的高中橄榄球球员时，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年轻人会成为顶尖的运动员。但不清楚的是，他在学业上是否也能达标。蒙特维斯塔的聘任委员会也面对同样的两难。经济系新博士候选人的研究潜力，比未来的教学才能更容易预估。这对哈佛这些学校有利，他们会聘请有研究获奖潜力的年轻教授。但是对蒙特维斯塔这样的学校来说，教学才是重点，所以更难事先看出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候选人，在教室里表现会如何，所以招聘成本也更高。
让任务难上加难的，是经济领域新博士的劳力市场状况。除了高等教育机构外，还有其他领域也需要博士人才，智库、政府机构、银行、企业和咨询公司都寻求经济学家的服务。虽然委员会能够按照系里要求的特质过滤申请者，但他们也明白，学校做出的任何招聘提案，不一定会被接受。
委员会的人选最后缩小到两位候选人。其中一位的教授在推荐信里大力举荐他的论文：延伸杜鲁门·彪利的竞争均衡模型至无限多商品。贝托司青睐这位候选人，说了好几次“彪利的模型正是当前的热点”。另外一位候选人则是计量经济学家，她的论文写的是非高斯非线性时序。她的专长是时序情境下的核密度估计。她对小波分析也有所研究。托司玛指出，系里需要对主修经济的学生强化计量经济学的教学。
轮到斯皮尔曼发言时，他说：“我想这里需要看看哪位候选人的教学技巧比较强。聘请一位同事是项重大投资。你不会想投资在某位不太可能通过蒙特维斯塔教学考验的人。所以这时应该看看申请者在研究所时期有哪些教学经验，作为判断依据。如果还没这样做，也可以读读他们的博士论文。从论文里可以得知候选者的书写能力是否良好。如果写得不够清楚，很可能也会教得很模糊。我个人会忽略推荐信的内容。”
“你为什么这样说推荐信？”卡瓦诺教授问：“我一直以为推荐信很重要。”
“我读过数百封这种信件，”斯皮尔曼说：“多数都热情澎湃的赞扬：‘数年来我遇过最棒的学生’‘我教过最好的学生’等，屡见不鲜。所以我会回到第一原则，勿忘其中的经济诱因。教授想帮学生拿到工作，他们的声望也会受此影响。年轻教职员的市场不是重复购买的市场。推销一位学生可不比卖一辆新车：对方知道你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回来做下一轮‘采购’，所以他也会据此决定策略。”斯皮尔曼看了看讨论桌旁的其他委员会成员。“如果蒙特维斯塔聘请了刚从知名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未来几年不会再回来雇用许多毕业生。这种市场就值得格外留心，而且也要承担可观的搜寻成本。”
卡瓦诺承认两位候选者都令他难以决定。“我知道在这里我是外行，但是在我看起来，这些候选人比较……”他停了一下想要找出正确的字。“……比较像是技师而不是教师。他们的论文都没有写到要怎么帮助正在当园丁的西班牙裔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不就是经济学吗？他们也没有写到要怎么把圣安东尼奥的游民纳入到好的公共住宅里。我觉得这些都是经济学家要解决的重大事件。我知道听起来很自私，但是你们考虑的这些候选人也没有写过任何关于如何更支持艺术的文章。这个国家浪费在体育和军队上的钱多得离谱，但同时间，艺术一直都投入不足。”
话说完之后，房间里安静到能听见墙上时钟的嘀嗒声。
接近中午时，委员会成员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讨论，决定一起到教职员俱乐部用午餐。俱乐部里的食物远胜过早餐发的甜甜圈。一群人走过校园时，经过校内最大的一栋建筑。门口的花岗岩牌子写着“安德鲁·克蓝普顿图书馆”。
“我在想，谁是安德鲁·克蓝普顿？”贝托司问。但是一开始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即便他对于自己能给的答案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身为最资深的教职员，亚伯拉罕觉得自己有义务要做出回答：“我不确定。”他边说边转头看着那栋楼，仿佛再看一眼这栋熟悉的建筑会给他更多关于来源的线索。他转向贝托司和其他人说：“我也不知道，虽然我已经来蒙特维斯塔好几年了，也走进这栋建筑物好几百次。”
“我想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斯皮尔曼自愿回答。大家用惊讶的眼神看着他。斯皮尔曼显然很享受这一刻，他继续说：“我知道我是新来的，但我相信克蓝普顿是位作家。”
“你说他是作家？”卡瓦诺质问：“我不会假装自己知道所有的英语文学，但我没听过叫作克蓝普顿的作家。他到底写过什么？”
斯皮尔曼在回答前先停顿了一下才说：“他写过一张支票。”
卡瓦诺的表情更困惑了：“你说克蓝普顿写过一张支票？”看着斯皮尔曼闪亮的眼睛和卡瓦诺紧皱的眉头，其他委员会成员强忍住笑。
“对。我猜他写了一张支票给蒙特维斯塔大学——然后我猜想克蓝普顿写的东西在这里大受好评。”
卡瓦诺走了几步，才缓然大悟：“喔，对，对。我懂了。你说那个人写了一张支票。你的意思是，克蓝普顿捐钱给学校！”卡瓦诺满脸红光，似乎很高兴自己推论出结果。
“我估计是很大一笔，”斯皮尔曼说：“我不能替蒙特维斯塔发言，不过在哈佛，如果你写一张金额丰厚的支票，行政部门会认为你是位好作家。”
走进大楼的大门时，斯皮尔曼又补一句：“我曾来不懂为什么这么多教授都讨厌资本家。资本家捐了很多钱给学院和大学。但是学院与大学却不从表扬他们的商业技巧，而只表扬他们的写作！英语系教授应该要钦佩这些人的写作技巧如此高超。”
教职员俱乐部的午餐采取自助餐的形式。斯皮尔曼观察到，每位同事都各有所选——亚伯拉罕拿了本日例汤和色拉，托司玛拿了高蛋白奶昔和一大碗清蒸蔬菜，贝托司选了一个大五香熏牛肉三明治，卡瓦诺则是吃白灼鱼片——这让他想到自己的英雄亚当·斯密。没有哪位中央规划员能够料得到在这一天，在这个地点，这些人会点这些餐点作为午餐。就连他们自己一个星期前也不会料到自己会想消费什么东西。但是这五个人似乎都很享受当天的午餐选择，就好像亚当·斯密说的，“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满足大家的需求。
斯皮尔曼又再度沉思起之前公开演讲时，他引用的巴斯夏的话。他明白，有很多产品是圣安东尼奥居民明天会需要的。某些东西，像是汽车零件、日用杂货、衣服和汽油，可以被归类为是必需品。但是当他环顾蒙特维斯塔大学教职员俱乐部里的教授，却又看到一个巨大的矛盾，很多教授都是反市场者。虽然他们心里知道，自己明天和未来的日常必需品，都是从一个自由市场所生产出来的，但是这似乎完全无碍于他们反市场的倾向。
斯皮尔曼曾经警告同事，他得快快吃完，才能赶上十二点三十分在柯帕克大楼进行的电视访问。另外两人在同一时间也一样有其他要务，这顿午餐没办法悠闲享用了。
用餐到一半，卡瓦诺教授转向桌上的其他人说：“读完候选人的履历表和听你们谈过后，我更了解为什么很多人文学院的教授遇到经济学家时，总觉得不自在。”
“因为我们的薪水？”贝托司问。
“马特，这样的问题大概只是个帮后面的话铺垫。”亚伯拉罕纠正年轻的同事。
“不，我是认真的。”贝托司回答：“如果你相信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劳动理论，这就是个有据的抱怨。经济学家的工作不会比人文学系的教授更辛苦，但是我们的薪水却比较多。”
“不，不是这样。”卡瓦诺继续说：“英语系里可能还有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艺术系里面可没有太多这种人。我的不自在其实回推到柏拉图。柏拉图把灵魂比较成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战车。一匹马是情绪，或说是心；另一匹是理性，或是灵。我在所有年轻学者论文里读到的，在你们这个学科里普遍看见的，是理性这匹马，也就是你们所谓的理性行为者。那么，另一匹马呢？你们当然也不否认它的存在吧？”
桌上的每个人都看着斯皮尔曼，他似乎总能在需要的时候说出适当的答案。他想了一下才回答，而且语调非常优雅：“迈克尔，我们不否认有另外一匹马。我们真的不否认。我们认为，经济学家替思想的市场带来一项特殊的才能……一项特殊的资产。相较于其他学科把太多筹码都放在情绪与热情那匹马上，经济学把筹码都放在理性与合理上。”斯皮尔曼把餐具摆在桌上，在思考的时候把手握起来。
“美国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之一和我系出同宗，我有时候会开玩笑地提醒自己，我是‘斯皮尔曼’（Spearman，意为用矛者），他的名字是‘阿罗’ （Arrow，意为箭头），斯坦福大学的肯尼斯·阿罗。他早我好几年拿到诺贝尔奖，实至名归。他是这样说的：‘经济学家受的训练，是把自己想成是理性的捍卫者，将理性赋予其他人，并提供社会理性的建言。’”斯皮尔曼用一只手指指着卡瓦诺：“请注意阿罗用的字：捍卫者。捍卫者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他们保护所有会因为不行动而失去的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请把我们想成是：当你决定要去闻一闻玫瑰时，经济学家是会帮忙在办公室里掩护你的人。”
卡瓦诺无法确定他是被捧了还是被贬了。意识到他的紧张，斯皮尔曼用一句话简单带过：“迈克尔，在经济系的聘任委员会里服务，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之一，而且学校里这样的工作似乎还不少。所以，让我代表我们这些理性行为者，感谢你愿意对委员会提出你的看法，愿意忍受我们，我们欠你这份情。”
对斯皮尔曼的感激之词，卡瓦诺耸耸肩表示无所谓，但他的表情明显和缓许多。
“介意我和你一起走回去吗？”午餐结束后，斯皮尔曼对卡瓦诺说：“我的访谈摄影棚在你们的大楼里。”
“我可以带你过去。”
两个人快步走过校园，斯皮尔曼转向卡瓦诺说：“关于你对我们这个学科焦点的顾虑，恐怕我们没人能给你满意的答案。这是我们大家的职业伤害。”
卡瓦诺用严肃的表情看着斯皮尔曼：“在我心里不只是你们专业的技术本质让人不知所措。经济观点是极度邪恶的，或许特别是在艺术领域。现在我观察到，在我自己的学校，开了一门‘艺术与经济学’的课。你能想象这对我们这些觉得被召来要‘捍卫’艺术的人有多困扰吗？”
“是这样吗？我无法想象我的课会威胁到艺术。”
“喔，但它会，它会。”卡瓦诺说了两次：“我们可能同意对小麦和钢铁这样的东西标上价格不会有什么损害。但是经济学家不肯就此罢手。你们还要替艺术这样的人类的行为标价。”
“损害在哪？”斯皮尔曼发现自己开始跟不上卡瓦诺这个大高个了，得开始加快脚步。
“你真的没看出来是吧，斯皮尔曼教授？让我用你或许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大家通常会到美术馆去欣赏艺术。但最近以来，当人们群起去欣赏像毕加索的《拿着烟斗的男孩》时，他们会看得两眼发直，惊呼：‘这值一亿零四百万美元！’现在大家讲的都是价格标签，而不是艺术本身。我说这都是经济学的错。”
“别责怪经济学，”斯皮尔曼说：“要怪就怪供给和需求，或是怪市场，一亿零四百万都是从那里来的。”
“但是，难道你看不出来……？”卡瓦诺的脚步加快：“经济学这门科学认证了这些价格。虽然解释得很微妙，但是它很快就合理化了现象。不过，我当然不是要你个人负责。”他稍微抬了抬眉毛：“律师可能还是会说你们这样是‘共同过失’。不过不管怎样……一旦经济的轮子让某样东西商品化，在大众现在的心里，它的价值就已经定了。你可能有个标价，我承认，但是你永远也不会获得价值。”
斯皮尔曼喘着大气一言不发地走着。他了解到，他从来不曾和哈佛经济学系的同事有这样的对话。两人走过转角，继续往目的地前进时，出乎卡瓦诺意料之外，斯皮尔曼说：“我可以问些和经济学不相关的事情吗？”
“当然，这样我或许可以贡献点价值。”卡瓦诺自嘲地说。
“我和我夫人到学校没多久，奎恩校长就替我们举办了欢迎晚宴，那次你也在场。我们没有说过话，但是你和我太太佩吉聊过。她告诉我你们的谈话。”
“喔，对，那天晚上我遇到你太太，我记得你坐在奎恩校长旁边，不过恐怕我那天晚上不太正常。”
“对，那场晚宴就发生在特里斯坦·惠勒死后。我太太告诉我，她很惊讶你还能来参加晚宴，毕竟你和惠勒关系很好。”
“那晚是很难熬。”卡瓦诺回应：“我希望我没有在尊夫人面前出糗。我觉得她很迷人。”
“喔，不会，一点也不。你能出席就已经很够意思了。但我想请问一些你和我太太说过的事——关于特里斯坦·惠勒不是自杀的。我的理解是，他的尸体被发现吊在他自己家里的天花板上，底下还有一张翻倒的椅子。你觉得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那不是自杀。”
“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斯皮尔曼再问。
卡瓦诺突然停住，转身面对同伴。“斯皮尔曼教授，你怎么知道你爱你的夫人呢？你就是知道。我了解特里斯坦。我们是同事，我看着他的艺术表达一路转变。我处理过同样的挫败。我和他有一样的敏感。‘敏感’，你在经济学里可不会用到这个字。但是对艺术家来说它的意义非凡。”他又继续前行，表情坚定地走向艺术系大楼。“对于那些你无法用彪利模型理解，或是用小波法衡量的事实，我们都很敏感。我不需要你所谓的‘一般均衡模型’就能知道特里斯坦·惠勒没有自杀。”
“那他是怎么死的？”
“我不确定，但某人要负责。而且不是特里斯坦。”
“或许我这样问有点突然，你认识肖恩·丹尼尔斯吗？”
“当然，我认识系里的每个人。年轻的丹尼尔斯是惠勒的助理。再之前他是我的学生。他是个有趣的年轻人，虽然艺术才华有限，但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对颜色很敏锐，只不过笔刷得太重了。”
“你认为丹尼尔斯会和惠勒的死有关系吗？”
“喔，有关系的，好吗？他发现惠勒死了。你能说得通他为什么会在惠勒的房子里，这我承认，毕竟他替惠勒工作。但是他为什么会那个时候出现在那里？”卡瓦诺耸耸肩。
“你认识惠勒和丹尼尔斯。有什么理由会让丹尼尔斯可能想要置惠勒于死地？”
“系里大家都在传，丹尼尔斯确实有动机，或许还有两个动机，看你怎么算。第一个动机是惠勒变成很难伺候的老板。但是，有哪个教授没遇过很难搞的院长或系主任？你看过教授没事就杀了院长或系主任吗？”卡瓦诺环顾四周，看看旁边有没有人听见。
“第二个动机是丹尼尔斯是惠勒遗嘱的受益人。在这个情况下，肖恩杀了惠勒，才能拿到大笔遗产。惠勒还是个年轻人……或许这样丹尼尔斯得等太久。我猜某些家族成员觉得这可能是原因。虽然他们其实不关心特里斯坦，他们只是不希望遗产被稀释。”
两人走进柯帕克大楼时，几个学生向卡瓦诺挥手，但是卡瓦诺没有察觉。斯皮尔曼继续说：“你知道的，蒙特维斯塔要我们住在欧克蒙巷的访客房舍。我们住的宿舍再过去两间就是惠勒家兼工作室。”
“我知道你们住在哪间。我去过几次。事实上，你隔壁的邻居也和惠勒很熟。外科医生劳尔·拉莫斯。你知道吗？”
“我们最近有碰到面，不过恐怕不是很愉快。你和他很熟吗？”
“喔，当然。他可是圣安东尼奥艺术圈里的大人物。他对艺术有好眼光，有找出新秀的眼力。他也是特拉维斯美术馆的委员。他没怎么关照蒙特维斯塔艺术系，给特拉维斯美术馆的帮助多过于给我们。但是他对惠勒的事业贡献良多。我猜在纽约没几个人知道拉莫斯，但是在这里他绝对是人脉广泛的收藏家。”
两位教授走进侧门，停在卡瓦诺办公室外面。斯皮尔曼猜想谈话的机会就要结束了，于是抛出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他收藏的惠勒画作被偷了。你知道是谁拿走画作的吗？”
“外头一定有一百万种说法。有些人认为是外烩服务生。他们得把东西拿进拿出的，而且外面还停了一辆货车。有些人认为是拉莫斯医生的宾客去探勘房子，把窗户或门打开，等到大家都睡着了才回来下手。有些人说不是这样，一定是专业的艺术窃贼，真正的高手，替某位隐世的收藏家偷画，因为后来也没有人要求赎金。我听说现在演变成是管家偷了画。”卡瓦诺露出怀疑的表情。“搞得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悬疑小说，只不过这次不是文质彬彬、忠心耿耿的管家偷东西，而是甜美勤奋的墨西哥女佣。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一派胡言。”他打开办公室的门，祝斯皮尔曼有个愉快的一天，走进房内，顺手带上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