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作者很少“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唯独对于严贡生，笔笔不肯放过，放手大写其可恶。
《儒林外史》第四回——“荐亡斋和尚吃官司，打秋风乡绅遭横事”，正当范进中举以后、严家的遗产争讼一案发生以前，是一个过渡性的章回，严贡生就在这时候亮相。
老奸臣猾的张静斋带着范进前往“地方肥美”的高要县去“秋风一二”。在关帝庙，他们遇到了“舍下就在咫尺”的严贡生。严贡生的外貌似乎并不怎么出众：“蜜蜂眼，高鼻梁，络腮胡子”，很容易使人产生其人奸诈的误会和错觉。待到严贡生与张静斋、范进一见面，我们立即就会认识到，从严贡生的外貌得到的印象是靠不住的了。你看严贡生在张静斋和范进的面前，谈吐何等文雅，举止多么大方。谁说严贡生吝啬呢，在两位举人面前，他慷慨得很：
严家家人掇了一个食盒来，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开盒盖，九个盘子，都是鸡、鸭、糟鱼、火腿之类。
“严贡生请二位老先生上席”，为他们斟酒，为自己未能请二位“降临寒舍”表示歉意。他懂得把钱用在哪儿，知道该向什么人献殷勤。在这些方面，严贡生比他那个只知聚敛的弟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为了使两位举人老爷不至于太小看了他这位贡生，他谦逊地、略带一些羞涩和忸怩地在范、张面前给自己作了这么一个自我鉴定：
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错爱。
这无疑是严贡生献给自己的一束鲜花。他在向自己的“为人率真”表示敬意以后，就开始把话题转向高要县的“钱粮耗羡”。严贡生对于这类事真可谓了如指掌：
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实有万金。他还有些枝叶，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
“这个做法”“有些枝叶”，话讲得很含蓄，但是，在素不相识的范、张面前议论起官员来，总不能不有所顾虑，所以严贡生“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看来，汤父母与严贡生虽是“极好的相与”，却远算不上“要紧的人”。
严贡生的“自我鉴定”刚刚做好，“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给他露了馅。原来是严贡生赖了人家一口猪，人家吵上门来了。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严贡生只好含糊过去：“我知道了，你先去吧，我就来。”又赶忙向范、张二位声明：“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初入仕途、本性老实的范进可能还蒙在鼓里，真的“有所不知”；老家伙张静斋恐怕早就看出苗头，无须严贡生来多作解释了。
吴敬梓在这里没有急于去揭严贡生的底，而是给读者透点风，埋下几许伏笔，为第五回、第六回的放手大写做好准备。
小说写完罢市、闹衙的风波以后，顺手插入王小二、黄梦统两个乡民的告状，直揭严贡生为非作歹的劣绅面目。严贡生家刚生下几天的小猪跑到王小二家，严贡生借口“猪到人家，再寻回来最不利市”，硬逼人家八钱银子把猪买去。猪在王家养着，“不想错走到严家去”，严家竟把猪扣了，说“猪本来是他的”。王小二的哥王大和严家吵了几句，竟“被严贡生几个儿子，拿闩门的闩，赶面的杖，打了一个臭死，腿都打折了”。严贡生还用一张根本没付过钱的借约，讹诈农民黄梦统，黑着良心向人“要这几个月的利钱”。
两件案子都算不得什么大事，情节却很恶劣。严贡生的横行不法、卑劣无耻，暴露无遗。原来那位“极好的相与”——汤父母并不认识严贡生，他还要拿问严贡生，严贡生只好落荒而逃了。
借严贡生的避风，作者又引出严贡生的弟弟严监生。严监生敛财有道，却胆小怕事，“终日里受大房里的气。”严贡生闯下祸，溜之乎也，却要严监生花钱收拾残局。
“二严”虽是亲兄弟，却没有一点儿感情。严监生平日有所依赖的，倒是王氏的两个兄弟王德和王仁。严监生与“二王”对严老大都没有什么好感，所以议论起严老大的缺德之处，谈得十分投机。
“二王”首先就严贡生的避风加以讽刺；“你令兄平日常说同汤公相与的，怎的这一点儿事就唬走了？”严监生则对于哥哥一家六口人都没有什么好印象：
只是我家嫂也是个糊涂人，几个舍侄，就像生狼一般，一总也不听教训，他怎肯把这猪和借约拿出来？
“二王”最瞧不起的，是严贡生的吝啬。两兄弟一递一接，大揭严贡生之吝啬。一个说：“从不曾见他家一席酒。”一个说：“他为出一个贡，拉人出贺礼，把总甲、地方都派分子，县里狗腿差是不消说，弄了有一二百吊钱，还欠下厨子钱，屠户肉案子上的钱至今也不肯还，过两个月在家吵一回，成甚么模样！”
“二王”虽然了解一些行为，但真正知根知底的还是严监生。他告诉“二王”，严老大“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你说这事如何是好！”
在读者对严贡生的底细有所了解以后。作者就屡次点明王氏病重的情况，渐渐地把遗产问题端了出来。遗产问题产生以后，再把严监生、赵氏、“二王”、严贡生的活动都集中起来。这就创造了一个条件，使作者能够在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来描写人物。严贡生的思想与性格变得更加使人容易理解，形象也变得更为真实。
严贡生开始时完全被排除在遗产问题之外。严监生和赵氏把“二王”当知心，不惜工本地拉拢这两位“铮铮有名”的阿舅。王氏病危时赵氏的扶正问题，并没有和严贡生商量，事实上也不需要严贡生的批准。怯懦吝啬的严监生终于在力不从心的人生拼搏中，带着他对财富的无限留恋和忧虑，也带着他的吝啬，带着油灯中曾经多点了一茎灯草的遗憾，离开了人间。
严监生病重期间，他视为“生狼一般”的“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郎中弄药”。他们之所以过来“陪郎中弄药”，自然不是出于对叔叔的孝顺之心。他们无非是想来看看，想来听听，这位家有“十多万银子”的叔父在弥留之际，能否看叔侄份上，发发善心，赏给他们一些什么。严监生灯枯油尽、“伸着两个指头”“总不得断气”的时候，大侄子和二侄子便赶忙上前去。大侄子还装模作样地问：“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还是二侄子痛快，难怪严老大喜欢这个儿子，他一下子就问到钱上去了：“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哪里，不曾吩咐明白？”二侄子问得很含糊，同时也很有触发性。你要把钱给谁，那就快说吧，剩下的时间可不争了，我的二叔！真要把人急死了！遗憾的是，严监生“把两眼睁得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看来，二叔对两位侄子亲切提出的问题毫无兴趣。不仅如此，他对于来人不理解“两个指头”的神秘含意表示非常愤怒。这在怯懦的严监生来说，确实是很少见的。真是人生难得一知己啊，此时此刻，只有赵氏和他心心相印。她知道“别人都说的不相干”，严监生“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恐费了油”，才不肯咽气。原来如此！几个侄子当时心情之失望，可想而知。赵氏上前挑掉一茎灯草，严监生“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作者在严监生身上最后的一笔，锦上添花，完成了这一守财奴形象的塑造。
严监生一死，严贡生什么损失也没有。亲弟的死也没有使他产生任何悲痛的感情。他倒是从赵氏那儿收到了一份厚礼。严贡生在“满心欢喜”之余，暂时没有考虑对孤儿寡母下手。他反而安慰赵氏：“你现今有恁个好儿子，慢慢地带着他过活，焦怎的？”严贡生似乎默认了赵氏的地位，实际上他并未明确承认赵氏的填房身份，只是含糊过去，以作日后翻案的张本。他分明是看到了赵氏“有恁个好儿子”，这儿子的财产继承权是无可争辩的，所以，他只好捺下性子，等待时机成熟。
胆小怕事的严监生只有一个儿子，偏偏还夭折了。作恶多端的严贡生却人丁兴旺。五个儿子个个身体健康，“生狼一般”，拎起“闩门的闩”来毫不费力。赵氏眼看“把个正经主儿去了”，不得已“要立大房里第五个侄子承嗣”。至此，严贡生吞并弟产的时机已趋于成熟。但是，作者却并不急于将故事推向高潮。他先把严贡生打发到省城，写他如何给二令郎办喜事。在严贡生回乡途中，又写了严贡生赖船资的著名插曲。
严贡生最喜欢他的二儿子。在素不相识的张静斋、范进面前，居然也要把县考时“取在前十名”的二儿子提出来炫耀两句。在两位素来不太和睦的阿舅面前，他也要把二令郎提出来吹一通。看来，严贡生儿子虽多，真正成器的却只有一个老二。但是，严贡生给二令郎办喜事时可并不大方。手下人忙了一天，“从早上到此刻，一碗饭也不给人吃”。八钱银子还叫不动的一班吹手，严老大却只给了他二钱四分低银子，“又还扣了他二分戥头”。作者把这个叫不来吹手的喜剧性场面写得十分热闹：严大老官“在厅上嚷成一片声”，二相公披红挂花，“前前后后走着着急”，四斗子“咕嘟着嘴，一路絮聒了出去”。鄙吝成性，“偏生有这些臭排场”！
为了赖掉十二两船资，严贡生硬把云片糕说成是“费了几百两银子”合成的“药”，口口声声要把船家送到汤老爷衙里去，“先打他几十板子再讲”！明明是无理的事，可严贡生能句句站在理上，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我因素日有个晕病”，这一点在船上已经得到充分证明，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严贡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时头晕上来，两眼昏花，口里作恶心，哕出许多清痰来。”这种“药”的疗效也经过了临床治疗的考验：“吃了几片，将肚子揉着，放了两个大屁，登时好了。”这种外表极像云片糕的东西，真是治疗晕病的特效良药，可惜成本高昂，无法大量生产，以满足患者需要。
至于“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这一料药”，那就信不信由你了。倘若你对本药的成本有所怀疑的话，那么可以去询问张老爷和周老爷。“省里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了来的人参，周老爷在四川做官时带了来的黄连”，你敢去问吗？谅你也没有这胆量。有意思的是，船家吃了这种含有四川黄连的药以后，竟一点儿苦味也没有尝出来，却是“吃的甜甜的”。难怪严贡生要骂他“猪八戒吃人参果，全不知滋味了”。
船家自然是只有自认倒霉，高级药已经吃在肚里，人参和黄连还是有营养的。当时又没有化验的技术和仪器，是药是云片糕谁说得清楚！只好“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在这里，作者又安排了几个搬行李的脚子的插话，把气氛点染得十分饱满。脚子们表面上是在责备船家，其实是在揭露严贡生：“方才若不是着紧的问严老爷要喜钱、酒钱，严老爷已经上轿去了”，“都是你们拦住那严老爷，才查到这个药”。作为旁观者的脚子们看得十分清楚，严贡生挖空心思演出的这幕戏不过是为了赖掉那点船资而已。作者借旁观者的旁敲侧击，对这幕丑剧作了一个说明和总结。
严贡生一路上不但盘算好了赖掉喜钱和酒钱的锦囊妙计，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在船上制订好吞并弟产的全部方案，可以说是胸有成竹了。
我们从严监生的嘴里已经得知，严贡生的夫人也不是个贤惠的人；但是，她在心计方面比她丈夫也还要差得很远。她对严贡生准备吞并弟产的计划还毫无心理准备。严贡生到家时，她“正在房里抬东抬西，闹得乱哄哄的”，要为二令郎两口子腾房子。当严贡生问她“二房里高房大厦的，不好住？”的时候，她还摸不着头脑，说出“他有房子，为甚的与你的儿子住”的糊涂话，一点儿也跟不上她丈夫的思路。
严贡生以接收大员的架势来到老二家中，“二王”见他来势不善，赶忙借故溜走，以免沾包。严贡生摆出主子的架势，首先一口咬定赵氏是“小老婆”，只叫她“赵新娘”。他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严贡生把二房中的家人媳妇都叫来训话，以赵氏的名分为中心，大做文章。总而言之，“小老婆管家”的局面是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
严贡生是不讲理的人，但是，他又能句句抓住理。从小说看，没有什么人对他有好感。邻居们平日里让他欺侮惯了，他们对严贡生只有憎恨。船家让他连骗带吓，赖掉了船资。严监生生前“终日里受大房里的气”，对哥哥没有一点感情。县官、府尊也怪他“多事”。家人背地里骂他“偏生有这些臭排场”。王氏兄弟虽说自己也是假道学，但对严贡生的吝啬也极为反感。族长严振先“平日最怕的是严大老官”，怕什么呢？自然是怕他的刁钻无赖。可是，尽管外面人谁都讨厌他，可是，谁都承认“他到底是个正经主子”。赵氏手下的那些家人媳妇不可能对严贡生有什么好感，但他们一致认为“他到底是个正经主子”。“二王”虽然倾向赵氏，但他们也以为“宗嗣大事，我们如何作得主？”族长对严贡生没好感，但他也不敢站在赵氏一边。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严贡生的气焰为什么这么嚣张？为什么他在县里、府里、省按察司那里连连碰壁，在周学道那里又遭到冷遇、被拒之门外以后，依然那么自信？为什么严贡生最后能打赢官司，终于得到弟产的十分之七，“仍旧立的是他二令郎”？根本的原因在于，传统的宗法观念、伦理观念承认“他到底是个正经主子”。只要一口咬定赵氏是“小老婆”，怎么干都有理。所以他满怀信心，“务必要正名份”，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明清社会产生严贡生这样的典型绝非偶然。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末世，它的道德观念已经陈腐不堪。它已经早就不能维系上流社会的信仰。他们之中最腐朽、也是最精明的分子，已经不复存在道德的顾忌，一切只为了享乐。金钱的力量腐蚀着社会的宗法纽带，礼义廉耻已荡然无存。但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这种金钱的巨大腐蚀作用，正是意味着传统伦理道德的进一步虚伪化。像严贡生这样的土豪劣绅正是巧妙地利用着封建的等级名分观念，利用着传统的宗法观念，攫取着金钱和财富。
作者为严贡生设计了赖猪、讹人利钱、赖船资等一系列劣迹，突出了严贡生鄙吝刁钻的劣绅面目，但是，只有吞并弟产一案，才在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深刻地突现出严贡生这一典型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并使我们看到产生这一类人物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