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事实的确如此——我唯一的困扰是练习射击。母亲有时会用木头衣架揍我，在我们那个年代，男孩子挨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比如在学校表现不好，试卷上写着红色的不及格，为了不挨骂而冒充母亲的笔迹签了名：已阅，1972年4月14日，伊丽莎白·狄梵萨勒。我擅长伪造签名，不过偶尔也被抓到，那时候木头衣架就派上了用场。
对了，父亲没打过我——揍我的只有母亲。我没觉得自己被虐待。我所有的朋友都经常挨打，大人全是这么教育孩子的。我长到十七八岁时，跟母亲起了几次冲突，我讨厌母亲揍我，怪她不该这么对我。后来我发现用这招对付母亲很有效，她会后悔打我，对我感到愧疚——于是童年的皮肉之苦反而给长大的我带来了好处。我自己的教育理念更倾向于引导而不是指责。我从来没有打过我的两个孩子，虽然有时候我差点忍不住要动手。
我记得应该是1972年9月的一个周六早上，我对父亲说，我不想再跟他去射击场了。之前我一直没有胆量说，可我的十岁生日眼看要到了，最晚圣诞节我就会收到一支手枪。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可能摆脱每周的射击练习。“你觉得那样一支手枪要多少钱？”父亲常问我这句话，对一个在经济窘迫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是因为汽车推销员的薪水低，即便父亲具备魔术师的能力。汽车推销员赚得确实不多，父亲的基本工资虽然很低，但加上销售提成也能让我们一家过上体面的生活。我家经济问题不好的真正原因是父亲一直在购置枪支——手枪、猎枪和左轮手枪。父亲从没告诉过我们他有多少支枪，连母亲也不知道。20世纪80年代时，母亲猜他至少有三十支枪。
我家不富裕，所以我们不能每年都去度假。我记得放假时我总骑着自行车在我家附近闲逛，看看有没有跟我一样没去度假的男孩，这也是少数几件我对父亲心存怨念的事。他应该多带我们去几次海边，比如北海的阿姆鲁姆岛——学校组织我们去过一次，我们大家沿着白色的大沙丘往下滑；或者去荷兰的海滨度假胜地诺德韦克，我们和母亲的家人去过那里。其实十到十五支枪就足够了——即便对父亲这样的人来说也够了。父亲不仅喜欢枪，而且需要枪。
不过，父亲理解——用“理解”一词，完全是为了照顾他的情绪——他的大儿子不想成为一名射击运动员。他问我为什么不想跟他去射击场，我虽然害怕，但还是立刻答道：“一点儿也不好玩。”父亲看着我，没有生气，但非常失望，然后一个人开车去了射击场。我再没去过射击场，父亲也再没要我跟他一起去。虽然我怕得要命，但父亲并没有因此惩罚我，他没有冷落我，我们在树林中散步时他仍然讲故事给我听。我们未来辉煌的冒险经历没受影响，我仍然是他的探险同伴，至少我印象中是这样的。
多年后，从我儿子那里我才知道，当年父亲对我不肯去射击场有多失望。保罗五岁时，父亲给了他一个靶子，一个十五厘米乘十五厘米纸板，边缘淡黄色，正中央有个用白色细线等距离划分的黑色圆圈。纸板上有六个小孔，有的小孔重叠在一起，都在黑色的圆圈内，全部接近靶心。“爷爷说，你枪打得很准。”保罗把靶子拿给我看。我接过来看了一眼后立刻还给了儿子，转身离开了房间。父亲把这个靶子珍藏了整整三十五年。
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是名优秀的射手，我记得我的恐惧，我记得父亲的震怒。这些才是我的童年记忆。
我拒绝练习射击后又过了几周，我发现姐姐每周六上午都不在家。我问母亲，她告诉我说，姐姐跟父亲去射击场了。我觉得很奇怪——姐姐不是个女孩吗？我并没为此感到烦恼，也许姐姐能学会射击，可她不能成为父亲的冒险同伴，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我的童年值得提的事情不多。朋友们来来去去，先是讨厌女孩后来又喜欢女孩——羞涩的亲吻，简短的情书。母亲有时用木头衣架揍我，有时陪我们玩好几个小时的游戏：中国跳棋，掷骰子，挑木棒。父亲坐在沙发上阅读。我只记得一些模糊的片断：洋葱图案的橙色壁纸，绿色的窗帘，收音机里传来沙哑的声音，一位重要人物去世了——好像是阿登纳，二战后的第一位总理，但我不确定——学生们和警察在街头起了冲突，这让父亲又惊又怕。那一定是1967到1968年间的事，威利·勃兰特[1]当选后不久——我记得经常听到他的名字，还有足球运动员弗朗茨·贝肯鲍尔。我们家没电视，所以我都是去朋友家看体育新闻集锦，对了，还有《星际迷航》。母亲把寇克船长和斯波克[2]胸前的符号缝在我们衣服上：她用纸板剪出边缘参差不齐的黄色三角形，再包上布。我记得学校组织我们搭乘飞机去汉堡旅行时，泛美航空公司空姐的蓝色制服，还有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被恐怖分子杀害后的纪念仪式。我记得自己打过几次架，忘记是因为什么了，也接受过学校心理辅导员的测试（没有任何异常——只有一个术语我当时不太明白：抑制型攻击）。“没什么问题。”学校心理辅导员告诉母亲。“没什么问题。”母亲告诉我。
我有一个正常的童年——这点我非常肯定。母亲教我念祷告词，每天晚上我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感谢上帝，祈祷他让我继续拥有这种生活。后来，因为我和父亲相处得很不愉快，让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的童年没那么幸福。我不想承认父亲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可这么做不仅愚蠢，也不公平。我参加和平运动那些年曾经非常痛恨武器，我觉得当年父亲周末带我去射击场是一种虐待儿童的行为。
当你回忆往事时，如果当年你觉得开心，你有权利说自己的童年不快乐吗？我相信你没有。我的确非常讨厌射击场，但也不过是几个周六而已，不是有很多父母把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强加在孩子身上吗？练习射击又有什么不对呢？毕竟是奥运比赛项目啊。谁又敢说去网球场或溜冰场的那些孩子不痛苦呢？
不，我不接受自己拥有不快乐童年的说法——倒不是说一直有人对我洗脑，除了几年前我看过的一位治疗师，当时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他说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应该太正面。我后来几乎没再去过。
注释：
[1]威利·勃兰特（1913—1992年）：1969—1974年任联邦德国总理。
[2]寇克船长（即詹姆斯·泰比里厄斯·寇克）、斯波克，系列科幻电影《星际迷航》中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