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年—1891年），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的一生比较坎坷。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家。这一年是清嘉庆二十三年，仍属“盛世”。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郭嵩焘从小接受传统教育，以考取功名入仕当官为人生目标。1835年，十八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
然而，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虽然他在1837年考中举人，但1838、1840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直到1847年中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勇”。1856年任南书房行走，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1875年初任福建按察使。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1891年病逝。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
当时，曾国藩二十七岁，刘蓉二十一岁，郭嵩焘只有十九岁。三个湖南年轻人意气风发，纵谈古今，指点江山，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他们朝夕相处，一起登岳麓山，漫步在橘子洲，在湘江中流击水，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分手时，三个人虽然都很疲惫，但内心都很兴奋，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也许这就是志同道合、尘世知己的感觉吧。
从此，二十来岁的三个年轻人、三个好哥们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手足之情，为着共同的志趣奋斗着，基本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了基调。后来，刘蓉和郭嵩焘都成为了曾国藩在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助手。
也许乱世出英雄，曾国藩在即将踏上仕途的时候，清朝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大清帝国了,康乾盛世已经成为了昨日美好的回忆。可以说这个帝国已经风雨飘摇，满目疮痍，有好多问题亟待解决。曾国藩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展宏图，一步一步走上自己事业的巅峰。
从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开始，清朝就已经不再太平。
这一年，全国东南部水涝，大水深达一丈多，十天半月见不到一回太阳，结果江满河溢，淹没房屋田地无数。无独有偶，同年，大清国又遭遇百年大旱，旱得大部分省份树木枯萎、河流干涸。北旱南涝的大灾让道光皇帝寝食难安。
大灾过后，北方干旱的省份起了蝗虫之灾，一脚下去，便是松软软的一片。蝗虫吃庄稼，导致部分地方颗粒无收。百姓没有东西吃，便只能吃蝗虫保命。两湖也流行痘疫，痘疫是要命的瘟疫，再加上缺衣少穿、食不果腹，两湖人口锐减，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于瘟疫。
在举国无措的情况下，道光皇帝带着文武大臣，到天坛祈天。但隆重的祈天的仪式并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上苍并不买道光皇帝的账，蝗虫和痘疫继续肆虐；灾情不仅丝毫没有得到缓解，反倒更加加重。
农历十月初一是大清入关建国的纪念日，本以为这一天会风和日丽，平平安安，偏偏奉天府发生了入关以来首次强烈的地动现象。不仅东陵陵基出现断裂，北陵的两块神道碑也齐腰折断。消息快马报到京师，满朝文武震惊。众所周知，奉天府是大清的陪都，也是大清国的发祥地；东陵和北陵都是皇家的重要的陵寝。这种异象的出现难免让人和大清的国运联系在一起。
此时的曾国藩还在为自己的功名默默奋斗着，沉浸在象牙塔里不能自拔，对外面的世界不那么热衷和关心。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恰恰又是会试的日子。
父亲又让曾国藩进京参加考试，曾家以农为业，本来就不富裕，偿还他借贷易作梅知县的一百两白银后，已经没有钱可以供给曾国藩上京赶考的路费了，只好东挪西借，借来30多吊钱，上路了。
一路上，曾国藩省吃俭用，三月不知肉滋味，即使如此，当他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时，口袋里只剩下三吊钱了。
一般进京应试的举子，大都华服翩翩，高头大马，左簇右拥，风光无限，不可一世。可曾国藩却迥然不同，他身上的土布衣衫经过多次缝补，早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整件衣衫好像是由几块碎步缝合在一起，只要轻轻一拽，就会露出屁股似的。在应试的举人中，再也没有比他还寒酸困窘的人了。
曾国藩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和前后左右那些衣冠华丽、外貌潇洒的京城市民相比，他是那么的寒酸和不起眼。然而，每当有人向他这个乡下人投来惊异的目光时，曾国藩都会以强硬的目光和他们对视，同时在心里对自己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样一想，曾国藩的头颅便又骄傲地昂了起来。
任何人在成就事业前都要经过千辛万苦的磨炼，这是曾国藩早就明白的道理。年幼时，祖父常对他说：“凡是亲自经过千辛万苦而成功的人，享受成功的果实才能心安理得！”此时，他没有因为自己的穷酸而灰心伤感，相反意志越来越坚强。
此刻，除了背水一试，已经没有后路可退了，何况，曾国藩从来就没有想过要退却。
这一年顺天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穆彰阿，一个难得的满族大儒。穆彰阿这个人在曾国藩的升迁仕途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后我们会详细介绍。
这年的会试题目是由皇帝亲自拟定的，正合曾国藩的胃口。这一回提笔再也不觉得生涩了，他将心里所想的，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数千言。很快，结果出来了，曾国藩成绩虽然不算太好，但毕竟入围了——赐同进士出身。
然而，这迟到的同进士的功名没有给曾国藩带来多大的惊喜，而是给他带来一种说不出的窝囊与遗憾。他甚至在发榜当天就想打道回府，后来在众人的劝说下，才勉强留了下来。
同进士毕竟是一个功名，曾国藩为什么会感到是一种羞耻呢？
清代科举，在殿试之后，录取人数100至400不等，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诸人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
这个“同”字，其实就是“不同”的意思，“同进士”其实就是“不同进士”。这就好像是现在的鼓励奖一样，只不过是给这些奋斗多年的秀才一个安慰罢了，以免他们想不开或发泄心中的不满，破坏和谐社会。难怪现在搞个活动，获奖的人总是黑压压的一片，原来，这是老祖宗留下的风俗啊。
不过，同进士的身份确实让人尴尬：好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刚要伸筷子时，却猛然发现盘中的美味佳肴粘着一只青头苍蝇，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又好像娶了小妾，不叫小妾而叫“如夫人”，从字面上看，好像和“夫人”一样，而实际上小妾就是小妾，根本就不是夫人，要做夫人，才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所以，稍微有自尊自爱的人，都会将“同进士出身”当做是一种难言之隐的耻辱。曾国藩对这种耻辱久久不能释怀，有故事为证。
据说，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有一天，两个幕僚无聊时对对联玩。一个出上联“如夫人”，另一个就对“同进士”；一个又把上联加为“如夫人洗脚”，另一个就对“同进士出身”；一个再加“替如夫人洗脚”，另一个再对“赐同进士出身”……正对得高兴，忽听屋子里传来一声巨响，接着就见总督大人铁青着脸从里面出来，拂袖而去。两个幕僚莫名其妙，去问老幕僚。老幕僚一听，忙说：“你们点儿真背，赶紧收拾行李走人吧，曾大人就是‘赐同进士出身’。”二人一听，马上收拾家当逃之夭夭。可见，这种耻辱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心病，如果想要跟着他混饭吃，最好还是不要揭破他这难言的伤疤。
此刻，曾国藩最大的心愿就是走进翰林院，因为按清朝的制度，在翰林院当官不仅升官比较容易，而且，由于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都是由翰林院的人担任，因而与皇帝、皇子以及皇亲国戚接近的机会就比较多了，起码能混个脸熟，以后有什么好差事，才能被这些掌握大权的贵族想起。
不过，是留在京城还是被分发到地方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况且，曾国藩只是个同进士出身，如何能进得了皇上的眼里。他感到前途比较渺茫，自己好像是大海中的一条小船，一个海浪过来就是灭顶之灾。
但幸运女神总是偏袒曾国藩，在他最无助的时候，站在了他的旁边。
经过复试、殿试、朝考后，曾国藩的成绩都很优异，又引起了穆彰阿的高度关注。从这一刻起，曾国藩注定要飞黄腾达，一发不可收拾。
