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广西战事的最新动态，又令事态变得颇为复杂。武宣的太平军已经向外界发出求援的信号。他们指望与凌十八的土匪武装会师。这支土匪位于东南部的陆川，拥有相当大的能量。东北部的贺县也有一股盗匪趁机活跃起来。三月初，他们杀到与广东交界的里松镇，两广的官军不得不会同进剿。交手之后，盗匪从两侧包抄官军，击毙了副将（师级）以下军官多名。
咸丰最为担心的是凌十八，如果他的部队与武宣的太平军或贺县的盗匪会合，反清势力就会迅速壮大。好在徐广缙此时已经剿灭了广东的匪帮，咸丰令他率领得胜之师专门对付凌十八，并叫乔用迁调拨一千兵力，急行军前往广西百色增援。
咸丰不断向广西增兵，不断把高级官吏调往广西，为了事权统一，给他们指派一名自己信得过的统帅，可谓明智的做法。广西的剿匪领导班子年轻化也是势在必行。如果皇帝致力于消除前线领导班子和各部队之间内耗的因素，而不是加强这种趋势，也许能够保证用正确的办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为了杜绝权力失控的可能性，咸丰只能维持不利于团结的格局，而这就使他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在效率上大打折扣。
团队精神的比拼
洪秀全的部队占据武宣东乡以后，冯云山与焦亮根据这里的地势，决定主要驻守两个据点。东乡的东西两面都有六七十里的崇山峻岭，是天然的屏障。只要守住南北两面，太平军就有了生存的空间，也有了撤走的出口。焦亮派兵抢占了北面的双髻和南面的三里墟。
周天爵老当益壮，对军事颇为在行，他看出了焦亮部署兵力的意图。双髻是一个北上的口子，可从陆路通往象州、柳州和桂林。周天爵认为，官军必须把大营扎在双髻以北，阻挡太平军北上的陆路。
但是太平军还有另一条北上之路。他们只要牢牢控制三里墟，从这里派兵打通江路，也可从黔江北上，抵达以上三座大城。何况三里墟还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补给。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平军的军事指挥员确非泛泛之辈。
周天爵洞察敌军的意图以后，派兵抢先控制了水路。他跟金田农民军交手过招，发现先前大大低估了对手。他乐观不起来了。对手中明显隐藏着高人，运用古代的兵法作战。此人首先藏匿实力，然后稍露锋芒，接着出动主力，最终取得大捷，由此而形成一败二胜的规律性。周天爵认为，这就是孙子兵法的实践。
他在作战中得到了太平军的一本小册子，其中记载了一个军的组织结构。他判定这种军制是从古代的周武王那里学来的。他们的一军总人数为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人，只比周武王麾下一军的人数多出一百人。
这种军制显示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班长称司马，每班十人，十个班设一百长；百长以上采取五进制，五百人组成一旅，旅长称为旅帅；五个旅组成一个师，师长称师帅；五个师组成一个军，军长称军帅。由此可以算出，每军统辖一万二千五百人。实际人数多出七百七十人，这应该是军官的人数。
对手的总司令号称洪大元帅。他既可能是洪秀全，也可能是洪大全。他将全部武装力量分编为九个军。这本小册子只记载了他手下第一军的具体情况，末尾说明，其他各军正在按照同一军制组建之中。可以推测，此时他只有一个军的兵力，但胃口不小，企图大肆扩军。
周天爵将这本小册子寄给了北京的内阁。与此同时，他惊奇地发现，对手的兵力不断增强，官军却越战越怕。周天爵认定对手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非凡的军队。与之相比，官军纪律松弛，难进易退，屡经劝诫，仍然疲弱不堪。
周天爵既已奉旨专办军务，不敢怠慢，振奋精力，对武宣剿匪的战局做了一番研究，跟提督向荣和总兵秦定三一起部署兵力：北路由秦定三把守，南路由向荣防堵。但控制水路的官军并非向荣的部队，而是张钊等九名投诚的天地会头目，统领七百水勇在江上巡逻守备。向荣的部队不善水战，全在陆地上驻扎。
由于物资匮乏，太平军遇到了头痛的问题。他们虽有粮食，却无食盐和烟硝。焦亮与冯云山决定拼死速战，攻下秦定三的黔军大营，突围北上。
太平军集中主力在三月二日向秦定三发起猛攻，重创镇远营，但未能实现突围的意图。但只此一战，却造成了官军高层领导人失和。秦定三孤军奋战，拼却损兵折将，也未放跑敌军。向荣的兵力部署比较分散，明显存在问题，战斗打响后，又未及时派兵增援秦定三，显然负有责任。但他反咬一口，指责秦定三临阵退缩，导致失利。周天爵年老昏聩，信以为真。他心直口快，当即把秦定三训斥一通。但调查结果表明，镇远营作战并无退缩情节，周天爵回过头来指责向荣推卸责任。周天爵的这一通胡搅，他自己倒是颇为坦然，秦定三对他却心已不服，向荣对他也很恼火，加上他家公子周光岳从中干预，周天爵更是大失威信。至于秦定三跟向荣之间，就因此事结下了梁子。
焦亮无法突破秦定三的北面防线，打算派出一支兵力向南突围，牵制官军大营的兵力，大部队乘虚北上。这支部队的任务是攻打旧县墟的江口，强行渡到黔江以西，然后南下贵县，去迎接凌十八和刘八的两股天地会。只要此战成功，就能扩充一万多人的兵力。
官军于三月八日得到探报，得知太平军打算西渡黔江，迎接天地会。周天爵认为，控扼水路是当下的关键。可是，向荣称陆军不善操舟，又无法在船上用炮，“断难抵御”。周天爵无法调动向荣和秦定三的积极性，感觉到自己脚陷泥沼，无法自拔。在此困境下，他只好做出“按兵不动”的决定。
好在还有投降过来的张钊，愿意听从调遣。周天爵知道他长于水战，决定用以毒攻毒的老招，让张钊去跟敌军决一死战。投诚的天地会多一点伤亡，周天爵一点也不心痛。
三月十日，张钊果然用炮火压制了在东岸抢渡的太平军，击毙几十人。周天爵等人登山瞭望，看得一清二楚，扳着手指点数太平军的尸体。
太平军在分遣队抢渡的同时，主力扑向秦定三的兵营，攻击部队布满山谷，却无法突破镇远营的防线。周天爵看穿了对手的谋略，对向荣说：“此贼派一股南出，以偏师牵动大营，同时乘虚北上。我等必须多派兵力，昼夜水陆巡逻。”
向荣未当大敌，巡逻还算认真。官军搜索树林、山谷和江畔，抓到敌军的一些探子。有人招供，太平军计中有计。他们的南路派遣军明攻旧县江口，暗攻勒马渡口。周天爵令张钊等人严加守备。张钊拨出少部分船只防守勒马，把大部分船只藏在山脚，严阵以待。南路太平军果然中计，折损二十多人。
在这一时期，官军的谍报工作毫无进展，纯粹依靠俘虏口供来了解敌情。俘虏供称，太平军头目共有几十名，周天爵一一登记，韦昌辉、洪大全、冯云山、杨秀清、胡以晃、曾三秀等人都出现在他的黑名册上。俘虏还说，洪大全和冯云山是最有谋略的指挥员，把部队分散在各处，分头出击，即使打了败仗，也不会遭到重创。
这些口供令周天爵和向荣更不敢轻举妄动。他们一致认为，官军兵力不足，只能坐守待攻，一定要等到兵力大增，才能连营逼近，缩小包围圈，步步进逼，迫使敌军退缩。那时候，只要能把敌军驱赶到罗渌洞，就能聚而歼之。
他们为保守战略寻找借口：如果急于发起猛攻，即便得胜，必定会有敌军逃窜；我在明处，敌在暗处，敌人在交战时分头逃跑，又成了游击局面。结论是，现在出击，致使敌军四出，得不偿失。正确的办法是不求速战，只求固守。以静待动，以逸待劳，才能稳固军心，保持士气。
周天爵、向荣等人用投降的天地会来对付太平反军，究其动机，就是不愿消耗官军的兵力。因此，在针对拜上帝会的早期军事行动中，张钊等天地会叛将贡献甚大，以毒攻毒可以说是这一阶段作战的主要特征。这份功劳应该归于劳崇光的招降纳叛。劳崇光虽未因此得到朝廷的褒奖，但咸丰已对他另眼相看。咸丰看重面子，认为靠叛将取胜有失朝廷颜面。不过他也知道，此法效果非常显著。这是劳崇光后来得到重用的原因。
广西的天地会在这时已经分化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积极地为官府剿匪，充当先锋打头阵，献计献策。张国梁和张钊是其代表。其中有些人要求在消灭太平军以后解散回家，徐广缙和咸丰担心他们重新落草为寇，都认为不妥，要求采取更稳妥的办法。第二阵营加入了金田农民军，林凤祥和罗大纲是其代表，他们后来成为太平名将，一时叱咤风云。第三阵营没有投降官军，也未加入拜上帝会，而是继续当他们的草头王，凌十八是其代表。他们反朝廷的意识刻骨铭心，不愿向异族统治者投降，但又受不了基督教组织的严厉管制。洪秀全一些极端的做法，确实造成了内部的军心动摇，也失去了外部的一些同情者。从冯云山和焦亮的角度看来，这未必不是一个好结果。他们对部队的要求是宁缺毋滥，与其让那些害群之马进入内部捣乱，还不如让他们对森严的约束望而却步。
这个组织要求会众绝对服从借上帝之口发布的命令，萧朝贵是一名严厉的纪律监察官。在起事之初，会众同进同退，互相支援，团队意识远在官军之上。组织在增募兵员时，宣传口号很简单。征兵负责人告诉饥饿的民众，参军便能吃饱饭。但是入伍者必须烧毁家舍，自断退路，坚定造反的决心。对于中国的农民而言，离乡背井，抛宗弃祖，尽毁家业，首先就革了自己的命根子。那些下不了决心的人，自然不会跟从，而一旦选择了加入，就会死心塌地。因此，这支农民军队最坚定的军人，一直是广西老兵。太平军的后期大将李秀成，参军时年纪尚小，就是为了果腹，放火烧掉自家房屋，糊里糊涂跟着“上帝”的部队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未能返回家园。
官军一方最欠缺的品质恰好是团结一致。周天爵和向荣想把太平军困死在东乡一带，采取守株待兔的战法，等待援兵，李星沅未必赞成。也许他更倾向于主动出击。如果真是如此，广西高层的意见可能并不一致。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很容易相信，官军之所以未能在桂平和武宣境内消灭拜上帝会，是因为文武不和，各怀其志。其实，高级指挥员提出不同的作战方案，是很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拍板的钦差大臣无法协调各方意见，明确方案，统一号令。
军队的问题比司令部更为严重。官军各部仿佛不是在一口锅里吃饭，彼此之间若非暗中拆台，便是阳奉阴违。部队来自不同省份，兵勇繁杂，正规军与民兵相互轻视，正规军内部也互不买账。中高级将领统辖关系不明，指挥体系紊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跟司令部意见分歧并无很大的关系，而是朝廷玩弄权术造成的局面。李星沅抵达广西之后，已经身心交瘁，生命力正在衰竭，哪里还有精力排解派系之争和门户之见。何况他当时并未在前线指挥，对军事的干预非常有限。
尽管如此，李星沅仍然给向荣出了个难题，令他在湖南营的官兵中失去了威信。向荣带到广西的湖南绿营，一开始连获胜仗，给向荣的黑色帅旗增威不少，令造反军望而退却。湖南营如此舍命效力，是向荣重金收买的结果。他们每打一次胜仗，向荣就给每名士卒赏银一两。当时兵员不多，官府还能负担得起。可是，等到李星沅抵任时，军饷告罄，若要维持这个制度，省府拿不出庞大的奖励开支。他只得下令，将赏金减为三钱。湖南官兵顿时哗然，发誓不再出力。向荣向李星沅陈情，李星沅只得改回一两，但朝令夕改，无法取信于士卒，人心已经涣散。
向荣知道自己的部队战斗力锐减，所以坚持采取守势。周天爵与他意见一致。他们说，敌情不明，地势险恶，援兵未集，无法发起攻势。就连咸丰也未对这个领导班子寄予过大的希望，他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赛尚阿这个满人亲信大臣身
上了。
咸丰同意了周天爵奏报的作战计划。天子心想，周天爵随军亲征，身在前线，定能明察秋毫，不会信口开河。但是，咸丰担心官军即便是守株待兔，也有可能被敌军冲突出去。他同意官军采取守势，但强调必须严密封锁道路，万不可百密一疏。如果敌军突围成功，与凌十八和刘八会师，那是咸丰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然而，正是这个静围待援的决定，把主动权交给了太平军一方，使得冯云山与焦亮有时间谋划主动出击，战争的天平再次向金田农民军倾斜。
能臣难过做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