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采访王启民，是在他荣获中央表彰的百名“改革先锋”之一的崇高称号之后。
岁月匆匆，难掩沧桑。记得20年前第一次见这位被誉为“新时期铁人”的石油专家时，他是那样的意气风发，激情澎湃！20年过后，我再度来到大庆见到王启民先生时，他一再说自己“老了”“老了”，“八十二岁了还能不算老了嘛”！
如果从年岁和身姿看，现在的王启民先生和20年前他走路如风一般的样儿相比，真的有些显老。然而当我们面对面坐下开腔谈事后，他那爽朗的笑声和坦率的高论，仍然风采不减当年，令我印象深刻。
在松辽石油大会战时的1960年，王启民作为北京石油学院的应届毕业生，选择到大庆油田实习，后来毕业又正式分配到这个石油熔炉的大战场工作，至今再没有离开过一步。我知道王启民先生的老家在浙江湖州，那是个山青水绿湖波荡漾的人间天堂，像他家乡的人和他那个年龄的人，很少会跑到遥远的北大荒一带工作，而且一去不返。“我是个例。当年考大学，在班级里我不是成绩最好的，所以拼不过成绩好的同学们，他们选择清华、上海交大，我就避开他们选择冷门的石油大学。到了大学毕业时，许多人不愿到东北艰苦的地方，我想人家不愿去的地方，我去了不是可以多发挥作用嘛！所以我就坚决要求到大庆去。那个时候的大庆处在会战初期，吃没吃的，睡没睡的，极其艰苦。我是大学生，一到那儿，组织上很信任我，就把我送到井台当技术员。但那时的技术员跟生产队的记工员差不多，每天就到油井上记记数字，统计和汇总材料，几乎日复一日干那些活。你根本不会直接感受到有什么惊天动地和轰轰烈烈的伟业……”王启民最初的工作就是这个状态。
或许换成另一个人、另一位知识青年，他可能就想离开这样一个乏味、呆板和感受不到“激情”的工作岗位，或者即使留下来也不会专心致志。然而王启民不是。
“那个时候，我留在井上的几年里，得以有机会把油田上的各种采油井的‘脾气’和它们所处的‘地下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而且对这些油井在各种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娴熟于心，就像一位登山者熟悉整座山脉的每一条通向高峰的崎岖小道和每一块岩石、崖壁的所有情况一样，甚至对它们在各种风向、天气等环境下的情况，也都了如指掌。”王启民说到初来大庆油田的那几年在采油队当技术员的经历时，格外动情。他说在他年轻时，他身后是一身泥、一身油的石油工人们；在他前面，是一群又一群留过学、上过洋学堂的大专家们……他是介于这两类人之间的一颗“油砂粒”。在石油工人面前，他是一位同在一个井台、同住一条炕铺的“队友”，什么活儿、什么苦难、什么粗糙的话语都“不见外”；在那些大专家眼里，他是满身带着油渍、满腔冒着热气和有棱有角的“井队人”。
很多年前，王启民在领导和石油工人眼里，就是这样一位“油砂粒”，似乎并不起眼，似乎又与众不同。王启民的可贵与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对这些满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他的油井和油井下面的“地下情况”。他比纯粹的打井和守井的石油工人更多地了解井的实际和理论知识；又比那些高谈阔论的大专家们更多地掌握和了解油井的表与里、上与下、内与外、始与末的所有情况，如同一个孩子的父母，远比这个孩子的老师要了解和熟知其脾气与性格，教育孩子，家长的影响力和作用远胜过学校的教书先生。油井的沉与浮、劣与优、高产与低产，他王启民可以道出一千种、一万种的“情况”，像一位中医先生对患者的脉象的诊断般清晰明了……
大庆油田上之所以出现“铁人”王进喜这样一个石油工人的硬汉形象和中国工人伟大精神的典型，就是因为在那个极端困苦、要啥没啥的年代里，王进喜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冲天气概与拼命精神，为大庆油田上义无反顾地奉献出自己全部的热血和精力。
王进喜是大庆的第一位“铁人”。
外貌文质彬彬、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王启民，之所以被大庆人称为“新时期铁人”，就是因为王启民近六十年来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油井和油田这块大地上从未挪过步子、从未移开过自己的眼神、也从未有过一次对油田前景的迷茫。
王启民的“铁人”特质，是一位爱国、爱岗、爱事业、爱石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力量、工作精神以及人格光芒。
在没有人关注他的时候，他笃守和履行着一位普通基层技术人员的职责，用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默默地做着绣娘一样的工作，将每一根丝线勾扎在正确的地方，其针针线线的活儿是饱满的和无瑕疵的。
当有一天有人关注和需要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并无所畏惧地说出自己的见解——像一束夜幕下的光束，去照亮那些黑暗的地方，直到正确的方向、最终的目标实现的那一刻，他都会全力以赴、奉献出所有的能量……
王启民就是这样的“铁人”。
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在大庆工作和生活的人都经历过油田一次又一次的沉与浮，也目睹过从康世恩到田在艺、闵豫、张文昭、杨继良、王德民、蒋其垲、严世才等等一批又一批工程技术专家们为开发油田而付出的努力，或者说他们都为油田的高产稳产作出了自己的不懈努力并贡献了可贵的智慧。需要指出的是，在“文革”结束的前夕，以宋振明为首的一批领导，他们在油田生产面临严重下滑、油田“地下情况”几度危急的关键时刻，一方面高扬起“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的旗帜，另一方面采取了几项对油田起着方向性作用的重大举措：一是地质大调查，二是跳出构造探三肇。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跳出构造探三肇”，指的是随着萨尔图、杏树岗、喇叭甸三大主力油田全面投入开发，大庆长垣七个构造当中储油量最丰富的三个油藏皆面临产量下降且不可逆转的宿命。大庆油田面临着向何处发展、能不能突破年产5000万吨和能否按照国家意愿持续长久的保持年产5000万吨的大命题，在党中央和当时的石油部领导下，当时的大庆领导者作出了一个新的重大战略决策：向一个面积达5740平方公里的新地方，即三肇凹陷区进行勘探找油……这“三肇”指的是肇东、肇州和肇源地区。
“太吸引人了！”当时任大庆油田负责人的宋振明在“大庆油田外围勘探技术座谈会”上刚刚讲完“战略意图”，在场的几百名技术人员的心就都激荡了起来。接着，油田总地质师闵豫用了一个星期将“战略意图”的详细计划向技术人员们全部公开：首先是要对滨北地区的大片未知领域进行地质概查和勘探，加深对那里的地质情况的全面了解；其二，对最具吸引力的三肇地区用模拟磁带地震仪尝试性做一条6次覆盖地震剖面，探明其地层结构；其三是对长垣西部比较熟悉的地区继续进行预探和详探。
“为了确保以上勘探调查和实际效果，我建议：将油田开发研究院改称为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以侧重恢复油田的勘探工作和勘探科研。同时建议在原有的地质综合研究室基础上扩展七个专业研究室，其中计算机站增设地质资料处理室……”闵豫不愧是位地质战略家，他的布局得到了宋振明等油田领导的全力支持。
当时的大庆油田，宋振明、闵豫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大搞勘探，是因为自大会战之后的近十年里，油田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家多产油，打井主要是打采油井和注水井，为后续油田的发现而进行的勘探井基本停滞了。当闵豫他们真正重新实施勘探战略时，便发现此时的油田勘探技术装备已经全面落后，而此时世界石油勘探技术则已进入模拟磁带时代，钻井也发展到了钻头定向引导，试油也已经出现了地震测试仪，测井则与电子计算机联姻大大提高了分辨率。然而大庆的勘探仍然在大会战的“旧兵器时代”——靠普通而笨重的老式钻机。然而，大庆人就有那么一股劲，越困难，他们干得越欢；越难攀登的高峰，越让他们斗志昂扬、满怀激情。
向长垣外围寻找新油田是大庆油田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和重要转折点。这一举动带来的开发大庆油田的新思路，是“大庆外围找大庆，大庆底下找大庆”的宏愿。它预示着大庆自“松基三井”后的大会战之后，在松辽大地的上空响起了一声震天的春雷……
呵，深层的勘探初步结果让地质技术人员们眼界大开，仿佛走出粗劣阴暗的沙丘之后见到了一片柳绿花红之景：要知道，最初的大庆人是一不小心“掉”进了油海之中，后来由于技术不够过硬，油海日益让人烦心，生产严重不稳，地下情况愈加复杂。这个时候，松辽盆地上靠撒大网捕大鱼的好光景一去难复返。以往长垣底下的油田好比大锅里的大白米饭，石油人再轻而易举用勺盛进自己的口中似乎难了，而长垣外围的“小米粥”“五谷杂粮”，正遍地飘香……经过第二次大勘探的大庆，宛如遇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前景。
“大庆油田五千万（吨）稳产十年！”这个口号喊出来的第一个回声就震撼神州大地。因为，全面经济建设更需要石油，人民生活提升也更需要石油，国防现代化同样更需要石油，一句话：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要在东方崛起，但石油紧缺。
紧缺，就意味着国人的目光再次盯上了大庆和大庆油田。口号既是大庆人的豪言壮语，更是祖国和全国人民的期待。但“地下情况”并非按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们早已在寻找各种机会“报复”和折磨人……
这个时候，王启民站到了大庆油田技术新革命的前沿阵地。
出生于1937年的王启民自己说，他的“命”里就跟大庆油田同生死，因为他的生日（9月26日）就是大庆油田的生日。
“大庆油田开发初期，我们对此毫无经验。苏联专家嘲笑我们最初搞的采油试验，说：你们搞的十大试验就是把一块很好的西服料子挖了个洞，做了裤衩，非常可笑的事。我们当时刚从学校出来，心头不服，就想自己干番有为的事业，便拿出铁人王进喜的精神，从最基础的一点一滴做起。”王启民开场白就给我讲了一个他刚到大庆油井队的故事，他说那时兴写对联，他和同学们就在自己住的“干打垒”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横批：闯将在此。他把“闯”字里的“马”写得特别的大——“在当时我就想，别的国家的专家能做到的事，我们中国人一定也能闯出来！我内心誓言做一匹闯荡在大庆油田上的骏马！”
王启民“敢闯”“敢笑”的人生便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所遇的问题，并非是王进喜的“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问题，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庆油田所认为的“灵丹妙药”——温和注水，却挖不出地下的“定时炸弹”——康世恩语。
大庆油田在最“光芒四射”的时候，其实也埋藏了一颗惊天的“定时炸弹”，这就是至1975年时，油田主力油层的产量下降幅度增大，而油井的普遍含水量平均上升到54%，也就是说，油田命运再度危急，面临新的考验。
“油田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大家恨不得都钻到地底下去弄个明白。但就是一下子弄不明白……”王启民说。
被奉为油田开发经典的“温和注水”法，其实是一套外国油田开发的基本方法。顾名思义，它重点在“温和”两字上，对于一些油藏而言，注水要考虑裂缝发育状况，优化注水参量、注水压力等，避免油水过早暴性水淹而提出的控制注水的一种注水思路。中国的油田包括大庆早期开发和后来的如胜利油田、长庆油田等等，都采用“温和注水”实现了顺利开发并保持了一定阶段的稳产，所以大庆油田一直到开采十几年后仍然采用了这种传统的温和注水法。但由于松辽平原地下情况的特殊性，以及大庆油田的“抽油”力度远远高于中外其他油田的速度与强度，温和注水后来带给大庆油田的油层压力令人无比担忧，这直接关联到中国能源危机和现代化进程的大业，故从中央和石油部、再到大庆油田，对此问题都极为关切。
“那个时候，连普通的钻井工和采油工都能明眼知晓，咱们大庆油田遇上了大麻烦，因为油田的许多地方地层压力下降，油井一口比一口快的在递减产油量，而且已经出现了近一半油井被水淹，平均油井的采收率仅为5%……这还了得嘛！别说中央着急，我们的普通石油工人也跟着着急了！”王启民回想当初，如此感慨道。
“王工，你在油井上滚打了十几年，咱们就这样眼看着吃尽千辛万苦找到的油田就这样一天不如一天下去？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嘛！”井队的领导和工友们找来王启民一个劲儿地问。那个时候王启民还不是“总工”，而是主任工程师，但在井队和采油工眼里，他王启民就是“技术权威”——井队的情况他啥都知道，啥困难都能解决。
“办法总是有的，就看我们敢不敢用！”王启民回答得非常肯定。
“你真有办法？”油田领导知道后，就来找王启民。
“我认为有办法！”王启民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自己的意见。
“你这跟以前的‘温和注水’方法有点背道而驰呀！”领导听后有些吃惊。
“是这样，不然就没有突破的希望。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带几个人去高产区块上做试验去，成功了，你们推广，失败了就永不使用我！”别看王启民瘦细条一个，但骨头很硬，他像下军令状似的这样说。
“这个人很有闯劲。让他闯一闯不是不可。”领导终于发话了。
王启民第一次如鱼得水，也第一次有了指挥团队的权力了。
试验组由王启民亲自挑选了4个人，他们分别由搞地质和采油开发的几位技术人员组成，在一口含油量达60%的高产井上作试验。“当时油田上为了防止注入水‘突进’，提出要消灭高产井，即日产百吨以上的高产井不能再保留。我想我们是搞开发研究的，高产井来之不易，为何必须‘消灭’嘛！关键是要搞清‘低速’与‘突进’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形成固定思维，所以试验组是专门朝培养高产井的方向进行试验分析……”根据王启民长期在油井上的细致观察，其实高产井也分有两种：一种是长命的高产井，另一种是短命的高产井。而所谓的“长命”与“短命”都是因为地下的不同情况所决定的。
“那么弄清楚储油的地层情况是关键。”王启民回忆说，他当时调了一位女技术员，专门研究地下情况。这位女技术员有位老师是地质大专家，所以王启民要求她把井上观察到的地质情况及时报告给她的老师，然后请老师解答其奥妙所在。
地质情况搞清后，再经过对井下砂体进行对比和追踪分析，明确了易水淹的高产短命井一般处于河床沉积的下切部位，其底部渗透率最高。而相对长命的高产井则处在河床下切带边部，所以相对含水上升慢。在此基础上，王启民再让搞流体力学的技术员精心画出注入水的流线分布图，其意图是想破解均匀注水的问题所在。
王启民的办法看起来似乎有点拙劣，但他的功夫用在摸清不同高产油井的地下规律，这个“功夫”后来被大专家们盛赞对开发大庆油田高产稳产具有“启民意义”。因为王启民通过多口井的对比，发现注入水突进是有规律的。比如S-1-3-27油井，就是一口典型的高产井，它处于几个时期河道边部叠加的厚油层，日产上百吨，累计产油达到100万吨。后来产量下滑，主要原因是含水上升慢，而它边部处于河床下切带的井厚度较大，所以成了短命井。而另外一些井的情况则与之相反。
“经过反复试验后，我们对不同高产井的地下情况得出初步结论：原来我们开发的几个主力油层，其实并不是湖相沉积，而是河流相沉积，且是由多条河流沉积的储层组成一个相对大平面的储油面积体，这个发现首先是地质学家的认识转变和突破。有了这个正确认识之后，对于我们搞开发动态的人来说，也就初步懂得了注入水突进是油层沉积条件造成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定时炸弹’。这个认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打破和摆脱了我们原先的固定思维模式，这个认识上的飞跃，让我们可以根据新的认识规律来进行对油田的注水开发工作了。高产油不再是以往的那种‘长命’和‘短命’的了，它都应该是相对的稳定寿命了……”当王启民把试验组的结论向领导汇报之后，油田领导宋振明高兴得直拍大腿，问王启民：我给你再大一点的区块试验，你能不能成功？
道理一个样，我会搞成功的！王启民毫不含糊道。
行，他要啥给啥，你们听着啊！宋振明干事向来军人作风。
这回王启民真的感到天地如此之大：他的试验战场比之前的地盘不知大了多少……
稳产高产的奥妙嘛，还是在他的“细功”上：利用动静结合的方法，让地质人员重新修正主要油层原来的砂体图，然后再在主体带部位上加强注水。对高含水的油井，则进行分层堵水，控制含水，其目的是利用主要油层的主体带先提高产量，然后再利用水淹带堵水和继续加强注水，使产量向主体带两侧转移进行接替，保持整个区域所有油井的稳产——这就是他的“王氏非均匀注水法”。结果，王启民试验的这一区块采油速度由1.1%提高到2%，并保持了5年稳产。
别小看了这从1.1%到2%的产油率的提高，它对拥有几万口井的大庆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事实上王启民及他的团队进行这样的试验，也并非像我用了这么简单的几十个文字就顺利完成的。其实这一大区块试验耗了王启民近10年工夫。这10年间他和团队的同事不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在野外的油田上与地下的油和水之间摸索着，这种摸索不是一般人所能坚持得下去的，光是采集和分析的数据就达1000多万个！
“其实，任何科学都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高深和奥妙，它常常在我们的细微工作之中的发现和摸索。”王启民说，当初他就要求试验组人员一不怕苦，二不怕烦，三不怕重复繁琐。特别是在搞清“六分四清”过程中工作非常辛苦，他首先要求大家深刻领会余部长、康部长所说的“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的准确含意，其次要求试验组成员要敢下笨功夫，争当“地层活字典”和“地下好警察”。也正是在这种要求和精神下，王启民带领团队依靠双脚、双眼和双手采集来的1000多万个数据，研发出了一套“分层开采，接替稳产”的注水采油新模式。同样，也正是依靠这些数据的科学和合理的运用，他们为整个大庆油田绘制出了第一套高含水期地下油水饱和度图，从而摸清了油水在平面和剖面上的分布情况，揭示了油田不同含水期开采的基本规律和稳产手段。
王启民的成果获得验证之后，宋振明异常高兴，他像当年余秋里、康世恩给铁人王进喜等“五面红旗”披红戴花一样，给王启民记功授奖。
“5000万吨，稳产它个十年！”宋振明在中央和石油部领导面前拍胸脯。
稳产10年？10个5000万吨年产？这对大庆油田是一个惊天的目标呵！
1976年，大庆第一次实现了年产原油5030万吨，也意味着它第一次跨入了世界特大型油田的行列，从而开创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新纪元！
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因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之后的第二年全面开启，而从1978年之后国家各行各业所需的外汇成倍地增加。大庆人曾经骄傲地告诉我，因为他们油田的出口量成倍增长，大庆对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的外汇贡献量最高时，每100元外汇中就有大庆人创造的14元——14%的份额确实值得石油人骄傲。
现在，大庆为了国家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必须加足马力，力争每年为国家奉献5000万吨原油。
“十年连续5000万吨？不会是在说梦话吧？”有人提出严重质疑。之所以称这质疑“严重”，是因为了解大庆油田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大庆油田并非像油田之外的人认为的大庆地底下全是“咕嘟咕嘟”的油海，而实际情况是：整个油田的油井抽出来的“油”中含水量已经超过95%……
一次又一次地布井、一次又一次地在井之间加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和攻关……然而仍然难以改变油田“今年不知明年”的生产局面，领导们和职工们都深感压力，一方面大庆红旗要高高飘扬，另一方面地底下的情况“越来越不争气”。在这种情况下，大庆人从上到下都在质疑：到底油田能不能实现较长时期的高产稳产，到底还有什么“高招”呢？
“王总，你说说吧！”王启民此时已经是研究院的总工程师。
王启民说，自己当时回答是：油田开发要学会“先吃肥、后吃瘦、再啃骨头，最后还要吸骨髓”。意思是大庆油田不仅主力油层平面上非均质性很严重，纵向上非主力差油层非均质性也很严重，即纵向上层数很多，渗透率很低，级差很大，但储量很丰富。只要我们会把这些差油层逐步地开发动用起来，就可以实现油田较长时间的接替稳产。
换种说法，由于二次加密调整井的对象是表外储层，它相当于做衣服时要扔掉的“边角料”，理当不能划为有效厚度的储层。但这样的“边角料”在广阔的松辽平原上，加起来就不是一般的量了！所以王启民对此激动万分，而假如这个“边角料”成立并能够开采的话，对正面临石油产量压力日益增加的大庆油田的领导甚至石油部领导来说，将是个振奋人心的喜讯。
然而，“边角料”是否可以成为一种资源，当时的分歧不小。首先是来自油田的技术专家层面。“启民啊，咱们的油田地下情况极为复杂。第一次加密井后已经出现了许多让我们头痛的现象，你现在再提出要搞第二次加密井，绝对是冒大风险的事啊！谨慎为好，可不要到处乱讲！”跟王启民说话的是油田的一位副总地质师，而且他非常尖锐地提出了这种意图获取“边角料”地层储量的油井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原有的油井开采，甚至破坏整个储油层的地质压力均衡，从而对油田造成严重伤害。
权威专家的这些意见绝非没有道理，但问题是王启民在研究开采“边角料”时就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现在，他需要的是通过试验来论证这种开采“边角料”的过程并不会影响现有油井开采，也不会改变整个油田的地下情况。科学便是如此，牛顿发现苹果从树上落下，再到提出“万有引力”理论花的时间不下十年。王启民现在提出的开采油田“边角料”观点也需要他自己去寻找到实践的“证据”——
王启民之所以被大庆人誉为“新时期铁人”，就是因为他身上有股当年王进喜的精神——只要能为祖国多献石油，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1988年和1989年两年中，他在中南三区表外储层布置了近20口井，进行开采性试验，以观察表外储层是否有一定的产能和可开采的可行性。
“那个时候，我们吃住在野外，像当年大会战一样，啥苦都吃过。但心里并不觉得苦，因为我们想着如果‘边角料’开采可以获得成功，就又给整个油田连续创造年产5000万吨创造了新的条件。有了这份心思，啥都不在话下！”82岁的王启民回忆起这段历历在目的往事，依然豪气冲天。
经过对在不同试验区内的不同油井提取的岩心分析表明：表外储层都具有物性很差的薄差油层，它们属于泥质粉砂岩，其含油产状均以油斑、油迹为特征，然而其产状厚度都较大，即便那些只有1.5米或2米的隔厚层内，仍旧有一定的厚度可供挖潜开采。“通过试验，再次证明，这样的‘边角料’确是一种特殊的储量资源，由于它不能按原规范划有效厚度，所以我们称其为‘表外储层’……”王启民说。
“既然‘边角料’也能成衣，那就请王工先做几套给我们看看呗！”油田领导很支持王启民的油田开发创新理论。
在杏十一区三口井上进行试验，结果一试采油，初期平均日产6.41吨，经80天的试采后仍达日产2.69吨！
“好嘛！别说一口井是产2吨多，就是一天产一吨油，对油田来说，也是巨大的胜利！”油田领导听说后，专门跑到杏十一区油田现场向王启民表示祝贺。
然而，此时也有人还在观望王启民的另一个“难点”能否突破——开采了“边角料”，会不会形成对原有油井的“偷油”现象。
这一关比开采“边角料”有没有油更复杂和要命。王启民当然清楚，所以他在此问题上所下的功夫也更精到。他首先认为：表外储层不是孤立的砂岩体，它与表内层为同一水动力系统，而且表外层的开采可依托表内层而发挥作用。同时在邻近表内层注水条件下，通过压裂后不仅可以采出表外层自身储量，更重要的是可以采出表内层的部分储量。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它的开采效果不仅好，而且不会“偷”其他油井。
杏五区的8口油井成了这一结论的成败关键！专家和油田上的很多人都在等待王启民的试验结果。
“要心平气和，沉着冷静。”王启民在“决战”时候，表现出了大将风度。
这个试验的复杂性和高难度，超乎想象。而要让人相信他王启民打的“边角料”井抽上来的油是来自“表外储层”而不是“偷”了“表内储层”，这必须有“硬功夫”上手。
“我们就对所布下的8口井拔取本身井网未注水的条件下开采，而且连续19个月进行开采试验，结果油产量令人极为满意，日产油在19个月时还能达到9吨，含水也只有10%。8口井在19个月中累计产油达5757吨，效果比较理想。”王启民用铁的事实，再次证明了他的“边角料”存油理论和实际效果。
“什么？边角料也能产油！”北京方面听说了王启民的创新发明实验及其效果后，立即命他亲赴石油部汇报。
“启民同志，你的这个‘边角料’可是成宝贝了啊！”部里的专家会后，严敦实总地质师把王启民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拍拍他的肩膀，兴奋道：“余、康二位部长对你的‘边角料’采油极感兴趣，约你当面向他们汇报……”
王启民听后，当晚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这距他当年离开北京石油大学参加大会战已经整20年了！这20年中，王启民想，自己从一个普通地质技术员，成长为油田的一名高级工程师，这中间如果没有余、康两位部长正确地带领包括几万名石油铁军苦干巧干、不断探索着干，就不可能有大庆油田的今天，当然也不会有他王启民发挥才智的机会和战场……想到这儿，王启民从床头爬起，奋笔疾书，写了长长的汇报提纲。
第二天，他来到康世恩家，见到了久别的两位老部长。
“放开讲！”已从政治局委员和总政治部主任退任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余秋里一甩空袖，说道。
于是王启民就原原本本地将他在油田上苦心研究出的“边角料”理论，如此这般的全盘托给二位德高望众的老部长听。
“老康，这可是立大功的一个找油新理论啊！你说呢？”余秋里听王启民介绍后，大喜。
康世恩频频点头，连称“是这样”！然后对王启民说，你们发现表外储层也是资源，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突破，它很具有工业开采价值！我认为，据此进行油田二次加密调整工作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建议油田尽快实施方案。
余秋里又道：鉴于“边角料”的特殊性，油田可以暂不列入油田储量之中，也不用向上面报，这样有利于鼓励油田创新发展。你们觉得怎么样？
王启民和同去汇报的石油部领导一听这话，深受鼓舞。
有了余、康两位老部长的表态和支持，大庆油田依据王启民及团队创造的表外储层理论，开始对整个油田的二次加密工作迅速作了全面布局。由此，油田再次开启持续年产5000万吨的快速航程。到1985年，油田不仅胜利实现了10年稳产5000万吨，还攀上了年产5500万吨的高峰，再创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
1984年，王启民受命承担了大庆油田1986-1995年第二个5000万吨稳产10年规划的编制任务。这绝非是件轻松的事。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油田也不是万能的聚宝盆，相反，此时的大庆主力油田的含水量已经升至了历史最高水平。怎么办？
王启民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再次向难啃的骨头和骨髓——更稀薄的表外储层要油。他主持研究并提出了“分阶段多次布井开发调整”理论，让只有几十厘米厚的表外储层也获得开发利用，打破了国内外公认的“不能开采的禁区”，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的目标。之后的5年间，王启民主持了油田高含水后期“稳油控水”项目研究，不但有效地控制了产液量剧增，而且与国家审定的“八五”油田开发指标相比，累计多产原油610多万吨，累计增收节支150亿元。
“新时期铁人”的脚步没有停止，之后王启民又创新研制出能适应油田污水配置的超高分子量聚合物，使大庆油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聚合物驱油提高采收率新技术应用油田，使油田年产5000万吨的高峰一直延至2002年……
连续27年年产原油5000万吨啊！这样的纪录，世界石油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大庆油田由此成为世界石油界独一无二的存在。
为石油而生、为石油而痴的王启民不仅是这一奇迹的见证者，更是创造这一奇迹的功臣。他因此无愧于祖国给予他的“改革先锋”“新时期铁人”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等等崇高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