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勤劳对于你来说，都意味着一种习以为常的勤勉，你要始终倾尽全力。勤劳在当今世界中是最值得称赞的美德之一了，并且它会永远得到人们的尊重。
如果进一步分析一个民族的勤劳，它大致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长度、广度和强度。前两个方面表明它的范围，后一方面代表的是张力。长度指的是劳作在时间上的体现，广度指的是勤劳者人数的多寡。至于张力，是说在“习以为常的勤勉”和“始终倾尽全力”的工作中所能发挥出来的能量。因此，你把以上三个因素综合在一起，也便得出了最后的结论。然而，偶然来到某地的旅行者和长期定居于此的侨民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不管他们是谁，中国人的勤劳都会打动他们。假如你刚刚来到中国，那么，你的第一印象就一定会是：在社会事务中，这个民族正在履行着约翰·韦斯理（John Wesley）的名言：“全部投入，始终投入。”同时，这也应该是任何一个教会的成功守则。懒惰在中国并不常见，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中国也存在着一些不劳而获的富人，虽然他们在总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这种人毕竟是存在的，他们完全不必考虑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也依旧过得富裕而舒服。但是，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如一些外国人所想象的那样无聊而乏味。实际上，中国的富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他们仍然可以像贫穷时那样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投入自己的激情。
大致可以把中国人分为学者、农民、工匠和商人四种职业，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下面就让我们分别来看一看这些社会阶层吧，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展现本民族的勤劳美德的。
中国的教育模式存在着不少弊病，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西方人总会对此感到不理解，有一点却不得不提，那就是他们往往会为了勤奋而去勤奋，除了勤奋，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报酬。一些有钱人可以靠着自己手中的金钱买到学衔和官职，这样的做法势必挫伤所有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还不是卖官鬻爵所带来的最主要后果，因为人们依旧热衷于科举制度。几乎所有省份都在抱怨候补的人员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不管在什么样的考场里都挤满了应考的学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有时候竞争某一个职位的考生会超过一万人。试着想一想吧，想想那些学生在每次考试中所付出的心血，你就会明白中国人到底有多么勤奋了。在中国的《三字经》中，有这样的事例来说明读书人的苦学：囊萤映雪、负薪挂角。时至今日，这些故事仍然被中国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奉为勤奋刻苦的典范。当然，中国也有很多在进学之后就不再勤勉的例子，但是，在中国人的眼中，这种人并不是真正的学者，因为只有那些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奋斗不止并最终学业有成的人才可以获得学者的光荣称号。除了在中国，我们又能在哪个国家看到祖孙三代共赴考场的神奇现象呢？又有多少人在经过了多年不屈不挠的努力之后，直到自己八十岁的时候才得到了长久以来所梦想的荣誉呢？
北京的《邸报》在1889年的春天刊登了几份关于年老考生在省试中情况的奏折。福建总督上奏折报告说，该省的秋试中总共有九位考生年过八十，还有两位考生年过九十，然而他们却通过了所规定的考试，他们所呈上的文章结构严谨且书法秀美。总督在奏折中还说，那些年老的考生在进学之后的六十年里已经参加了三次晋级考试，假如第四次还不成功的话，他们就会被授予名誉学衔。河南总督也同样报告说有十三位超过八十岁的和一位年逾九十的考生，全部“通过了整整九天的严酷考试，文章完美，用词准确，没有暮年的痕迹。”更令人咋舌的是安徽省的报告，那里的考生有三十五位已经八十开外了，超过九十岁的有十三位之多！你能在其他国家里看到这种现象吗？
如果中国的读书人可以称为吃苦耐劳的话，那么，中国的农民也同样当之无愧。他们的工作就如同管家一般没完没了，在中国北方的各个省份，除了冬闲的一段时间，其他任何时间都有一大堆活要去干。任何国家的农民都是勤劳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中国农民的勤劳却是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
农民阶级的生活尚且如此清苦，那些没有土地、仅仅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工就更加艰难了。从他们刚一出生，饥饿便伴随着他们，许多人更是在无穷无尽的折磨中了此残生。农民会悉心照料每一棵白菜，会仔细清除幼小的害虫，还会耐着性子去抓毛虫，那些农工就全然不同了，他们必须要挣钱来养家糊口，因此即使是再琐碎的工作，他们也会留心。那些出远门的人往往会大半夜就动身赶路，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大家普遍认同的习惯。无论你何时起身，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手里拿着叉子肩上背着箩筐的农民在路旁拾粪。假如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那么，这就是一件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
另外，你还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在不同季节从事两种工作的人。在天津，每当河流冻住、船不能航行的时候，船夫就会去拉冰橇，通过这样的运输来挣取一些微薄的收入。同样，很多地区的农村人在农闲的时候都在编织帽子或带子，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产品出口到国外呢。中国的妇女在空闲时总会去纳鞋底，即使是在大街上聊天的时候她们也不会闲着，不然的话就纺棉花，总之是绝对不会偷懒的。
中国的商人和雇员更是勤劳的阶级，他们真可以用不知疲倦来形容。虽然西方店员的生活也并不轻松，然而，拿他们来和中国的店员作比较的话，他们就清闲太多了。因为中国店员的工作是永远也没有个头的，虽然规定在生意冷清的时候可以有一些休息日，他们却几乎从来也没有休息过，任务反而会异常繁重。
中国的店铺开张很早，打烊却很晚，记账制度又是极为烦琐的，因此，账房为了能够算清一天的收支状况往往会忙碌到很晚。每当没有事情可做的时候，店员们就会坐下来挑拣铜钱，以便能够找出一个罕见的卖个好价钱。
其实这还不是最令人吃惊的，其实中国政界的官员们才是这个国家中最勤勉的阶层，他们的工作也是最令人嫉妒的。官员是每一个有野心的中国人都梦想着能够跻身的阶层。在中国，各级官吏都必须独立处理公务，工作的数量之巨和种类之繁同样是令人咋舌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每一件公务都是由一名官员负责的。我们的工会会员们一直在为八小时工作制奋斗着，假如他们看到了中国官员的日程表又会作何感想呢？下面所列举出来的这张表来自北京外国使团的一位翻译关于某位中国显赫政治家的情况报告：“我曾询问过一位中国内阁大臣，他一直在抱怨日常工作的繁重和疲惫。他每天凌晨两点从家里出发，三点至六点在宫内值班。作为内阁大臣，六点至九点全部在朝中议事。九点至十一点，作为兵部大臣，在兵部办公。作为刑部成员，十二点至下午两点，在刑部例行公务。每天下午，又要作为资深部长，在外务部工作到五六点钟。这是他的日常公务，除此之外，他还经常被指派参与特殊会议，这只能临时插空进行。这样，他几乎很少在晚上七八点钟之前到家。”在此之后——也就是此次谈话过去六个月之后，那位大臣便去世了。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任何奇怪，因为他是由于工作过量心力交瘁去世的。中国的许多官员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倘若他们能够继续工作的话，那无疑是有益于政府的。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了，勤劳者的人数和劳作的时间量也同样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中国人在这两个方面都是遥遥领先的。中国的一天是开始于天色朦胧之中的，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为过。当中国的皇帝上早朝时，欧洲的宫廷依然沉睡于梦乡之中。在中国，这是一件最为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对于西方人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了。全国各地的臣民们也会不同程度地模仿天子的行为。不管是广州的铜匠还是福州的锡铂匠，不管是宁波的木匠还是上海的磨坊工人，或者是北方各省的棉纺织和磨面的工人，他们都是五更起床半夜才睡。假如你到中国旅行，那么，在天亮之前你就能够看到村民们聚集在离家数里的集镇上，他们站在黑暗中等待黎明的来临。天刚蒙蒙亮，他们的生意就开始了，在西方人吃早餐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已将近尾声了。如果你在夏季清晨五点半左右漫步在上海的南京路上，你就会感受到东西方强大的反差，那些在黄浦江畔盖起高楼大厦并在里面经商的西方人此时不见踪影，而亚洲人的大厦和商店里早已是熙熙攘攘、门庭若市了。几个小时之后，街道上才逐渐出现了西方人的身影，直到此时，他们才轻轻松松地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完成半天的工作量了。
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先生也曾经评价过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愉快劳动，他说：“这标志着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满足于自己的环境。这种劳动品质便是中国人最突出的特点，而且理应得到长久的保持，并受到高度的重视。”
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人的劳动强度，因此这里也不得不来谈论一番这个问题。当然，中国人也是亚洲人，他们做事情的方式也同亚洲人并无二致，假如西方人打算用自己的模式来改造这个富有活力的民族的话，那么，西方人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无功的。西方人推崇高度的诚心，而东方人所缺少的正是这一点。即便是没有上帝的暗示，英国人也可以认识到竭尽全力去做事情的重要性。然而，尽管当代宗教和哲学的思想普遍地存在于中国人的头脑之中，可他们前进的步伐却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几千年来积累的经验使他们受益匪浅，因此，他们总是能够像荷马那样泰然自若。
于是，人们不禁会作出一种大胆的想象，那就是在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终将会进行一场残酷而激烈的竞争。假如那一天真的无法避免的话，那么，谁又会进退维谷？谁又会走投无路呢？
所罗门（Solomon）曾有这样的经济格言：“勤劳的双手可以使人致富。”假如这句格言是千真万确的，那么，中华民族就应该是世界上最兴盛的民族之一了。毋庸置疑，假如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美德中寻求到一种平衡，那他们就可以用一些基本的品质来弥补其他方面的一些缺失。比如说“忠诚的美德”就是他们普遍缺乏的一种品质，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办法，一旦“诚”和“爱”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恢复了其应有的价值与地位，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那种无与伦比的勤劳就会给他们带来难以想象的回报与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