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发展史上，总有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浪花”，却在酝酿着一场场波澜壮阔、翻江倒海的大潮汐，让人们无法忘却，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我到浙北安吉县余村，正好是2017年的“清明”节。那天早晨，我站在村口，被一块巨石上镌刻的一行苍劲有力的红字所吸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村民们告诉我，这行鲜红如霞的大字，是习近平总书记2005年8月15日视察余村时留下的话。
十几年过去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留下的这句话，犹如一盏引路的明灯，照耀着余村人前行的步履，让这个山村以及山村所在的安吉大地，变成了“中国最美乡村”和第一个获得联合国最佳人居奖的县。
何谓“最美乡村”？何谓“最佳人居”？
——余村便是。
美，对人而言，自然是赏心悦目之感。余村皆有之。你瞧那三面环山的远处，皆是翠竹绿林的群峰，如一道秀丽壮美的屏障，将余村紧紧地呵护在自己的胸膛间；从那忽隐忽现的悬崖与山的褶纹里流淌出的一条条清泉，似银带般织绕在绿林翠竹之间，显得格外醒目；近处，是一棵棵散落在村庄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银杏树，它们有的已经千岁百寿，却依然新枝勃发、绿意盎然，犹如一个个忠诚的卫士，永远守护着小山村的每一个夜晚和每一个白昼；村庄的那条宽阔的主干道，干干净净，仿佛永远不会留下乱飞的纸屑和垃圾。路面平坦整洁，走在其上，有种想舞的冲动；左侧是丰盈多彩的良田，茶园、菜地和花圃连成一片，那金黄色的油菜花，仿佛会将你拖入画中；簇生于民宅前后的新竹，前拥后挤，喜欢客人前去与它们比个高低，那份惬意令人陶醉。村庄整洁美观，传统里透着几许时尚。每一条小巷，幽静而富有情味，即使一辆辆小车驶过，也如优雅的少妇飘然而去，令你不禁侧目。每条路边与各个农家庭院门口，总有些叫不出名的鲜艳小花儿，站在那儿向你招手致意，那份温馨与轻愉，会柔酥你的心，偷掉你的情……
人是余村最生动、最有内容、也最感人的一景。虽然看不到一个年轻人在村庄里游荡，因为他们的身影或是藏在“农家乐”的阵阵笑声里，或是在“创意小楼”的电脑与网络间，或是在山涧竹林的小路上。穿着靓丽衣服的孩子们，每天都像一队队刚出巢的小鸟，欢快的歌声与跳跃的身姿伴着他们走在上学与放学的时光里。老人是余村最常见的风景线：他们或三三两两地在一起欢快地聊着昨天和过去的余村，或独自或成群地聚在一起吹拉弹唱，无拘无束地表演着自己的“拿手戏”；那些闲不住、爱管事的长者，则佩戴着袖章，肩挎着竹框，像训练有素的人民警察和城管人员，时刻等候着每一片垃圾的出现和每一个不文明行为的发生。他们的笑脸和自己动手的点点滴滴，倘若你遇见，定会感到如沐春风、如浴阳光……
余村的美，既有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之美，更有新西兰哈比人村的那种大自然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的美。来之后，你有一种不想再走的感觉；走之后，你的神思里总仿佛有一幅“余村图”时不时地跳出来招惹你。
这，就是今天的余村。
而我知道，2005年3月之前的余村，其实不仅不美，且可能是全国最差的山村之一。它的差并非因为贫困，而是环境的极度污染和生态的严重破坏。那时村里人有句口头禅：“余村余村，死了没尊严、活着比死还受罪。”
村民们回忆说：那时我们靠山吃山，开矿挣钱，结果开山炸死人、石头压死人成为常事。死了还不如一条狗，因为炸死和被石头压死的人，连整尸都不太可能。活着的人，整天生活在漫天笼罩的石灰与烟雾当中，出门要系毛巾，口罩根本不顶用。家里的窗门玻璃要几层，即使这样，一天还要扫地擦桌两三回……
余村人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些大城市的那种无法喘息的雾霾天气。那确实是不适宜生活的环境，但我们现在有数百个城市的人整年整月地生活在这样的天气里。这好比捧着金条、端着山珍海味的饭碗，却在“集体慢性自杀”。
“余村的‘绿水青山’之路，可不是那么容易走过来的，是经历了风风雨雨和不断认识的曲折过程。”20年前，在镇旅游办主任位置上捧着铁饭碗的潘文革回忆起余村的发展史，如此感慨道。
“小的时候，我看着俞万兴、陈其新第一代村干部为了让村上富起来，苦干、好学的劲头，实在值得今天我们这些人学习。余村的开矿是有历史的，古时就有。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别看老书记、老村长他们文化不高，但为百姓致富的思想一点不落后、不守旧。丢下锄头镰刀上山开矿是他们那代人最早的决策。老村长陈其新不识几个字，但为了学知识、学做生意，他口袋里一直揣着两样东西：圆珠笔、小本本，见啥都要记下。村上最早的‘幸福感’是他们这一代领导带领下创造的。第二代的潘领元、赵万芳、陈长法和潘德贤等村干部，更是开拓致富的领路人。开矿、建水泥厂，村里年收入达一二百万就是这些人手上实现的，那个时候，村上一次次被镇上、县上评为全镇、全县的‘首富村’，我们余村人从那个年代开始脸上有了光彩。但也就在那个时候，村上一方面不断在外面获得这荣誉、那奖状，另一方面，百姓怨声载道。尤其是一次次村民惨死的场面、一个个百姓病逝的悲痛情景，刺伤了大家的心。所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以潘德贤为代表的村干部们，开始反省，提出关矿、关厂，恢复绿水青山的决策。但习惯了靠山吃山的余村哪那么容易在关矿、停厂后就有金饭碗可捧，这样就停停关关、关一开一、开一停二的日子持续了好一段时间。我回村工作的过程就是一个说明……”潘文革说，他作为杭州商学院的委培生毕业后，正在镇党政办任副主任兼旅游办主任岗位上干得“出劲”的时候，当时的余村支书潘德贤就一次次来找他，动员其回村主抓旅游开发。
“我好不容易从‘泥腿子’成了‘穿皮鞋’的镇干部，再回村里去湿脚呀？”潘文革笑笑，然后摇头。
“湿湿脚有啥不好！接地气，还长寿呢！”老支书说。
“就我们村？到处乌烟瘴气、山崩地裂，还啥长寿！”潘文革嘲讽道。
老支书的脸阴了，很难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两眼紧紧盯着年华正当的潘文革，一字一句道：“我来找你，就是觉得我们余村再不能靠开矿、办水泥厂过日子了，那会把全村的山和水，还有地，全给毁了，早晚也会把全村人都害死的。所以得改变开矿过日子的老路子了……”
“那干啥？”
“旅游。”
“村上办旅游？”
“是。为啥不能？”老支书很犟地说：“人家城里人爱看好山好水，我们有山有水，为啥不能搞点旅游？”
“这个……”潘文革有些犹豫地说：“旅游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得有好环境和好景点，最主要的要有一批专业管理的人。”
“我已经寻思过了，环境和景点，我们余村不缺好山好水，就是现在被开矿办厂弄坏了，石灰窑和厂子准备下一步要关掉一些。说到旅游管理人才嘛，我早心里有底了。”说到这儿，老支书狡黠地朝潘文革挤挤眼：“你不是镇上的旅游办主任吗？你是最合适的人，又是我们余村人，还有谁比你更合适吗？”
“我……”
“你啥？我看你只要记住一句话：我是余村人，我就该想法不让自己村上的人受苦受难，要让他们富起来！开开心心过好日子！”
“那时我就是被老支书这样一番话‘激将’回到了村里。”潘文革举目美丽如画的今日家乡，感慨万千道：“20年了，余村的变化，真的饱含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与梦想，期间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一任任村干部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活着就要像像样样做个人，死了也要吸口干干净净的空气，还我们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给子孙后代留个美丽家园比啥都强。”2005年3月，新任村支书鲍新民和村委会主任胡加仁，就是怀着这样的强烈愿望，从前任支书刘忠华一班人的手中接过“接力棒”后，带着新班子全体成员，站在村南的那座名曰“青山”却没有一片绿叶的山前，以壮士断腕之气概，向村民们庄严宣布：从此关闭全村所有矿山企业，彻底停止“靠山吃山”做法，调整发展模式，还小村绿水青山！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作出这样的决定，非常不容易。”那天访问已经退休在家的老书记鲍新民时，他这样说。
现在六十周岁的鲍新民，2011年离开村干部岗位，调到余村所在的天荒坪镇“农整办”工作。在余村同样当了二十年干部的他，其间曾做了一届支委、一届村长、两届村支书。这是个言语很少的实干型农村干部，却经历了余村两个不同的“富裕”年代。“现在我们余村是真富，是百姓心里舒畅和生活幸福美满的富。过去余村在安吉全县也是‘首富村’，可那时的‘富’不是真富，其实大家心里都很痛……”鲍新民说。
1992年，36岁的鲍新民被老支书俞万光看中，向新一届村委会推荐为村支部委员。俞万兴是1952年入党的农村老革命，“改天换地”“让庄稼人过好日子”，一直是这位“老支书”的心愿。但在“农业学大寨”的岁月里，俞万兴、陈其新等村干部带领余村人没日没夜地扒竹林、种水稻，却从没有让村里人真正富裕过。后来听说太湖对岸的苏州乡镇企业搞得好，尤其是华西村在搞的“工业”，干部们商量，说广东、苏州包括浙江萧山在内的所有富裕的村庄，都走了一条亦工亦农的道路。我们余村是山区，交通没有别人方便，但余村历史上有过铜矿银矿的开采历史，山里藏着宝贝疙瘩哩！“要想富，就挖矿”，我们也来试试咋样？
“行啊，只要能富，掘地翻山，怎么都行！”从未富裕过的余村人，太渴望那些已经住上楼房、有电视看的农民兄弟姐妹们的生活了！
“我当村干部之前，几任村干部就带领村上人挖山开矿了好几年。我最早是石灰窑矿的拖拉机手，就是把炸开的石头拉到窑上，再把烧成的石灰拖出山卖给客户……靠这样一点一滴地开山卖石灰，我们余村人慢慢地也有了钱，村干部出去开会也能偶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烟’馋馋其他村的干部了。”一直低着头说话的鲍新民，说到这儿默默地一笑。他接着说：“我开始当村长的时候，赶上了全国都在风风火火搞经济、各行各业都在争取大发展的时期。那个时候，在我们农村谁能把集体经济搞上去就是好样的，先是‘十万元村’，再后来是‘百万元村’。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像苏州、广东，包括我们浙江萧山等地方已经有‘千万元村’、‘亿元村’了！那时电视、报纸上几乎天天都在高喊让我们学习、赶超他们。可安吉穷啊，出不了‘千万元村’‘亿元村’，靠挖石卖石头能年收入达到一二百万元的我们余村，成了安吉县的富裕村——‘首富村’。那份荣誉确实也让余村露脸了许多年……”
余村人至今仍然怀念俞万兴、陈其新和后来的潘领元、赵万芳、陈长法、潘德贤等老一代村干部。因为是在他们手上，余村村民第一次喝上了自来水、当上了安吉县第一个“电视村”“电话村”等等让外村人眼红的许多“第一”。
然而，地处绿水青山的安吉腹地的余村，靠挖矿致富的路也引发了当地其他乡村的不同看法，尤其是后来余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一直在二百万元左右的水平上徘徊了好几年，加之当时安吉县委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在全国率先提出“生态立县”的主张后，余村的发展思路开始从单一的开山挖矿致富，被动地转向开发旅游资源、走绿色生态发展的路子。
以当时的县委书记戚才祥为班长的安吉县委，对老典型余村发展建设生态村庄方面给予了支持和帮助，请来专家为余村设计了一个结合山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的《余村村庄规划》。2000年7月5日，安吉县委还在余村召开了“首个生态型山区村庄”建设研讨会。“其实，戚才祥书记提出‘生态立县’的口号时，他和县委压力非常大。戚书记到上面开会，有领导就当面责问他：安吉GDP倒数第一，你提生态立县能当饭吃吗？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也想通过余村这个老典型，在生态立县、立乡、立村上有所突破……”安吉县和浙江省的多位老干部都曾这样对我说：其实“生态立县”“生态立省”，这条道路并没有像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那么平坦、那么平常，甚至可以说，它从一开始就非常艰难，因为它关乎我们要从走了几十年的传统发展道路上，转到一条全新的发展思路上来。
浙江的同志，给我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许多今天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
浦阳江是浙江境内的一条重要河流，自古以来，就有“歌水画田”之说，尤其是元代大文学家的一首《潮溪夜渔》，将浦阳江描绘得像位“梦中情人”一样，令人朝思暮想。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大规模水晶加工业，使得这条美丽江河，渐渐变成了“墨水河”“牛奶河”。有位在江边长大、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上海教授，看到故乡的河变得如此拙形，一气之下，20年不曾回过老家。在浦阳江边住的王蓝英大妈，不到三年之内，眼睁睁地看着4位邻居相继患癌症而亡。曾有一段时间，浦江民间流传这样一则心惊肉跳的传闻，说杭州半山的肿瘤医院里，尽是说浦江土话的人……
“江河咽，人愁绝。浊污横溢随城堞。船无泽，山凋色，乱花明灭，一川烟积，泣，泣，泣！”一位当地诗人这样悲嚎。
七旬老人王蓝英等10名妇女，不堪目睹如此人间悲剧，连续七年奔走呼吁，县上也曾组织几次声势浩大的水晶加工业治理整治行动，但却屡屡失败而告终。
原因并不太复杂，有厂家、也有工商税务的，自然更有政府部门的人，他们拿地方的“GDP”指标和“利税”数据跟你说话，于是其他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
“老实说，世纪之交的那些年里，我们真不知抬腿往哪条发展路上走。作报告，计成绩，离不开GDP。但到下面一走，看看儿时那些碧绿清澈的河水，怎么就成‘墨水河’了！”嘉兴市一位老领导感叹道。
“所以，有人把习近平同志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看作同当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新出山指挥红军的事件一样重要，这是有道理的。”社科界的专家这样说。
呵，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理解，在安吉、在浙江，要比其他地方、其他人早了几年、十几年……这是因为他们在十几年前就有了一个人民的好领导、好领袖。
这样的好领导、好领袖，人民始终记着：
——记着毛泽东帮助他们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记着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领着他们解决了吃饭问题、过上了小康生活；
——记着习近平给了一个持续发展、全面小康的幸福生活和温馨美丽的家园与强盛的国家……
马克思曾经说过，革命的领袖是在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诞生的。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一代代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们，就是这样在一个个不同时期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如今被人简称为“两山”理论的社会新发展理念，再次证实了马克思的英明论断：伟大领袖诞生于伟大实践。
世纪之交的浙江大地，当时正发生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形态：一种是继续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所谓“高速经济”，它的“亮点”是可以在“百强县”“亿元乡”的名单上登榜，当然那里的干部提拔重用也会更快些；另一种是寻找新的出路，将生态经济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当然那些干部因为“GDP”上不去而很可能官位一直“原地踏步”。两种思路、两种作为，冲突很大，甚至在有的地方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那些年，浙江的不少地区、许多企业不顾一切地在追求GDP而不惜破坏生态、破坏自然和祖宗留下的绿水青山，致使群山秃皮无林，江河死鱼泛滥，一个个“癌症村”“怪胎村”“早死村”……频频而出。即使在余村近邻，也有人提出“开山劈岭，三年赶超‘首富村’”的口号。
小小余村，恰逢这样的环境，能不能顶住压力，其实是一场需要勇气和智慧的生死抉择。“我是2004年底刚刚接替村支书的职务。那时村上的几个污染严重的石灰窑都先后关了，连水泥厂也在考虑关停阶段。从环境讲，确实因为关停了这些窑厂后大有改观，山也变绿了，水也变清了，但村集体的经济收入也降到了最低点，由过去的二三百万元，降到了二三十万元……这么点钱，交掉这个费、那个税，别说再给百姓办好事，就连村干部的工资都发不起了。过惯了‘富’日子的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当面指着我的鼻子骂骂咧咧，说：你们又关矿又封山，是想让我们再回到出去讨饭当乞丐的日子啊？有好几次，我站在村口的那棵老银杏树前，瞅着它发新芽的嫩枝，默默问老银杏：你说我们余村的路到底怎么走啊？可老银杏树并不回答我。那些日子，我真的愁得不行，做事也犹豫不决……”鲍新民的内心其实丰富细腻，其心灵闸门一旦打开，情感便如潮汐般汹涌而出——
“余村真正开始关窑转产是从那年国家的‘零点行动’开始的，那时我担任村长，几乎所有难事都要亲自去处理。可以说，关个窑、停个厂，远比开窑办厂复杂得多！”鲍新民理理头上的银丝，苦笑道：“这些白发都是在那个时候长出来的。”
鲍新民说的是实话。余村从粗放型经济发展，重回“绿水青山”生态经济发展之路，其实经历的是一个痛苦过程。
“记得村上开干部会，讨论关石灰窑时，一半以上的干部思想拐不过弯来。他们说，关窑停厂容易，但关了窑、停了厂，村里的收入从哪儿来呀？老百姓更不干，你问为啥？简单啊，老百姓问我：你把窑、把矿、把厂关了，我们上哪儿挣工资？你村长还发不发一个月两三千块钱呀？我回答不上来。村民说，你既然回答不上来，窑还应该开、矿还应该办，工厂更不能关。我就解释，这些企业污染太大，把山整秃了，把水弄脏，人还患上病了。村民就跟我斗嘴，说你村长讲得对啊，我们也不想这样活法，但还有啥路子可走？都出去打工？家里的事谁管？留在家里，就得有口饭吃，还要养家糊口，你停了厂关了窑，也是让我们等死。跟开窑开厂等着被毒死差不多呗！听村民说这些话，我心里真的很苦。更有甚者，村里许多村民的拖拉机是刚刚买的，一部拖拉机少说也得三五万元，他们是倾尽了全力买的‘吃饭工具’，本来是想到矿上窑上拉活挣钱的，现在我们把矿窑和工厂停了，不等于要他们的命嘛！”说到这里，老支书鲍新民连连摇摇，然后长叹一声，道：“当时真有几个小年轻，他们闹到我家里，指着我的鼻尖，责问我：说你村长敢绝我活路，我就敢先断你子孙……当时的矛盾确实很尖锐。根本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对我们村干部来说，最要命的还是关了窑、关了矿、停了厂，村上的经济收入一下子就几十万、几十万地往下降，这一降，全村原来开门做的一些事就转不动了，这是真要命的啊！所以，我们余村当初关矿停厂的思想转变也不是一下子通的，前后用了六七年里，可以说是关关停停、犹犹豫豫了好一段时间……”
从上世纪末的国家“零点行动”，至2004年8月，余村的五座石灰窑，及规模比较大的化工厂和水泥厂才全部关停，而关停也是先由小再到大慢慢完成的。“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大家一方面感觉，再不能以牺牲绿水青山和百姓的健康，来换取所谓的‘致富’和壮大集体经济了，另一方面又对绿的水、青的山能不能真正让百姓富起来缺乏信心。”鲍新民说。
春去夏至，江南大地到处绿意盎然，鸟语花香。正当鲍新民和余村处在犹豫不决的十字路口时，习近平来到了这个小山村。
“我是头一回见习书记那么大的领导。当时心里蛮紧张的。本来习书记是来检查研究我们的民主法治村建设情况的，我从村长转任支书才几个月，也没有啥准备，又本来嘴就笨，所以等镇上的韩书记汇报完后，我就开始讲村里关掉石灰窑、水泥厂和化工厂后，准备搞旅游的事。习书记听后便问我开水泥厂和化工厂一年收入有多少，我说好的时候几百万。他又问我为什么要关掉。我说污染太严重。我们余村是在一条溪流的上游，从厂矿排出的污水带给下游的村庄和百姓非常大的危害，而且我们余村自己这些年由于挖矿烧石灰，长年灰尘笼罩，乌烟瘴气，大家都像生活在有毒的牢笼里似的，即使口袋里有几个钱，也都送到医院去了。习书记听后便明了果断地告诉我：你们关矿停厂，是高明之举！听到习书记这样评价我们余村的做法，我的心头豁然感到明朗和感动！他可是大领导啊！他的话不仅表扬和肯定了我们过去关矿封山、还乡村绿水青山的做法是正确的，尤其是听他接下去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我过去脑子里留下的许多顾虑和犹豫，这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时隔多年，余村老支书说到此处，仍然激动地连拍三下大腿，站了起来。
令鲍新民永远难忘的是，那天习近平书记在那间狭小的村委会的会议室里，不顾闷热的环境，帮助他和其他干部分析“生态经济”为什么是余村这样的地方的必由之路和充满前景的发展道路。鲍新民回忆说：“那天习书记在我们余村前后停留了近两个小时，有一半时间是在给我们几个村干部分析像余村这样的浙北山区乡村的发展思路，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生态资源是你们最可贵的资源，搞经济，抓发展，不能见什么好就都要，更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定不能迷恋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习书记不仅平易近人，而且格外真心地为我们指方向，他说你们安吉这里是块宝地，离上海、苏州和杭州，都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逆城市化现象会更加明显，他让我们一定要抓好度假旅游这件事……看看余村，再看看安吉的今天，习书记当年说的事，现在我们全都实现了！水绿了，山青了，上海、杭州还有苏州，甚至外国人都跑到我们这里来旅游度假，给我们口袋里送钱！十二年前啊，习书记就有这么英明的远见……”
走在熟悉而美丽的村庄大道上，鲍新民时不时地感叹着，他的眼里闪动着晶莹：“做梦都想不到，习书记当年给我们指引的这条路，让我们的村庄彻底地改变了，变得连我们自己都想不到的美；村上的人，现在不仅生活幸福了，情操和品位也大大上了台阶。今天再看余村，感觉就是换了一个时代！”
是啊，在余村，在余村所在的安吉、湖州，以及整个浙江大地，我与鲍新民一样，眼见为实地看到了一个发生在身边的全新的、如旭日冉冉升起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叫“中国时代”！她正如拂面的春风，扑面而来，是那样清爽而炽热，激荡而朝气，幸福而美丽……
是的，一个伟大而全新的时代已从这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